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2007年第7期
不要只谈社会的“道德底线”
作者：袁晓明
当今在我们社会，讲道德标准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道德底线”。
近日，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撰文“守卫社会生活的底线”，以揭示和解读中国社会一些道德底线失守的现象和根源。孙教授在文中提到央视主持人崔永元曾在一次演讲中讲：“我不是有什么道德洁癖，我没有特别高的要求，我要求的只是道德底线。”
为什么崔永元要先声明自己不是“道德洁癖”？为什么崔永元没有特别高的要求，只要求道德底线？
崔永元虽然是名人，但他的这番讲话却有代表性。很明显的是，崔永元是怕被人扣上“道德圣人”的帽子，今天，这是不好听的名头。因此崔永元不谈道德，只谈道德底线。崔永元对道德底线的解释是，医生可以收取红包，但只要在做完手术后不把纱布留在肚子里就行了。同样地，许多人对官员的受贿也有类似的道德底线，收了贿赂后办成了事也就不错了。还有，“是好男人就请用安全套”的号召也已成为中国“好男人”的标准，即不管与谁发生性关系，只要戴上安全套，就是“好男人”，安全套又成了一个忠贞不渝的道德底线。
其实，以上所谓的道德底线就是合理化原本不符合道德标准的行为，比如，医生收红包本来是不道德的，但按崔永元要求的道德底线，只要做好了手术，就是不错的了。以此类推，如果没送红包或者送得不够，纱布留在肚子里也是正常的了，谁叫你不懂当今的道德底线呢？如果红包没送到，人们会对手术的结果很担心的，觉得那是正常的担心，如果给官员送礼，人家不收，送礼的人便知道恐怕事情是办不成了。
为什么许多中国人对收红包这样的非道德行为要以修正的道德底线来合理化？以我看来，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公众觉得无力改变还不如接受，只要能达到目的就行了，最坏把红包算进医疗成本；二是收红包一方也觉得收红包不再是一个道德问题，只要给人办事就对得起良心。因此，送、收的两方面一起认可了收红包办事的道德底线，其实是修改了道德标准，这无疑是整个社会的道德标准的下滑。送的一方有责任，但收的一方却有更大的责任，而更需要拷问的是造成如此下滑的制度环境。
我在美国生活了十几年，在与美国医生打交道的过程中，包括做手术那样的事情，从来没有送过红包。我周围的一些朋友也做过或大或小的手术，有通过朋友介绍，也有在网上查到的专家。前一段时间，一位朋友找到做手术的专家是其领域里世界级的专家，手术也不小，做得很成功，保险公司支付费用，朋友一分钱的红包也没有送。美国医生没有收红包才做好手术的道德底线，而病人和家属也没有认可医生这样的道德底线。双方认可的就是不能收红包的道德标准。
《中国青年报》2006年3月29日以题为“不敢贪、不能贪、不想贪”报道了香港廉政公署反贪的经验。多年前香港社会的腐败贪污极为严重、普遍，而今天的香港在清廉指数上位居亚洲第二，仅次于新加坡。其中，一条突出的经验就是，香港廉政公署执行的一个原则就是：“贪一块钱也不行”，按原香港廉政公署副廉政专员郭文纬的解释：“大贪小贪都是贪，放过小贪等于纵容大贪，继而纵容贪得无厌。”这就是一个绝对的有关贪污的标准，没有贪多少或者是受了钱办事不办事的底线。
应该说，中国内地的情况比美国和香港地区都更复杂，但从香港和美国的经验来看，要彻底治理我们社会的贪污腐败等突破道德底线的问题，最根本一条就是不要再以所谓的道德底线来迁就本来就不道德的行为。我们的社会需要坚守的是道德标准，因为只有执行绝对的道德标准才能守住真正的道德底线。
我猜想，崔永元在演讲时称只要求道德底线是出于无奈，也是为了警醒听众：我们的道德风气已滑到如此低的底线，但我仍然希望，崔永元今后再做演讲的时候，别再只谈收红包做好手术的道德底线，而是要提倡遵守道德标准，那不会是有多高尚的道德圣人之提倡，因为不收红包、不贪污、忠诚于自己的配偶这是做人的起码的道德标准。当然，从心里服从道德标准也需要文化传统、价值观、理念以及信仰对其道德观和价值观的影响。
只是从道德底线回到绝对的道德标准也解决不了问题，防治腐败贪污的制度是另一个重要的方面。香港廉政公署在公共广场张贴了许多口号比如“给小费、收小费都是犯法”、“贪污问题不会自动解决，有赖市民挺身举报，才能令香港廉洁公平”、“防腐胜于反腐”，这无疑是在倡导反贪污腐败的道德标准。但香港廉政公署不止于此，更有法规以及执行法规的行动。因为即便人们知道道德的标准，也必须受到法规的管制，才能更好地去遵守道德的标准。
如果做一个调查，列出我们最需要改进的方面，我想，道德标准难以挤进前五名，也许贫富差距、制度民主、经济自由等等会列在前面。其实，遵守道德标准是社会的最根本的基石，否则的话，香港的繁荣也就不会出现于有了好的政府和社会风气以后。香港能治理贪污腐败不仅给中国内地提供经验，也展示了可能有的社会清廉、经济繁荣的前景。但首先需要的是，不要再只谈守住崔永元所要求的那样的“道德底线”，而应该提倡的是绝对的道德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