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星期一起接连开了五天上海市政协第二次全体大会。所有的会议，连小组讨论，我都参加了。原有委员275 人，此次新聘87 人，共362 人。又邀请各界人士列席467 人。会场在中苏大厦的“友谊电影院”。会议非常紧张热烈。报名发言的有181 人之多，因限于时间，实际发言的仅69 人，其余都改成了书面发言。我提了一项议案（大会总共收到的议案不过25 件），一份书面发言。我原打算只提书面的；二月初的扩大会议上我已讲过两次话，这一回理当让别人登台。小组会上大家提的意见不少，大会发言更是有很多精彩的。一个旧国民党军人（军长阶级）樊崧甫说得声泪俱下；周碧珍报告参加我国民间艺术团今春访问澳门演出的情况，港澳两处的侨胞的热烈反应，真是太动人了。我禁不住在会场上流了泪。好像我自己就是流落在港澳的人的心情。这样的激动，近几年来只在听某些音乐时才会有。当然也有许多八股，拉拉扯扯占了一二十分钟时间，全是自我检讨，左一个保证，右一个决心的空话。归国华侨、牧师、神甫，也都有发言。华侨的爱国情绪特别高，说话也很实在。有一个上海评弹（即说书）艺人，提的意见特别尖锐，他说：“我们要领导给我们干部，要强的干部；吃饭不管事的干部，我们不要，我们不是养老院……”这样的话，在这种场面的会上是破天荒的。主席台上的人都为之动容。……这样的民主精神是大可为国家庆贺的。可惜知识分子（此次邀请列席的以知识分子占绝大多数）没有这样的勇气。会上对于和平解放台湾的问题，也有不少精彩的言论。大会主要讨论的是“中共上海市委”所拟订的《1956—1957 年知识分子工作纲要草案》，里面对于今后对上海知识分子的安排，有32 条具体规划：大致分为三大类：（一）改善党组织与现有知识分子的相互关系，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及生活条件，以利于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潜力；（二）扩大和培养新生力量，开展学术研究和提高知识分子的业务能力；（三）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马列主义学习加强领导与安排。第（一）项已经有一部分事情实行了：上海高级知识分子约有一万人，先照顾其中的3，000 人，例如调配房屋；使知识分子能有一间安静的书室，上海房管局已拨了500 所住房，陆续给一些居住条件特别坏而研究有成绩的教授、专家、作家、艺术家。又分发恃种“治疗证”，可在指定医院当天预约，当天受到治疗：又分发“副食品（如鱼肉等）供应卡”，向指定的伙食供应站去买，不必排队等候。（这两种卡，我也拿到了）。由此你可以看出，政府现在如何重视知识分子。只因为客观条件不够，暂时只能从高级知识分子做起。另外，二月下旬，上海市委开了半个月会，召集各机关、学校、团体的党团干部近万人学习这个政策，要他们接近知识分子，做到“互相信任，互相学习”，对研究工作从各方面支持他们。大会上发言的人一致表示为了报答党与政府的关怀与照顾，要加紧努力，在业务与思想改造各方面积极提高自己。这些消息你听了一定也很兴奋的。我很想以知识分子的身分，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做一些工作。比如写些文章，批评知识分子的缺点等等。政府既然已经作了这样大的努力帮助我们，我们自当加倍努力来配合政府。改善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是个关键性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解决是双方面的，决非片面的。所以我预备写一系列的短文，挖掘并分析知识分子的病根，来提高大家的觉悟，督促大家从实践上痛下功夫，要说到做到。本来我在文艺方面想写一些书评，最近看了二十几种作品，觉得还不能贸然动笔；作品所描写的大半是农村，是解放战争，抗日战争，少数是关于工厂的；我自己对这些实际情况一无所知，光从作品上批评一通，一定是有隔阂的。所以想慢慢的出去走走，看看，多观察之后再写。
看了二十几种创作以后，我受了很深刻的教育。党在各方面数十年来的艰苦斗争，我以前太不了解了；人民大众为了抗日、反封建、反敌伪、反蒋等等所付的血汗与生命的代价，所过的非人的惨酷的日子，也是我以前不了解的。我深深的感到无仇恨即无斗争，即无革命。回想我十七八至二十岁时的反帝情绪，也不能说不高，为什么以后就在安乐窝中消沉了呢？当时因为眼见同班的小同学在“五卅”惨案中被租界巡捕惨杀，所以引起了仇恨，有了斗争的情绪，革命的情绪。以后却是一帆风顺，在社会上从来没受到挫折，更没受到压迫；相反的，因为出身是小地主，多少是在剥削人的地位，更不会对社会制度有如何彻底的仇恨；只是站在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凭着单纯的正义感反对腐败的政府。这是很幼稚的反帝反封建思想，绝对不会走上真正革命的路的。即使我也有过“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想法，对于共产社会也有些向往，但都限于空想。不受现实的鞭策，生在富庶而贫富阶级矛盾比较少的江南，不看见工人阶级血淋淋的被剥削的痛苦，一个人是始终走不出小资产阶级的圈子的，即使希望革命，也抱着“要讲目的也要讲手段”的那种书生之见。直到现在，从近二年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最近又从多少优秀的文艺作品中，从读到的少数理论书籍中，才开始发觉了自己过去的错误，才重新燃烧起已经熄灭了的热情。我并不把自己的过去一笔勾销，说成完全要，不得。但我以前的工作热忱是由于天生的不劳动就要不舒服的性格来的，而不是由于对前途有坚定的乐观的信仰来的；以前对政府各种措施的批评，是站在纯客观的自由主义者（liberal）的立场上提出的，而不是把自己看作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分子的立场上提出的。换句话说：出发点是狭小的，消极的，悲观的。我这样说也不是认为从此我已经改造好了（你当然明白我不会这样想，一向我深信一个人要活到老学到老的）；可是出发点纠正以后，无论对自己的业务或是思想，在改进与提高的过程中，情绪是大不相同的了，看法也大不相同的了。——这些思想，你妈妈也深深体会到；她事实上比我觉悟得早，只是她说不出道理来；一切都要经过我自己的摸索、观察，再加上客观的形势，我才会慢慢的，可也是很实在的醒悟过来。（妈妈也跟着我一本一本的文艺作品吞下去。）说到客观形势，这几年的进步简直是难以想像，单从报纸杂志的内容及文字来看，就比五三年以前不知进步了多少。至于基本建设的成绩，更是有目共睹，不必细说了。陈市长说得好：知识分子只有在事实面前才肯低头。这样的事实摆在面前，谁还会不激动，不大觉大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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