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2006年第4期

我看“戏说”

作者:毛志成




  如今,似乎进入了“戏说”时代,影视片于中的传记片、历史片、评论文章或某些杂感、小品,在标题前冠之以“戏说”二字已成时髦。然而,莫以为“戏说”只是有人随便说说,有人随便听听,什么效应都产生不了。有些“戏说”是可以把人弄到很冤枉的地步而又“永世不得翻身”的。
  例如,据正史《三国志》里的某些文字记载,蒋干是个很不坏的人,有知识、有辩才,且“有仪容”,长得很漂亮,在一代知识分子中很有名。此人的品格也很上乘,绝无“蒋干盗书”那样的丑举。他虽奉了曹操的命去劝降自己的老同学周瑜,但在目睹了周瑜“意坚,无可动”之后,只是笑了笑,什么也没说就回来了,绝无戏台上那么多丑态、丑言。但此人被《三国演义》给予一番“戏说”之后,也就永久地成了小丑,“永世不得翻身”,而且再无人去理会什么正史或什么本来面目了。
  还有那位倒霉的陈世美,本来是个君子,对老婆也有情有义,一忠到底,但却被“戏说”成丁忘恩负义、杀妻灭子的小人兼恶人。老百姓也随即统一了看法。前些年曾有个电视剧专门为陈世美平反,但反响平平。看来,人们关注的往往是“戏说”,对“正说”的兴趣小人。
  按照某些常例,一个人受辱受诬时是人可以相信“历史终将证明我无罪”的,但在实际上这又可能是天大的糊涂,“历史”是既可以由“正说”构成又可以由“戏说”构成的。
  白居易在诗中说得透彻:“周公恐惧流言门,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这不是多余的忧患,莫说由官方误定而蒙冤(当然也包括走运)的人很难算清,单是被“戏说”弄走了样的人也是很多的。当年中国的一场场“运动”,定谁为“右派”、“反革命”,材料往往来源于这样那样的“戏说”;当然,后来的平反,平到拔高地步,说某某人当年之所以被整是因为他坚持了马列主义的缘故,又说他在被整中如何宁死不屈、大义凛然,也可能有“戏说”成分,而在实际上,他很可能一点马列主义也不懂,被整的时候也曾屈膝讨饶,兼也“咬”过别人。
  一个民族只重“戏说”,冷漠“正说”,终归是弊多于利的。譬如,时时“戏说”历史,就会把严肃的历史浊化成一连串的玩笑,好像中华民族的历史只是由杨贵妃与唐玄宗的恋爱史、武则天的艳史加多妒、乾隆爷的扇子功、西太后的醋意构成的。会觉得满眼都是凶杀、暴力、女人人腿、血淋淋的案子、令人愕然的秘史。另外就是人侠飞来飞去,用武打、枪战来“拯救”我们这个世界。至于“未来”,也成了动画片、科幻小说里描述的星际人战、人魔之战、活人与机器人大战。
  显然,整个人类史和人类前途都被“戏说”成了种种玩笑、种种神话。
  这种“世界戏化”,在社会意识上届于“反神圣思潮”,源于商品经济的精神折光。商品经济用它的两:人能量——个人的发财致富、人际的等价交换,日益抹掉了一切非物质财富、非对等交换的神圣崇拜和道义精神,使一切不能用价格来衡量的信仰、信念、精神、品格都统统化为笑料。好像在这世界上,除了钱这一闪光物之外,一切都是灰色的,都是滑稽的,都可以拿来做“戏说”对象。
  其实这样一来,世上也就再没有生动,包括文学艺术。生动有“原生动”、“真生动”和“仿生动”、“拟生动”之分,前者是原品,后者是复制品,前者的生动源于真实的含“善”量和趋“善”性,后者的夺目源于对“精神”的制作工艺、制作技巧。当美已变成一种技术展示,而不再是美的本身的时候,追求美、崇拜美也就不再是一种质朴感情,而只能沦为一种“做戏”式的行为模式。这就是眼下“轰动品”日多、“感动品”日少,甚至有时连“崇拜”本身也成为一种情感游戏的缘故。
  如此下去,消亡的不仅会是人的严肃心态、严肃事业,还会有文学本身、艺术本身。
  我个人认为,“戏说”之风实在堪忧。有人认为这是杞人忧天,认为文学、艺术不会消亡,事实上这种乐观是廉价的。当世界已经戏化,人人都热衷于演戏、戏说,并且都有了这方面技术的时候,连戏本身也不会再诱人。
  说来说去,世上有生命力的东西都首先具有严肃品格,遍地是“戏”,满耳是“戏说”,任何正经事物都会被“戏”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