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应天故事汇 > 王晓方 > 驻京办主任② > | 上一页 下一页 |
| 七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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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样？你们不是成立了秘密专案组了吗？我听说邓副市长亲自挂帅，有这事吧？”郑卫国往金烟嘴里塞了一支烟，点上火慢慢悠悠地吸着问。 “卫国，你对这个案子怎么这么感兴趣？”石存山笑里藏刀地问。 “存山，我不是感兴趣，只是好奇，钼矿是个马蜂窝，你这一剑捅上，小心被马蜂蜇了！” “卫国，听你这口气好像知道谁是马蜂了？”石存山步步紧逼地问。 “存山，你可别害我，我和通哥、怀远都曾经在马蜂窝里呆过，知道别人捅一剑的滋味，我不过是凭借第六感觉提醒老兄，江湖险恶呀！” “卫国，你说的江湖在哪儿？”石存山也点了一支烟吞云吐雾地问。 “经过‘肖贾大案’后我才发现真正的江湖在人的心里，心有多险，江湖就有多险；心有多恶，江湖就有多恶！” 郑卫国还没说完，丁能通接着话茬儿说：“这么说，心有多大，江湖就有多大了。我看呀，是你们俩武侠小说看多了，这世上哪有什么江湖，江湖像鬼神一样，都是人杜撰出来，自己吓唬自己的东西。” “江湖的称谓最早是由庄子提出来的，”顾怀远插嘴道，“出自《庄子·大宗师篇》，原句是‘泉涸，鱼双与予处处于陆，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庄子历来以寓言的形式阐述玄妙的真理，可谓寸字寸金。江湖不是小溪，也不是大海。之所以不是溪水，是因为溪水不能容纳更多，给人的感觉更是潺潺细水，清澈见底，我们不忍心看到它浑浊；之所以不是大海，是因为大海广阔汹涌，深不可测，心中只有敬畏，感觉望而却步。只有江湖，才能真正表现人的处境，江有溪之隽永绵长，而且有奔腾之势，复杂的水境泥沙混杂；湖有海的深沉，无穷的生命蕴涵其中。人之悲哀，就在于江湖。所以古龙先生在一本武侠小说中借杀手燕十三之口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还说，有人的地方就是江湖。什么是江湖？恩怨就是江湖。因为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正如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一千个人心中就有一千个江湖。再深一点说，在中国人心中，江湖早就成了一个具有独特文化内涵的概念。中国古代的隐士往往与政治有关，基本上有两种：一种因不能跻身朝廷和官场而退居江湖，一种因不愿为现实政治所束缚而退居江湖，前者基本是儒家隐士，后者基本上为道家隐士。他们都是正统社会的知识分子，属于所谓‘士’的阶层。所以，隐士不管怎么隐退山林仍然是正常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隐居只不过是他们生活的一种状态，一种与入世相对的出世状态，算不得江湖。其实真正的江湖是指与正统社会相对立的一个秘密社会，这个秘密社会不一定有完全统一的组织形式、固定的法律规范，但它有形形色色的人物、五花八门的团体、相对稳定的规矩和道义原则、稀奇古怪的语言，它们共同构成了江湖这一充满神秘色彩的奇异世界。这个世界不再是一个地域，从地域上根本无法找到江湖，江湖与正常社会共有一个地域，那就是中国这片辽阔的土地，江湖之所以能独立成一领域，是由于它那为常人无法了解的秘密文化。通过这一秘密文化，江湖得以寄生在正常社会之中。” “怀远，那按你的理论，官场就是最典型的江湖。”丁能通插话说。 “怎见得？”顾怀远感兴趣地问。 “官场上流行几千年的谋权、掌权、固权的潜规则不就是你说的秘密文化吗？” “能通，你说的这些秘密文化都是腐败文化，是文化垃圾。”石存山不屑地说。 “但是腐败文化在中国却落地生根了。我给你们说个事，你们可能不相信，但确实是真的，林娟娟和袁锡藩虽然离了婚，但是没有袁锡藩，林娟娟也不会有今天，快过年了，娟娟让我陪她去昌山监狱看看袁锡藩。通哥，钱学礼和袁锡藩都关在昌山监狱。”郑卫国叼着金烟嘴说。 “我知道。”丁能通回答。 郑卫国接着说：“你们想不到吧，袁锡藩和钱学礼竟然一边服刑一边办了个公司，公司虽然是以钱学礼小舅子的名义开的，实际上却是袁锡藩和钱学礼合开的，两个人在监狱以看病为名经常外出与亲友会面，接受宴请，处理公司事务，还可以使用手机与外界联系业务。” “怎么会这样？”石存山愤怒地问。 “怎么会这样？因为袁锡藩和钱学礼按月给一分监区长和教导员发‘工资’，还给监狱长买了房子，所以这两个人服刑期间，不穿囚衣、不吃囚饭，可以出入宾馆酒楼，会见亲友，甚至可以回家过夜，可以在监舍存放现金和香烟，知道的这哥儿俩是在服刑，不知道的还以为外出度假呢！” “这真是天下熙熙，皆为名驱；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官场沉浮，世间百态；斗转星移，人来人往啊！”顾怀远感叹道，“大千世界，什么角落都有清浊之分，这倒让我想起贾朝轩和袁锡藩在任时，有一次在办公室闲谈，两个人都对历史上的清官嗤之以鼻，袁锡藩还说，中国历史上根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清官，所谓清官不过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杜撰出来的，而且，凤毛麟角的所谓清官，死了以后连打补丁的官袍都穿不上。这官还有什么当头？这官就不会有人当！” “袁锡藩纯属放屁！”石存山气愤地说，“历史上的清官之所以能够做到清廉自律、洁己爱民、秉公为政，与他们具有儒家提倡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信念密切相关。像人称‘天下清官第一’的张伯行曾经对康熙皇帝说，自己之所以清廉都来自家教：‘臣父在日，常训臣以廉谨报效朝廷，若受人一钱，不惟不忠，且不孝。’所以，他当官时，‘不以妻子自随，斋用丝粟以上，皆运至于家。循分自尽，而人皆信之’。这可以说是‘赔本’做官的典范吧！” “我同意存山的观点，著名清官于成龙刚当官时就表示，‘某此行绝不以温馆为念，所自信天理良心四字而已’。于成龙一生摒绝馈送，‘凡在亲戚交游相请托者，概行峻拒。所属人员并戚友，一介不取’。康熙皇帝称赞他‘服官敦廉隅，抗志贵孤洁’，为‘理学之真者’。清朝初期，实行的是低俸禄制度，官僚待遇非常菲薄，要做清官，就意味着要过清贫的生活，于成龙官至总督，每天还以青菜为食，以至于有‘于青菜’的外号。像张伯行、于成龙这些清官，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念，没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境界，是无法承受这种艰苦生活的。”丁能通意味深长地说。 “存山，能通说得对呀，老百姓认不认可，是历史上鉴别清官的一个重要标志。因为清官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能够在某一方面或某些地区实实在在地为百姓做几件实事、好事，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因此，人民才赞颂清官，推崇清官，爱戴清官，欢迎清官！一位官员的所作所为，他的上司和下属也许被欺蒙而无所知，但是周围的百姓却有切身的感受，是任何美饰的言辞都遮挡不住的。”顾怀远用手捋了捋自己的长发深沉地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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