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子接踵而病，一直十个月之久，朱大器的事业大受挫折，而大局却今非昔比，颇有进展了。 　　李鸿章在上海的脚步已站得很稳。松江早已克复，陈世发反正尚未开始行动，不幸在一场战役中死于流弹。青浦、嘉定一带，互有进退，却是淮军占上风的时候居多。李秀成两次苏州会议，想解天京之围，劳而无功，九月间，李鸿章督同已升总兵的程学启、副将刘铭传、郭松林、水师提督黄翼升，大破谭绍光于青浦白鹤港。这一仗下来，李秀成想攻占上海就完全成了梦想了。 　　青浦大捷，自然有洋将的力量在内，常胜军的指挥官换过了，英法协助清军进攻浙东，华尔在收复宁波所属慈溪县的一役中受伤而死。英国提督何伯推荐白齐文接统常胜军。到了十一月里，朝命常胜军赴援金陵——这是薛焕一派想跟李鸿章争功而想出来的花样，所以由吴煦跟杨坊处理，吴煦先到镇江，布置接应，杨坊到松江督催白齐文进军。 　　白齐文本就不愿远征，托词十月份的粮饷未发，不肯开拔，杨坊原就备好了饷的，只怕白齐文钱一到手，拖延不走，所以提出条件，只要一有行期，立即照付。白齐文大为不悦，说要辞差，杨坊便责备他没有良心。语言冲突，不欢而散，白齐文怒气冲冲由上海回到松江，静等杨坊来发了饷再说。 　　杨坊却置之不理，坚持要常胜军有了开拔确期，才能发饷。这样僵持了四五天，白齐文带了几十名洋枪队到上海，直奔杨坊寓所，见了面不分青红皂白，将杨坊痛殴一顿，颜面胸口都受了伤，吐血不止。客厅中堆着几十箱银圆，亦被搬抢一空；事后杨坊具禀呈报其事，说抢走饷银四万馀元。 　　李鸿章本来是采取坐视的态度，此时一看机会来了，很起劲地照会英国提督士迪佛立与领事麦华陀，要求解除白齐文的兵柄，听候中国查办。 　　结果由于士迪佛立的劝告，白齐文解职离队，队伍交由英国正规军官奥伦接管。李鸿章便上了一个奏折，一石二鸟，驱逐了白齐文，也整惨了吴煦与杨坊。他不但以“该道等创募此军，及换人接带，始终主谋，又有督带之责，不能实力矜制，咎亦难辞，应请暂行革职，以观后效”，而且要责成他们“严密拿解”白齐文到案治罪，而且因为白齐文赴援金陵不成，所有雇用轮船及添购军火的费用，应由吴煦、杨坊自行赔补。最厉害，也最令人难堪的一着是，这个奏折邀同“头品顶戴通商大臣”薛焕会衔出奏，就等于强迫薛焕自掴其脸。 　　然而李鸿章确有手段，居然压倒了常胜军——常胜军为吴煦、杨坊纵容得不成话说，人数由最初的一千人，扩充至四千五百多，一切粮饷、薪水，以及其他军需供应，都超过官兵好几倍；不但每个月七八万银子的支出，成为极大的负担，而且官军内心不服，亦成隐忧。同时更怕常胜军一天比一天跋扈，有尾大不掉之势，一旦枪口倒转，会造成不可收拾的巨祸。说起来也难怪李鸿章对吴煦、杨坊那样不满。 　　他想裁抑常胜军的心，存之已久，苦于不得其便。这一次白齐文闹事，是一个机会，一面撤换白齐文，一面要求会同管带常胜军。英国提督士迪佛立起初不愿，李鸿章据理力争，终于订立了十六条条约，常胜军裁减为三千人，粮饷减少，而且需由中国管带官会同发放；驻扎在松江的外国管带，不准干预地方公事；购买军火，须经巡抚衙门批准，不准私购；处罚士兵，须听中国管带官的主意。虽不能尽夺兵权，但亦大非昔比了。 　　对于白齐文，李鸿章仍坚持必须逮捕到案，依军法治罪。 　　这亦是合理的要求，因为白齐文受过大清朝的三品顶戴，是中国的职官，自然应受中国律法的拘束。然而白齐文本人固然决不肯到案，就是英国方面，亦不愿将洋人交由中国官员审判，以致成了僵局。白齐文躲在英国军舰上，士迪佛立藉口华尔与白齐文托英军代购军火的帐目未清，要求李鸿章派员会算清偿以后，方能交出白齐文。这一下，又是吴煦、杨坊倒楣。李鸿章以无案可稽，不肯派人会算，更谈不到清偿。 　　下了个札子给吴煦、杨坊，要他们“自行清理”。 　　就在这拖延不决的当儿，常胜军内部又出了麻烦。当白齐文被撤换时，先由英国军官奥伦代为管带，而士迪佛立因为奥伦是参谋官，不宜带兵，另外推荐戈登接替。常胜军不知是为白齐文声援，还是希望奥伦留下来，居然群众鼓噪，反对戈登到营。 　　幸好程学启别具深心，有意要结纳戈登，派出大队强力支持，陈兵以待，大有常胜军如不服戈登指挥，便不惜一战的决心。结果终于迫得常胜军乖乖就范，戈登心感不已，与程学启结成莫逆之交，而且按照中国规矩，两人拜了把子，程学启平白里有了一个“洋大哥”。 　　戈登接统常胜军的第一功，便是协同程学启及李鸿章的幼弟李鹤章，攻克常熟昭文县及福山海口，由此功劳，戈登亦被援职为总兵。第二年——也就是同治二年三月中，又助程学启攻克太仓；四月中，助攻克昆山，于是李鸿章有三路西进的计划；中路由昆山进苏州，由程学启率领对抗太平军慕王谭绍光、纳王郜永宽。 　　北路由常熟进江阴、无锡，由李鸿章、刘铭传率领，对抗侍王李世贤、潮王黄子隆。南路以水师为主，由泖淀湖进吴江太湖、平望，由总兵李朝斌、提督黄翼升相机进兵。 　　这三路是前敌，后路要防嘉兴方面的太平军，乘虚直扑上海，所以派潘鼎新、刘秉璋、杨鼎勋扼守松江、金山卫一带的要道。而戈登的常胜军则移驻昆山，居中策应。 　　李秀成得报，自然着急，苏州与金陵成犄角之势，亦为主要的饷源，倘或苏州一失，金陵解围，益发无望。所以亲自赶到苏州布置防务，檄调驻皖南的“侍王”李世贤、驻丹阳的“潮王”黄子隆、驻常州的“护王”陈坤书，各率所部，屯军江阴无锡之间，支援守苏州的太平军悍将“慕王”谭绍光。 　　当时双方的兵力，约为二与一之比，中路程学启、李鹤章连同常胜军共三万八千五百人；太平军则城内四万、城外两万，另加李秀成从金陵带来的一万八千人，总计七万八千。 　　但人数虽多，武器不济，尤其是水路更处劣势，淮军虽只两条武装的小火轮、一条炮艇，但已是纵横无敌人。 　　因此，淮军先败江阴无锡间的太平军，次克吴江、震泽，逐渐进逼苏州。而谭绍光忽得意外的助力——白齐文一度到北京运动复职，未得要领，回到上海设法招了一批洋人，夺得常胜军的一条“高桥”号小火轮与一批军火，投到苏州，为太平军效力去了。 　　然而这个意外，在李鸿章倒是塞翁失马。戈登与程学启的交谊，原已发生裂痕，克复吴江时，程学启是淮军第一号大将，李鸿章如何肯听戈登的话？双方几致决裂。就在这时候，得到白齐文投奔苏州的消息，戈登不愧为正规军官，深知自己的责任，怕常胜军内部受白齐文的影响，有溃变之虞，急急赶回昆山坐镇，辞职的话，亦就无形中打消了。 　　到了八月里，继江阴克复以后，程学启连破苏州城外敌军十垒。李秀成亲自领军援苏，由白齐文相助，一战宝带桥，再战于无锡大桥角，尽皆无功。而高桥轮却因洋水手喝醉了酒，失慎沉没。其时白齐文的部下，多萌去志，白齐文本人又终日醺醺然，无所作为，大失谭绍光之望，终于不欢而散。 　　＊＊＊ 　　十月初九，李鸿章亲临苏州督战。而苏州城内的太平军，除了谭绍光以外，几乎都觉得战局无望，因而与程学启搭上了线，居间的是程学启的部将郑国魁，他是李鸿章的小同乡，但与籍隶湖北的“纳王”郜永宽有旧。密使往还之后，约定十月十九那天，由戈登攻城，等谭绍光出城迎战，城内便闭门不纳，先击溃了谭绍光再说。 　　第二天戈登会同淮军，如约攻破齐门及娄门之处的石垒，李秀成与谭绍光不敌，然而城内想闭门不纳，却不曾办到。第二天，郜永宽部下又放弃齐门外的炮垒。见此光景，李秀成知道军心已变，大势已去，为了保全苏州的生灵，预备弃城，但谭绍光不从，李秀成唯有痛哭而去。 　　郜永宽曾受李秀成的提拔，见他一走，益无顾忌，遣使约定程学启，在阳澄湖中单骑相会。在座的还有戈登及郑国魁。程学启要求郜永宽杀李秀成、谭绍光，事成许他二品官职。郜永宽不忍杀李秀成，只允图谋他的把兄弟谭绍光。 　　条件谈妥，程学启与郜永宽拜了把子，焚香设誓，如果背盟，程学启赌咒，必死于炮，郜永宽赌咒，死于乱兵之中。 　　盟约中列名的，除了郜永宽以外，还有七个人：“康王”汪安钧；“比王”伍贵文；“宁王”周文佳；“天将”汪有为、范起发、张大洲、汪怀武。这份盟约，而且由戈登签字作证。 　　这番行动虽机密，谭绍光已微有所闻，作了这先下手为强的打算，特地邀请这八个人赴宴。这一宴当然是“鸿门宴”，席间，郜永宽指使汪安钧拔刀相刺，其馀诸人，一拥而上，由汪有为割下谭绍光的脑袋。同时发兵捕捉谭绍光嫡系的部将，杀了一千多人，到了夜里就开齐门投降了。 　　程学启得报，不敢轻入，先派“魁字营”，也就是郑国魁的两营先进城。第二天，郜永宽遣派专人，将谭绍光的首级，送到淮军大营，李鸿章、程学启找了好些投降的长毛验看，一致证实无误，程学启方始放心大胆地带了八营人，由娄门进城。 　　进城一看，长毛还多得很，盘踞西半城阊、胥、盘、齐四门。而照盟约如果权宜授给二品武职，马上就出现了八个总兵。官大兵多，必然难制，程学启便打算背盟了。 　　相见之下，少不得有一番热烈的慰劳。郜永宽要求将部众编立为二十营，划半城以守，程学启无不满口答应。暗底下却到大营，摒人密语，要求李鸿章处决郜永宽等“四王四天将”。 　　李鸿章既惊且诧，“方忠，”他说，“你少读书，不明史书，自古以来，杀降不祥！” 　　“我亦知道杀降不祥，而且我还跟郜永宽赌了咒的。不过贼势过大，郜永宽至今不肯剃头，居心何在？难说得很。万一有变，凭城拒守，我知道他们的存粮，可以支持五年。即令能够攻下来，也得好几年的功夫，不说我们的弟兄，城里的百姓不知道要死多少？现在拿八个人的性命来保全几百万生灵，有何不可？” 　　“嘉兴、常州还在长毛手里。如果我们杀了这八个人，你想，那两个地方的长毛会作何想法？” 　　“这是另一回事。”程学启说，“杀降不祥、背盟不义，然而为了大局，不得不这样子做。人责鬼谴，都应在我身上。大人如果不听我的话，以后一切请大人自己去搞，我不能再管了！” 　　说这样要挟的话，便再无商量的馀地，李鸿章只好这样答道：“既然如此，让你去做。不过，你不能坏我的事。” 　　“决不会坏事。不过，要大人出面，装一装样子。”接着便秘密献议，定下了杀降的步骤与办法。 　　计划妥当，程学启重新进城，约见郜永宽说，李鸿章已经完全接纳了他们的要求。同时表示，李鸿章要见他们八人，面致慰劳之意。已代为约定明天中午，在程学启营中参谒。 　　郜永宽决无推辞的理由，亦不曾想到此去会有什么危险，不过话虽如此，第二天约集他的同伙，仍旧带了一批悍卒，作为卫士，连翩跨马，直出娄门，由程学启派人领入营中—— 　　是一家乡绅的大宅，李鸿章已在大厅等候，见到郜永宽一行，走到滴水帘前相迎。程学启引见报名，双方行礼，相当客气，也相当亲热。 　　“八位弃暗投明，足见忠义。鸿章佩服得很！”李鸿章在大厅坐定了以后，逐个慰问，然后一一请教别号、籍贯。 　　在这殷勤寒暄的当儿，程学启已作了必要的部署，一面添兵驻守娄门，遮断郜永宽等人的归路，一面派出好些能言善道的将弁，招待那一批卫士，渐渐将他们与大厅隔离开来。 　　大厅上寒暄已毕，李鸿章向身旁的戈什哈吩咐：“取八位大人的顶戴来！” 　　于是八名士兵，每人手捧一个朱红托盘，盘中整整齐齐的八顶暖帽，珊瑚红顶子配上尺把长的花翎，光彩夺目着实动人。 　　“各位老兄如今也是我大清朝的大官了。从此要同心协力，好好为朝廷立一番功劳。来，来，请过来！” 　　八个人由郜永宽领头，一字排开，朝上跪下，李鸿章为他们一个一个加冠。站起身来，称谢的称谢，道贺的道贺，个个笑逐颜开，好不兴头。 　　“二厅上酒席齐备了！”戈什哈来请示，“是不是马上开席？” 　　“一杯水酒，不成敬意。”李鸿章肃客进入二厅，宾主连李鸿章在内，正好十个人，分坐了两桌。 　　刚行过一巡酒，忽然有戈什哈来报：京里有廷寄到，请李鸿章去接旨。等他匆匆离座，程学启亦即起身，拱手向大家说道：“少陪片刻，我送一送抚台，马上来奉陪。” 　　李鸿章和程学启一去就不见面了。郜永宽先不疑有他；等发觉有蹊跷，想找人询问时，只听营门炮响，接着远处有炮响应，判断方向是娄门守军发的炮。 　　“这是干什么？”郜永宽问。 　　一句话没有完，里外左右，凡有通路的地方，都拥出来一群士兵，手挺长矛、戒备森严。八个人相顾失色，郜永宽带着一枝手枪，已经拔在手中，却踌躇不敢发，怕一开枪反而性命不保。 　　不开枪亦保不住命，伏甲四起，大声鼓噪：“杀长毛！杀长毛！” 　　“不要动，不要动！”郜永宽弃枪高喊：“我们只要见李抚台，什么话都好说！” 　　没有人理他的话，挺矛直刺，尽皆死于非命，鲜血满地，比红顶子更红。 　　郜永宽所带的那批卫士，当然亦被屠戮，无一幸免。处置略定，程学启立即回城，策马直到“纳王府”，假借郜永宽的名义，下令召集“六等世爵”最低一等“天候”以上的太平军将领，到府商议军情，被召的总计数百人之多，陆续到达、陆续扣留，“纳王府”只进不出，如临大敌。等来得差不多了，程学启下令开刀，尽皆斩首。 　　其时城内的太平军，在李鸿章、程学启说来，有二十万之多，这个虚头很大，但至少也有三、四万人。无奈蛇无头而不行，所以在程学启重兵戒备威胁之下，绝大部分被缴了械，一小部分起而反抗，亦无非白白送命。这样扰攘终宵，到了第二天上午，局势总算称定下来。 　　而在李鸿章的大营，却起了风波。戈登得到消息，怒不可遏，带了一把手枪去找李鸿章拚命。戈什哈看他手中有枪，面带杀气，赶紧通知李鸿章躲开，戈登咆哮如雷，多少人劝不住。后来又坚持要看郜永宽的遗体，随营的洋务委员无奈，将挂在旗杆上号令示众的郜永宽的脑袋，取了下来，戈登一见，痛哭流涕。当天就拉着他的队伍回昆山了。 　　还有一个比戈登更伤心的，就是郑国魁。戈登不过当程学启与郜永宽焚香结盟时，签名作证，而郑国魁则是最初搭线招降郜永宽的经手人，他的感觉岂止“我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直如亲手杀了朋友，良心上所受的责备，无可言喻。最使他难过的是，还如吃了哑巴亏，有苦难言。戈登可以暴跳如雷，发泄怒气，他却不能像人家那样，大骂李鸿章、程学启无信无义，行同禽兽。这样在哀无所诉的万般委屈之下，唯有涕泣绝食。 　　＊＊＊ 　　到晚来李鸿章与程学启见了面，两个人都是脸无人色，因为这件事到底伤天害理，一想起来惊心动魄，五中不安。 　　然而一个是帅、一个是将，行动举止，军心所系，不得不强自克制，细商善后。其中李鸿章的处境更苦，因为这出戏的前半段，他是配角，而后半段要“挑大梁”，一方面要奖许程学启，一方面要抚慰郑国魁。一方面要遣散长毛，一方面要应付常胜军。此外内而论功行赏，外而抚辑灾黎，无不是头绪纷繁的繁难之事。这样两天两夜下来，虽不像伍子胥过昭关，一夜须眉皆白，可也是形销骨立了。 　　＊＊＊ 　　当然，也有高兴的地方，第一是光复名城，大功一件，从此薛焕之流，再也无法摇撼他了。第二是太平军聚积甚丰，“八酋骈诛”，财货尽落入淮军手中，李鸿章所得自然独多。据说光是熔化蜡烛台和香炉的锡，就有２０万斤之多。 　　淮军将领，个个满载，亦不待言。比较文雅却最实惠的是候补知县而为李鸿章管军火的丁日昌，以贱价收买了几万卷善本书。苏州人文荟萃之区，几百年未遭兵燹，旧家所藏宋元精椠，不计其数，武夫所不屑一顾的，大都落入丁日昌手中。 　　血债无须还而名成利就，李鸿章很快地忘怀了那惊心动魄的一天一夜，精神抖擞地部署着西攻无锡，南攻嘉兴。谁知乐极生悲，麻烦来了！ 　　＊＊＊ 　　淮军杀降的消息，由戈登带到上海，洋人大譁，认为常胜军中的西洋军官，不应该再帮助野蛮的淮军，屠杀无辜。同时对戈登颇致讥评，说他的保证毫无价值。英、美、法各国领事，因为淮军此举，违反了万国公法不得杀害俘虏的规定，而且在人道上说，亦不可恕，因而集会商议，是不是应该修正态度，不助清军，改守中立？ 　　会议的决定是，各自呈报驻北京的公使，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提出交涉，同时由英国提督柏郎向李鸿章提出抗议。这重公案，英国的态度最激烈，这不但因为协守上海及助战淮军，始终是由英国领事及驻华陆海军提督在主持，而且此一消息传到伦敦，已成为在野的自由党攻击执政的保守党的口实，如果没有比较满意的处置结果，可能会引起政潮。 　　这些情形，李鸿章在事前已有所闻，曾经委托他的“洋员”，也是英国人的马格里，向声明不受节制的戈登苦劝息怒。 　　疏通尚无结果，柏郎带着翻译官到苏州找李鸿章问罪来了。 　　“我国国会议员指责，大英帝国的军队，与如此野蛮的中国军队合作，对英国来说是奇耻大辱。”柏郎怒气冲冲地说，“我是代表英国君主与英国国会来跟你讲理的。” 　　李鸿章最怕的是总理衙门受不住外国公使的压力，降旨责备或治罪，对于柏郎的兴师问罪，虽有怯意，毕竟还不难应付，很沉着地问道：“我错在什么地方，要讲理？” 　　“你不该杀害投降的太平军，而况是用无耻的诱骗方法。” 　　“我有我杀降的道理。为了顾全大局，所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这些道理你未必懂，我亦不必跟你细说。” 　　“牵涉到英军的名誉，我不能不提出抗议。”柏郎又说，“这件事非常严重，必须你用书面认错，才有挽回的办法。” 　　李鸿章听翻译官传译了以后，十分生气，不过他到底是厉害脚色，声色不动地笑笑答道：“这是中国的军政，与外国无干。我不能为你认错。” 　　“怎么说与外国无干？戈登在这件事上有保证的责任。” 　　“戈登是客师，不错。然而我要请问，他是由谁给饷，由谁节制？” 　　这话似乎振振有词，然而柏郎亦非弱者，透过他所带的翻译官梅辉立，告诉李鸿章说：“戈登本来就已声明，不愿再受你的节制，也就不会再向你要饷，现在你亦如此说法，那很好，让戈登自由行动好了。” 　　戈登从苏州回昆山时，带走了郜永宽的义子郜胜镳，还有一千多从金田起事就“从龙”的“老长毛”，也投在他那里，并有谣传，戈登要从李鸿章手里夺回上海附近各县，交还太平军。这虽是虚声恫吓，但狗急尚且跳墙，如果挤得人家不能下场，则弄假成真，激出常胜军的兵变，亦非意外。 　　因此，李鸿章见风使舵，这样答说：“听柏提督的话，不是来讲什么理，而是来调停，那就好办了，我们不妨平心静气谈一谈。” 　　于是李鸿章解释他不能不杀降的原因。首先提出太平军在南汇与常熟的守将吴建瀛、骆国忠为例，这两人投降以后，依旧带兵。是因为他们都肯退出城厢，接受约束，因而保他们当到副将，信用不疑。 　　“由此可知，我岂是喜欢杀降的人？”李鸿章说，“郜永宽他们八个人，所求太奢，盘踞在苏州城内，俨如对敌，关系太大，不便姑息。当时如果能有别的办法解散二十万不听号令的长毛，我决不出此手段。权衡利害，杀八个人而能保全几十万人，我想这个道理，通天下去评，也是说得过去的。” 　　“就算这话说得过去，可是总也该听听戈登的意见呀！” 　　“戈登当时不在苏州。”李鸿章很有急智，硬说假话，“他回昆山了，来不及跟他商量。” 　　“苏州到昆山很近，就派人找他去，也很方便。” 　　“柏提督也是将官，懂兵法的，怎么说外行话？”李鸿章向梅辉立大摇其头，“像这样的事，贵乎当机立断，行事迅速，那有从容筹划的功夫？” 　　“无论如何，太平军将领的投降，有戈登作证，那么，任何变更盟约的处置，应该取得证人的同意。”柏郎的声音提高了，“英国是文明国家，不容许英国军官有此野蛮的行为。这件事，你的处置错误，应该承认。” 　　李鸿章不肯认错，但亦不再深辩。照中国官场处事的惯例来说，这就是让步。然而柏郎却不了解，只觉得交涉毫无结果，忿忿然起身而去。临行表示：常胜军今后的动向，要由英国公使跟总理衙门谈判决定，在目前，李鸿章无权指挥。 　　＊＊＊ 　　柏郎的语气中，带着挟制的意味。李鸿章召集幕僚会议，认为可能会有两个麻烦：第一是常胜军擅自行动，或者支持那一千多老长毛攻城略地，纵不能动摇整个战局，至少也会发生牵制的作用，影响无锡、常州的克复；第二是柏郎怂恿英国公使向总理衙门提出强硬交涉，朝廷就会降旨谴责。如果发生第一个麻烦，则第二个麻烦也就更大了。 　　要解除这两个麻烦，一致认为应该釜底抽薪，安抚戈登。 　　李鸿章接纳了幕友的建议，决定犒赏常胜军７万银圆。并且立即备妥公文，专差递交江海关道黄芳，不拘任何款项，先提７万现洋，立即送到昆山。 　　除此以外，李鸿章另有一番打算；特地派人将驻扎在无锡城外堰桥的刘铭传找了来，第一句话就说：“省三，你才是我请了来帮忙的。” 　　这是李鸿章驭下的权术。他自觉一介书生处于赳武夫之间，如果部将合而相谋，纵非性命不保，至少亦会前程不保，所以平时不喜部将过于亲密，而且多少用些离间挑拨的手段，使他们彼此猜忌，难共心腹，而又只听自己的指挥。此时他这句话，就是指淮军中功劳最大的程学启而言的，意思是程学启为曾国藩指派，隶属淮军，而刘铭传方是自己物色而来的嫡系，应该格外出力。 　　刘铭传外号“六麻子”，为人阴鸷沉毅，一听李鸿章的话，便知不是无因而发；便装做不解地问：“大人怎么提这话？” 　　“为了洋人找麻烦，我搞得焦头烂额。凭心而论，程方忠的手段虽狠了些，对我们大家都是有益的，可是我不能不调他去打嘉兴。你知道为什么？” 　　“无非让他跟戈登隔得远些，免得冤家路狭。” 　　“非也！省三！你如果不了解我的苦心，你就辜负我了。” 　　刘铭传听这话，自然要表示惶恐，“铭传无地自容了！”刘铭传说，“这一个多月，我一直在无锡这方面部署，大营的情形，我不大清楚。请大人明示。” 　　“程方忠克复苏州，这个功劳，说句实话，较之曾九克复安庆，有过之无不及。我不愿意他来分你克复锡常之功，你总应该知道？” 　　“是！”刘铭传感激地说，“大人这样子关顾铭传，我竟忽略了，实在罪不可恕。” 　　“言重，言重！”李鸿章说，“我不怕洋人，只怕朝廷，朝廷亦不可怕，只怕你六麻子！” 　　“大人！”刘铭传心中一惊，脸色却很沉着，“怕六麻子何来？” 　　“只怕你不发狠！”李鸿章换了副低沉而纯挚的声音，握着他的手说：“什么都是假的，打胜仗是真的！省三，只要你一发狠，把无锡拿下来，捷报到京，朝廷必有上赏，自不待言，最关紧要的是，这一来证明程方忠做对了，苏州不拿稳了，何有无锡之捷？朝廷只要想到这一层，自然不会理会洋人说什么！省三，方忠是替你开路，你也该把握机会才是！” 　　刘铭传心想，听话中的意思，似乎苏州一克，无锡必克无疑；如果自己拿不下无锡，就显得不如程学启了！他当然也知道李鸿章是激将法，然而功名富贵到底要从军功上来。自己倘或不受其激，变成对不起自己。这样想着，他更为冷静，皱起一双浓密的眉毛，沉思了好一会问道：“大人要铭传什么时候克复无锡？” 　　“三天之内。如何？” 　　刘铭传一时答应不下，踌躇着说：“三天只怕不行。” 　　“那么你要几天呢？” 　　刘铭传依然不能有个确实的答覆，思前想后，加减乘除，一时算不清楚了。 　　“你是不是觉得兵力不够？” 　　“倒不是！”刘铭传慢吞吞地答说。 　　不是兵力够又是什么缘故？李鸿章一想就明白，刘铭传是想独占大功。无锡合围，有郭松林相助，刘铭传已不大愿意，再添兵相助，就是分他的功劳。然而他独力破无锡，一时却又并无把握。这样左右为难，委决不下，所以才吞吐其词。 　　了解了他的心事，就容易应付了，“省三，无锡一下，不管怎么样，功劳一定是你第一！”李鸿章先给他吃一颗定心丸，方始再说：“我派季荃帮你，听你的节制。” 　　“季荃”就是李鹤章。因为是李鸿章胞弟的缘故，他那一支兵的装备特别精良，有一尊“三眼开花炮”，更是攻城的利器。刘铭传怕的就是李鸿章之对李鹤章，会像曾国藩之对曾国荃那样，一意培植，多方相助立功。现在听他这样表示，疑虑消去大半，便答应尽力而为，立刻发动猛攻，希望三天之内报捷。 　　送走了刘铭传，李鸿章又找了郭松林来，另有一套话说。 　　“子美！”他说，“淮军成军，你是教练，有件事，我一直耿耿在心，觉得对你不起。” 　　“大人言重了。松林倒不觉得什么。” 　　“这就见得你度量了。”李鸿章先契上一顶高帽子，然后说那件“耿耿于心”的事：“你跟省三都是去年升的副将，今年二月里，省三升总兵，你得了个‘二品封典’，有名无实。 　　现在虽都是记名提督，不过省三是实缺的狼山镇总兵，你是虚衔。相形之下，你太委屈了。” 　　郭松林原有此想法，现在为李鸿彰一语道破，先就有知遇之感，便躬身答道：“大人栽培。” 　　“功名富贵，半由天意，半由人力。子美，我总算是‘当家人’，处事也有许多难处，只有委屈自己人。你看，季荃到现在不过一个四品衔的知州，其次就是你！” 　　这表示当他自己人看，郭松林自然又生感激之心，立即答说：“有大人这句话就够了。” 　　“不够的！”李鸿章急转直下地说：“现在有个机会，子美，你不可错过。李秀成从苏州退出以后，一直盘踞在无锡。此人举足轻重，关系不浅，谁要是把他抓到了，洪杨足平！你想想，封爵酬功亦不为过！” 　　这“封爵”二字，打动了郭松林的心。五等爵是世袭的，果然从军功上挣来一个爵位，不但荣宗耀祖，而且光被子孙，怕不成为湘潭的第一世家？ 　　“是！”郭松林用坚决的语气答道：“松林出全力去办此贼。” 　　“果然封爵，侯伯是奢望。”李鸿章拍拍郭松林的肩说：“我备着麒麟补子奉赠，好自为之。” 　　子爵的补子用麒麟，与武一品一样。郭松林听李鸿章以此相许，满心欢喜，连夜赶回无锡军中。 　　＊＊＊ 　　围无锡的提督、总兵、副将等一二品大员，不下十名之多，但指挥全权，却在“四品衔知州”李鹤章手里，因为他兼着营务处总办，既然到达前线，照例代统帅节制全军。李鸿章所说，李鹤章归刘铭传节制，只是一句客气话。同时，刘铭传所担任的任务亦非攻城，而是截断常州与无锡的通路。照李鹤章说，这是比攻城更重要的差使。 　　十一月初一发动总攻，郭松林围南门，张树声围东门、周盛波围北门，留着西门作长毛的退路——到底是读书人用兵，不悖于古，围城只好围三面，如果不是一面网开，必作困兽之斗。像长毛围杭州与湖州那样，困得死死地，经年累月不下，百姓固然遭殃，长毛亦大丧元气。李鸿章志在攻城略地，不在歼灭长毛，自然不会做那种傻事。不过，话虽如此，除了刘铭传扼守堰桥以外，李鸿章仍在无锡通往西北的江阴、西南的宜兴，仍旧布置了重兵，以防长毛出城以后乱窜。 　　守无锡的长毛是父子二人，“潮王”黄子隆父子，部下有六七万人，加上李秀成溃退的余众，不下十万之多。然而士气已经不振，淮军三面齐攻，加上湘军水师黄翼升助战，不过一天一夜的功夫，黄子隆就支持不住了。 　　初二日中，他率领五六千长毛突围，先想走北门，为周盛波迎头拦回，攻出西门。而李鹤章与郭松林，则在南门爬上城头，斩关开锁，放大队进城。郭松林一一进城先找李秀成。乱军中不知其处，亦无法打听，郭松林临机应变，改奔“潮王府”，生擒黄子隆的儿子黄德懋，接着便搜索库房，部下士卒，无不腰缠累累。 　　城内已经投降，城外却仍在大战，黄子隆为副将周寿昌所擒。李秀成则突围西去，带走了两万多人。 　　这是硬拚出来的一场胜仗。有此一仗，李鸿章便不再怕洋人在总理衙门“告状”。连夜草拟奏折，铺张扬厉地大叙战功，列名请奖。奏折中叙李鹤章之功独多，而请奖时却说：“臣弟分应效力，不敢便邀奖叙”。至于刘铭传、郭松林，为他们加上“血性忠勇，摧锋陷阵，所向无敌，为各贼所深惮”的上好考语，说他们“官职较大，请旨优加奖赏”。 　　在此同时，李鸿章亲自提笔，写了一个附片，案由叫做“筹办大略”，表面上看，是概述江苏整个的军情，其实是为他自己叙功。照他算的帐，“苏州之捷，除伪慕、纳、比、康、宁五王及四天将，解散近２０万人。无锡之捷，除伪潮王父子，擒斩解散约５万人。”这不过是半个月之间的事，成功确实很辉煌了。 　　＊＊＊ 　　接下来是进围常州。其时有个传说，退保丹阳的李秀成，打算突围入金陵，将洪秀全的儿子接出来，窜扰江西，而洪秀全仍旧留在“天京”，等彼外援。 　　果然如此，李秀成就会变成明末的李自成。因为李秀成的才具，是连李鸿章都公然形诸奏牍，表示佩服的，他说：“臣驻苏省，偏察贼中城守，规划布置，极有条理，深以未得擒杀李酋为恨。”以这样一个强敌，一旦率领部下，窜扰各处，防不胜防，必将成为明末流寇的再现。 　　因此，整个局势，不当因为连番得利而稍形松懈，尤其要注意李秀成的动向。但曾国荃却不是这样的看法，他写信给李鸿章说：“金陵官军，业经合围，城中接济已断，惊扰异常，惟洪逆据阵死守。似忠逆未必能进城，即进城未必能再出窜。” 　　接到这封信时，李鸿章正在无锡，与李鹤章、刘铭传商量进取的方略。西路侦探报告，守常州的“护王”陈坤书部下，因为苏州、无锡接连失守，军心大震，斗志薄弱，都认为应该乘胜进攻，再接再厉地攻下常州。而李鸿章却不以为然，他说了八个字：“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大人，”刘铭传不以为然，“士气正锐，正宜及锋而试，旷日持久，则师老无功。” 　　李鸿章笑笑说道：“六麻子现在也很读几句书了。措词雅驯之至。” 　　刘铭传啼笑皆非，定一定神问道：“请示，如何是步步为营？” 　　“先守住地盘，寸土不可失。然后一步一步往常州逼。”李鸿章指着地图说：“你的十二营由江阴西南往前走，季荃的十二营由运河官塘进扎。先把常州团团围住，肃清城外贼垒，扼守要道，再作道理。” 　　“这是坐困常州的长毛。”刘铭传说，“何须如此？太没有作为了。” 　　李鸿章笑笑，“省三，黄老之学你还不懂。”他带些轻蔑的语气说。 　　刘铭传不大服气。他也读过史记、汉书，汉初当大乱之后，与民休息，务以安静为主，所以为政用黄老之学，无为而治。如今情形不同，还不到可以与民休息的时候，如何用得着黄老之学？ 　　话虽如此，他到底还不敢与李鸿章辩诘学问。这不但因为巡抚是长官，更因为李鸿章到底是翰林出身。 　　李鹤章亦不以老兄的见解为然，不过到底亲兄弟，猜到必有深意，而且是不足与外人道的深意，所以避开刘铭传，私下向老兄探询。 　　“二哥！”他问，“攻得热热闹闹，轰轰烈烈的，何以一下子泄了气？” 　　“你看我是泄气吗？” 　　“当然不是。我想，顿兵不进，总有道理吧？” 　　“你没有看曾老九的信？金陵是他囊中之物，深怕别人抢他的。” 　　“啊！”李鹤章恍然大悟，“曾九想独成大功？” 　　“他这个心愿，立了已非一日了！我们何必跟他去争功？ 　　争到了也没有意思。看涤帅的面子，放他一马。” 　　“就是这样，亦无妨攻下常州再说。”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好功之心，无人无之；取常州如探囊取物，我为什么顿兵不进？自然有道理在内。我说句话，信不信由你，一攻下常州，就有苦头吃！非搞得进退两难，里外不是人不止。” 　　“这，我实在不明白了。”李鹤章问道：“有什么苦头吃？” 　　“朝廷的意向，莫非你一无所知？当初江南、江北两大营为何而设，廷寄为什么一再催我进驻镇江？为来为去还不是为了早日克复金陵，翦除洪逆！常州一下，朝廷必有严旨，火速进兵，助曾九攻金陵。那么我怎么办？遵旨则伤感情，分了曾老九独得的大功，顾念私情，则势必违旨。这又哪里是可以轻恕的罪名。” 　　这一层看法，真是太深了。李鹤章不能不佩服他这位老兄，同时也想到俗语说的：“做事容易做人难。”而做事做得好，不见得“高官得做，骏马得骑”，唯有会做人才会官运亨通。 　　“不过，二哥，”他提出疑问，“曾九自己觉得克金陵有把握，其实是不愿意他人相救，有意说得容易。照我看，不是一年半载的事，那么，我们围常州也是拖个一年半载吗？只怕拖不过去吧！就算拖得过去，也‘师老’了！不特无功，还怕为敌所乘。” 　　“你说得不错。常州只能先打算拖个两三个月，到时候再看情形说话。” 　　“何谓到时候再说话？” 　　李鸿章想了一下答道：“这有几个步骤，第一是以保苏州必以经营浙西为名，在嘉善、嘉兴方面用兵，反正是在打仗，只要能胜，就算顺手，朝廷亦不见得非要我改弦易辙，去攻常州不可。你说是不是？” 　　“是的。”李鸿章深深点头，“何况，曾老师为了回护他老弟，一定从中斡旋。” 　　“正就是这话。”李鸿章说，“老师内心也彷徨得很，为公，应该添兵到金陵助攻；为私，又不肯出此。将来总是要看曾九的意思而定。” 　　“这我们就不管他了。”李鸿章问：“第二个步骤呢？” 　　“第二是等浙西方面，有了结果，可以暂时放手了，那时以休养整补为名，又可以拖一段时间。然后，并力再攻常州。” 　　“常州一下，如果曾九在金陵还是不顺手呢？” 　　“攻下常州，自然还要休养整补。到那时候，我就可以不管了。” 　　“怎么呢？不管什么？” 　　“不管曾老九的意思了。听命而行。” 　　“是的。”李鸿章说，“已经仁至义尽，再拖不过去，曾九也不能怪我们这面了。如果要拖，只有曾老师想法去出奏。” 　　“正就是这话。”李鸿章说，“一面曾九，一面左季高，我们夹在中间，可能两面受挤，也可能左右逢源。事在人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