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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


  儿子一家三口刚走,母亲就拉下脸来说:“都怪你当初那句不吉利的话。这老天爷也不睁眼,我当时已经不让儿子坐轿车了,可乘大客车还是出了车祸!你看现在……哎!真是祸不单行啊……”母亲喋喋不休地埋怨着父亲。

  父亲笑笑说:“你呀……你看你……搞那么多年妇联工作,也是老员,还真的相信那些莫名其妙的东西!”

  “不是我相信迷信,”母亲没好气地说,“你说这事怎么解释?你平时不是那样的人,可那天却鬼使神差地说那些莫名其妙的不吉利的话。这自然界有许多东西就是说不清楚。你说是迷信,可怎么就那么巧?怎么就偏偏士贞乘坐的那辆客车就翻了?现在儿子又不明不白地被省委组织部给退回来了!你能给我明确地解释?”

  “其实,这世间的事巧合得也太多了,人们对许多巧合的事无法解释,统统归结为命运,我看没有道理!”父亲仍然笑着说,“士贞不是好好地回来了吗?”

  “好好地回来了?”母亲更加不高兴了,“儿子是怎么回来的?我要把这个账记在你的头上!”

  任凭父亲怎么解释,母亲总是耿耿于怀。认定儿子乘坐的客车出了车祸,儿子被省委组织部退回来,就是因为父亲的那句不吉利的话造成的。

  第十四章 借调秘密

  儿子突然被省委组织部退了回来,尽管父母竭力安慰儿子,但是作为父母,尤其曾经在组织部做了那么多年组织部长的父亲,总感到这件事有点蹊跷。难道省委组织部一个常务副部长连这点权力都没有?难道驼铭就这样轻易地连个招呼也不打就把已经借调半年多的儿子给退回来了!尽管这件事驼铭从没有向他表明什么,但是,贾显达心里清楚,天上不可能掉下馅饼来。当然这事只有他和驼铭两个人心知肚明。他之所以不让儿子知道,他是怕儿子知道省委组织部有一个常务副部长的关系,从而背上优越感的包袱,影响儿子的进步和成长。所以,贾显达从没敢在儿子面前透露半个字。现在儿子真的被退回来了,当年的那一幕幕往事再次浮现在眼前。

  贾显达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乌城地委常委、组织部长,年满六旬那年,当时省委组织部领导还想让他到乌城地区行署挂个顾问去再干两年,可他说,组织部门的干部要带头执行中央文件,干部到年龄就退下来,姿态高一些,也省得社会上议论。生老病死乃大自然的规律,中央的规定是正确的,人人都应该执行。所以他就主动从地委常委、组织部长这个重要位置上一退到底,成了一个普通百姓了。老伴胡怡萍是乌城地区妇联副主任,五十五岁一到,贾显达也就劝她主动要求退了下来。

  老夫妻俩退下来后,心态一直非常平静,早晨锻炼身体,上午上菜场,下午和老同志聊聊天,日子倒也清净安宁。两个儿女都已成家独立,每逢节假日,儿女们来到他的小楼里,共享天伦。

  大女儿贾育静上学时碰上了“文化大革命”,“文革”后期推荐上大学时,贾显达还没有落实政策,虽已从农村回到乌城,但无职无权,他又不愿去求人帮忙,以至女儿误了上学的机会,后来只能在地区机关幼儿园当主任,老伴退休时曾经对丈夫说,她从地区妇联退休了,不如把女儿调进地区妇联机关。可是贾显达说,那样做地区机关会怎么看他呢,这件事也就没有落实。女婿是“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在乌城地区机关是一名小有名气的才子,现在任乌城地区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副处级干部,他自己也只想做做学问,不想到官场上去拼搏了。

  儿子贾士贞毕业于乌城地区师范专科学校,那一年贾显达正是大权在握,全家人都希望他给士贞分配到地委机关,可是贾显达非但不同意,还不允许老伴去找任何人。这样一来,贾士贞只能按照师范院校的分配原则去了地委党校当一名教师。就连这个工作也是教育部门看在贾显达地委组织部长的面子上才让贾士贞去了地委党校,否则应该去农村中学当老师。

  回首往事,贾显达觉得他这一生对得起党和人民,并没有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什么私利。

  谁知不久前的一场大病,差点要了他的命。

  去年冬天,贾显达突然心肌梗塞,经医院抢救,总算脱离了危险,大病过后,贾显达变得尤为伤感、忧郁。

  贾显达还没出院,有一天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驼铭特地从省城赶来看望老领导,这对贾显达是一个极大的安慰。想想自己当年官居要职,大权在握,从他手里提拔起来的干部不计其数,有的人已经官至市委书记、市长,地委书记、专员,省级机关的厅局长也不在少数。至于地区机关的局级领导、县区领导那就更多了。然而,在他这场大病期间,来看望他的人却为数不多了。他太清楚了,如今,人们讲的是实惠,他已经无职无权了,也就没有什么价值了。这时他才清楚地意识到,一个人在位和不在位就是不一样,他当地委常委、组织部长时,他就生活在人们巴结逢迎的圈子当中,真的达到了呼风唤雨、万人仰慕的地步。每天他从家里出门,一路上,地区机关那些大小干部处处朝他笑脸相迎。到县里时,那些县委书记、县长们前呼后拥,寸步不离,顿顿山珍海味,琼浆玉液。那时,他十分清楚,没有谁是因为他贾显达有什么本领或才能过人,而是看中他手中的权力。确实他只要一句话,就能决定一个人的前途和命运。地委组织部管的是全地区县处级领导干部,有多少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科局长睁大眼睛想跨进副县级的门槛,地区机关又有多少中层干部时时刻刻都在瞄准副处级的岗位,而那些副县长、常委们又都在急不可耐地想早一天登上县长、书记的宝座!县委书记、县长、地区部委办局的局长、部长们又在如饥似渴地努力再上一层楼,或是副专员、地委常委、地委副书记,能到省里的当某个厅局的副厅长那更是希望所在!然而,贾显达有时也感到太为难了,椅子就那么几把,到底给谁呢?难,难,难啊!于是他便成为那些官员们巴结、争夺的中心人物!每次提拔干部他都左思右想,搞平衡,照顾关系,可是总是几家欢乐几家恨!

  记得“文化大革命”中,三十五岁的贾显达正在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的位置上,那些造反派批斗他时问他:“为什么你总是提拔你了解的人、身边的人?”他当时一气之下说:“正因为我了解他才提拔他,我不了解的人怎么提拔?难道从大街上随便拉过一个人来提拔吗?”为了这句话,他被批斗了整整一个星期,还被造反派打了几个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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