火柴大王刘鸿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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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世纪的上海,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到这“十里洋场”来闯天下的,不但有外国的冒险家,也有中国的冒险家,其中就有一位名叫刘维忠的浙江定海人。他在上海宝善街开设了一家供人看戏饮茶的“丹桂茶园”。凭着他在上海滩混的好人缘,把三教九流都应酬得满意了,所以生意还算兴隆。他的儿子刘贤喜,经人介绍,在招商局的轮船上做总账房,除了每月优厚的薪水,还经常利用轮船往来的便利条件夹带私货贩卖,从中牟利。因此,刘家十来口人在上海的生活,远远超过温饱有余了。

  1888年,按当时的说法,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吉年。就在这一年,刘贤喜的儿子出世了。祖父刘维忠喜出望外,认为这个生在大吉之年的孙子,将来一定能够大展鸿图,前途无量,所以给孙子起名“鸿生”。小鸿生长得浓眉大眼高鼻梁,刚开始念书,就显出过人的聪明,功课总是全优,深受父母宠爱。不幸的是,小鸿生7岁那年,父亲突然病逝。尽管哥哥继任了轮船账房的职务,收入却大大减少了;同时,由于祖父年迈,茶园的生意也一天不如一天。全家十几口人生活顿时紧张起来,不得不靠上当铺当东西来补贴家庭日用。小小的刘鸿生,每当看到母亲的一脸愁容,心头就蒙上了一层阴影,体会到了艰难的滋味。

  虽然家中交学费已经十分困难,母亲仍然不愿意让聪明好学的儿子失学。她想方设法,让刘鸿生继续读书。刘鸿生13岁进圣约翰中学,4年以后又进入圣约翰大学深造。他发愤苦读,各门功课一直名列前茅,不但可以免交昂贵的学费,而且每月能领到奖学金。

  可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使刘鸿生不得不提前结束他的求学生涯。大学二年级时,美国校长决定送他到美国去学习神学,学成回校担任牧师兼教英文。这样的机会,对于某些人来说,可能是求之不得的,然而刘鸿生却有自己的主见,他不愿学神学,当牧师。培养他上学的母亲也不希望自己的儿子成为一个牧师。刘鸿生拒绝了校长的安排,结果竟被开除学籍。

  18岁的刘鸿生,被迫走上了谋生的道路。凭着一口流利的英语,他当过教员,当过翻译,虽然能维持生活,但他总觉得这些职业不符合自己的志向。1909年,刘鸿生经友人介绍,进入英商开平矿务公司上海办事处当“跑楼”,也就是跑茶楼推销煤炭的推销员,因为当时上海的煤炭交易都是在茶楼里进行的。他腿快嘴勤,态度和蔼,不欺不骗,及时供货,很受用户欢迎,使开平煤炭在上海能够畅销。不久,他就被委任为开平公司驻沪售品处的一号买办。公司还与刘鸿生签订了为期30年的经销合同,规定从上海、苏州、无锡、常州到南京浦口的广大区域,为刘鸿生的独家经销范围。后来,又把运输煤炭的任务也交给刘鸿生,刘鸿生获得的利润也就更大了。短短几年时间,刘鸿生成了友洋财的“煤炭大工”,不但积累了100多万两银子的资产,而且积累了开拓市场的实际经验。但是他也深切地感到,中国人总是被外国人看不起,总是要受外国人的气,而这是因为没有自己的工业,科学技术水平不高。作为一个有志气的中国人,他决心为国为民做点事——创办中国的民族工业!而他所有的资金和经验,正好成了他创办民族企业的坚实基础。

  1919年,刘鸿生迈出了第一步——在苏州创办鸿生火柴公司。

  刘鸿生首先选择火柴工业,是经过认真考虑的。长期以来,中国人是用火石、火镰取火的,直到19世纪中期,才开始使用从欧洲传来的火柴,所以过去中国人把火柴叫做“洋火”。1879年,广东佛山县出现了第一家中国人自己开办的巧明火柴厂,此后几十年中,中国人虽然办了不少火柴厂,但由于原料贵、税收重、技术落后,竞争不过进口火柴,大半都垮台了。刘鸿生的岳父叶世恭,就在上海开着一家燮昌火柴厂,处境也很艰难。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帝国主义忙于战争,输入中国的商品,包括火柴数量都大为减少;加上五四运动爆发,中国人民奋起抵制日本货,提倡国货,全国各地又兴起了办火柴厂的热潮,在短短几年中,全国的火柴厂就增加到100多家。刘鸿生也认为,投资办火柴厂,机器设备简单,大部分工序是手工劳动,所需资金少,风险也就比较小;同时,火柴又是人民生活必需品,价格又低,销路不成问题,经营得好,一定能获得高额利润。

  鸿生火柴公司实行的是股份制,刘鸿生任总经理。因为上海已经有了5家火柴厂,所以他决定将鸿生火柴公司的厂址定在苏州。

  经过紧张的筹备,1920年11月卫日,鸿生火柴公司正式开工生产。这标志着刘鸿生已经从一个洋买办转变为民族企业家。当时全厂拥有各式设备40余台,职1700多名,每天能生产火柴40多箱。然而,由于产品质量不过关,被用户称为“烂糊火柴”,结果连年亏损。同时,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洋货卷土重来,剧烈的竞争再次使大批民族工业濒临破产。刘鸿生岳父经营的老牌的燮昌火柴厂也在1924年被迫停业。尽管鸿生火柴公司的日子也不好过,但刘鸿生还是以一个企业家的魄力,毅然将燮昌火柴厂接收下来。这不但使他减少了一个竞争对手,而且还大大扩充了自己的生产能力。

  工厂扩大了,可产品质量的提高仍然是一个难题。刘鸿生深知,要扩大销售,扭亏为盈,不解决火柴生产上的关键——化学配方问题是不行的。那些日子里,他常常一连几天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查阅有关火柴生产的各种资料,对于火柴生产全过程中的各种技术问题,基本上都能把握住了;可就是这个化学配方问题,由于外国人封锁资料,他始终不得要领。

  刘鸿生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攻克这个难关。这时,有人介绍他认识了沪江大学化学系教授、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化学博士林天骥。两人一见如故。刘鸿生对林天骥诉说了自己办火柴厂缺乏人才的难处,并当场决定聘用林教授为总工程师,聘金每月1000银元!林天骥一来为刘鸿生振兴民族实业的精神所感动,二来如此之高的聘金,在中国企业界中也是少有的,所以欣然答应下来。

  林天骥到厂后,在刘鸿生的支持下,和技术人员一起,经过半年多的试验研究,采用高强度的胶粘剂,解决了火柴头受潮脱落的难题;并购置磨磷机,提高了赤磷面的质量。改进后的鸿生火柴,头大,发火快,火苗白,磷面经久耐用。此后,他们又对生产技术进行了大大小小的多次改进,火柴质量一再提高,受到用户的一致好评。鸿生成为众口一词的名牌产品,不但在国内成了抢手货,而且远销越南等地,一度还打入了南洋市场。工厂的利润也逐年上升。

  中国火柴工业的发展,打破了外国资本家霸占中国火柴市场的美梦。外国资本家是决不甘心的。当时垄断世界火柴市场的,是欧洲的瑞典。1924年后,中国的进口火柴绝大部分是瑞典的凤凰牌火柴。瑞典火柴商依仗自己的产品成本低,从1927年开始,不惜降价倾销,企图挤垮中国的民族工业。而国民政府和各地军阀不但不维护民族工业,反而对中国各火柴厂进口的化学原料层层设卡,加重税收,使得不少火柴厂难以维持,相继倒闭。

  鸿生火柴公司也面临着重大的危机。

  刘鸿生决心与外国火柴斗到底。1928年,他与荧昌火柴厂老板朱子谦联合发起成立了江苏省火柴同业联合会,选举全国闻名的“实业巨子”张謇担任会长。一年后,在刘鸿生等人的组织下,全国52家火柴厂的代表聚集上海,决定成立全国火柴同业联合会,共同抵制瑞典火柴,并公推刘鸿生为常务主席,率领请愿团向南京国民政府作一次大规模的请愿,要求政府采取保护民族工业的措施。可惜,由于当局的不支持和瑞典火柴商的破坏,这些行动都没有取得成功。

  经过反复思考,刘鸿生认识到,指望别人都是靠不住的,最好的办法是实行自救——也就是将同行业的各个公司合并起来,以减少中国人之间的相互竞争,共同抵御瑞典火柴的侵入。第一步可先把长江流域的所有火柴厂合并,然后再向全国扩展。他首先选择的是荧昌和中华两家。这两家火柴厂加上鸿生公司,在江苏呈三足鼎立之势,如能实现3厂合并,就足以控制整个江苏的火柴工业。

  正为亏损严重而发愁的荧昌、中华二厂,积极响应了“鸿生”的号召,3家代表很快坐在一起商讨合作事宜。1930年7月,3家正式合并,成立大中华火柴公司,刘鸿生被推选为总经理。由于增强了相互间的分工协作和经验交流,公司各厂的生产面貌都大为改观,当年产量和销售量都达到了全国火柴产销量的22%,成为中国最大的火柴公司。

  刘鸿生登上了“火柴大王”的宝座。

  紧接着,刘鸿生又马不停蹄,先后合并或购买了九江、汉口、芜湖等地的火柴厂,资本日益雄厚,生产规模越来越大,在同行业中的威信步步提高。上海各大银行因为大中华火柴公司的地位,也纷纷主动向它提供贷款。

  刘鸿生是一个永不满足的人。他喜欢一句外国谚语:“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所以在发展火柴工业的同时,他还先后创办了水泥公司、码头公司、华东煤炭公司、章华毛纺织公司等,并投资银行、保险业务,成为集轻工业、运输业、商业、金融业于一体的实业巨子。也就在1930年,刘鸿生在上海四川路建造了一幢8层的企业大楼,将公馆也迁到8层楼上。经过多年摸底、选择,他已网罗了一大批各行各业的管理专家和技术骨干。在他们的协助下,刘鸿生坐镇大楼,足不出户,就可以对所有企业实行统一调度、统一管理、统一指挥,就像一个拥有千军万马的统帅,春风得意,达到了他一生中的顶峰时期。

  可是,30年代空前规模的世界经济危机很快波及中国,城乡经济一片萧条。而日本对中国实行商品倾销政策,又进一步加剧了经济情况的恶化。刘鸿生的企业也受到极大的冲击,勉强维持到1935年,终于进入了最艰难的阶段。那时的上海报纸上,几乎每天都有许多厂家关门倒闭、厂主自杀的新闻。“刘鸿生要倒”的流言也不断传出,银行、钱庄天天有人登门催还贷款,连刘鸿生的弟弟也认为他再也爬不起来了,硬要从哥哥那里提走他的现金存款。刘鸿生无法,只好拿出银行股票给他做抵押。

  走投无路的刘鸿生,来到了宋子文公馆,希望宋子文能不忘当年老同学的旧情,替他将全部财产抵押给中国银行,换取资金渡过难关。宋子文躺在沙发上,看也不看他,冷冷地问:“你用什么作抵押呢?”刘鸿生忍痛回答:“我全部企业的股票!”哪知宋子文嗤地一声笑了,不屑地说:“你的股票如今不如草纸了!”刘鸿生又气又急,掉头就走了。

  然而,处在生死存亡关头的刘鸿生,就像所有有骨气的民族资本家一样,有一股不甘失败的硬气,只要还有一丝缝隙、一点光明,他也不放弃求生存图发展的努力。终于,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徐新六伸出了支援的手,答应将他们银行贷给刘鸿生的一笔贷款延期一年偿还。这样,刘鸿生获得了喘息的机会。

  为了彻底摆脱危机,刘鸿生选定了自己的核心企业——火柴业作为突破口。当时,国内火柴业面临着洋货倾销、内争激烈、市场紧缩、价格猛跌的局面。刘鸿生仔细谋划,采取了“联华制夷、联美制日,发展全国火柴产销联营”的步骤,以求达到限制生产、制止倾销、稳定价格的目的。

  1935年7月,刘鸿生首先邀集国产火柴制造同业成立联合办事处,继而以此名义与美商火柴公司达成协定,成立了华中地区火柴产销管理委员会,并制定了相应的火柴生产、销售限制办法。最后,刘鸿生又以中华火柴同业联合会首席代表名义,与日商在华火柴同业会进行谈判。日商迫于华商联合会与华中管理委员会的一致行动,不得不加入中华全国火柴产销联营社。

  1936年3月,中华全国火柴产销联营社正式成立,总经理为刘鸿生。社章规定,总社有权对各社员分配生产指标,社员产品交由总社统一发卖,社员不得请求退社。这就有力地限制了日本火柴的走私和偷制,而且也减轻了国内厂家之间的矛盾,使得火柴销路渐趋稳定,售价也有所回升。这一年,大中华火柴公司终于改变了亏损局面,盈利额创造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接着,他又在水泥行业中采取了类似的“联华制夷”方针,稳定了国内的水泥市场,获得了较大的利润。在国内外同行业间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刘鸿生主张国内同业联营,共同抵制外国资本人侵,对保护与抢救民族工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随后,在世界经济复苏和全国农业丰收等有利条件的刺激下,国内经济形势大为好转,刘鸿生的各种企业都开始转危为安,进入又一个高峰。

               (薛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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