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2007年第5期
可贵的思想者
作者：渔 翁
如今，户县不仅成立了“杨伟名思想研究会”，县图书馆也以他的名字命名，当地还为其修建墓园，整修故居，他也被誉为伟大的农民思想家。
今天杨伟名被誉为伟大的农民思想家，农民才子和农民英雄。我认为这绝非过誉之词，而是杨伟名理应享有的身价，他的确是我们民族的精英。然而他在不同时期判若云泥般的境遇促使我想到一个问题，即新中国成立以后，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关押和扼杀了多位勇敢而正义的思想者？从建国初期的林昭、马寅初、彭德怀、张恺帆、黄万里，到文革前后的杨伟名、张志新、李九莲……
但是，今天我们有相应的制度来避免类似的悲剧再度发生吗？曾被誉为“北大才女”的林昭，只因在“反右”斗争中挺身而出身维护一个好人的清白，而被打成右派，在狱中抗争十一年后，于1968年4月29日被秘密枪决，死时年仅36岁。马寅初老人只因坚持他的人口理论，竟以78岁高龄被待罪监禁在北京东总布胡同23号长达20年之久，当1979年获得平反时，老人家已经98岁，下肢已经瘫痪，老人于1982年5月14日与世长辞，平反后只活了三年，险些是终身监禁。
彭德怀和张恺帆因分别在庐山会议内外坚持真理讲真话而惨遭厄运，并相继在“文革”遭到残酷迫害致死。张志新和李九莲都因誓死坚持不同政见，一个临刑前被割断喉管，一个处决前竟被用竹签将舌头与下颚钉在一起。王开岭先生曾说：“左拉事件”这所以对后世影响至深，“在于它揭示了现代文明的一个本质要义——即生命正义高于国家利益；人的价值胜过一切权威；任何蔑视、践踏个体尊严和利益的行为都是犯罪，都是对宪法精神的背叛，对生命和人的背叛。
上述几人的人生遭遇，不仅是当权者对思想者的灭绝人性的虐杀，也是对人类尊严的野蛮践踏，更是对生命正义与人间真理肆无忌惮的强暴。 有人说这些都是四人帮所为，我不能同意将所有罪恶统统推给“四人帮”的观点，因为他们从来都不是最高权力者，甚至在一定时期还没有拥有权力，他们能承担得了这全部的罪恶吗？
一百年前，法国作家左拉为蒙冤入狱的同胞德雷福鸣不平，愤然在《震旦》报上发表致共和国总统的公开信《我控诉》，指斥“国家犯罪”。案件虽然历经周折，但最终获得胜诉，法国政府和最高法院都承认了过错。
左拉认为：个人正义维护着国家正义，个人尊严组成国家尊严。国家惟一能让国人感到骄傲和安全的，就是它对每一个公民的利益所作出的承诺和保障，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国家还有什么尊严和荣誉可言？
历史证明左拉是正确的，我们可以再看看美国，其总统不仅允许办几件实事的持不同政见者公开表达反对意见，甚至可以容忍反对者手举标语在大街上公开谩骂而不施以报复。而我们当年集权者，却执意将毫无恶意的思想者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或愤而关之，或怒而杀之，丝毫都不手软，甚至连一个最底层的农民都不放过。呜呼！
我非常赞同周建成先生的观点：人类的进步源于思想的自由。关于这一点，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理查德·费曼的一段话值得我们记取，他说：“宣扬思想自由的价值，教育人们不要惧怕质疑而应当欢迎它，讨论它，而且毫不妥协地坚持拥有这种自由，这是我们对于未来千秋万代所负有的责任。”我觉得无论一个人或一个政党，有缺点有错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允许他人指出其错误。
诚然，上述几位如今都已平冤昭雪，这无论对死者还是对生者都很重要，但比平反更重要的事情是建立一种有效的制度，以切实保护贤良，维护正义。我国由于经受五千余年传统文化的熏陶，历代不乏敢于直面人生的思想者，更有敢于看轻生死的仗义执言之士。然而大多没有好的归宿。至于因言获罪而导致家破人亡者甚众。如果我们只给死者平反，而不给生者思想的平等，平反又有何用？如果没有制度来保证后来的思想者能“安全地思想”，他们就仍然随时有灭顶之灾。尽管他们揭示了真理，坚持了正义，捍卫了良知，却没能制止社会的停滞与倒退！这不只是这些死者的悲哀，更是人类的悲哀！随着时光的流逝，他们的名字，乃至他们的理性思考的光辉逐渐被无情的岁月淘洗、剥蚀。所以，为了人类的进步，为了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我建议为这些可贵的思想者树碑立传，让后来人永远瞻仰这人类进步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