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秘书(2)_丁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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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怎么还没结束呢？是不是换届事宜，出了什么麻烦？”黄一平想。　　他知道，冯开岭本不是婆婆妈妈的性格，不要说打个电话，就连正式会议报告，都不太讲究虚与委蛇、起承转合那一套。班子换届脚步日渐迫近，据说省里已经着手征求方方面面的意见，推荐物色合适的人选。年处长在这个时候打来电话，应该属于无事不登三宝殿那种，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工作上的隶属关系，平时也一般不在上班时间联系。这次通话这么久，自然说明不单所谈话题重要，而且也许还碰到了什么毛毛刺刺的难题。闭门关灯，手机做了呼叫转移，绝对是请勿打扰的意思。这期间，所有打给冯市长的电话，黄一平都做了技术处理，一些无关紧要的电话约访，更是无一例外遭到婉转而坚决的拒绝。这种时候，身为一个称职的秘书，黄一平自会让冯市长免受任何形式的干扰。至于那个邝明达，尽管和冯市长关系很铁，与黄一平也是称兄道弟，本来冯市长早就答应晚上要帮他接待一个外商，据说明达集团正和对方商谈合资一个新项目，投资规模过亿美元，可那个项目和冯市长的电话相比，还是不能相提并论。因此，黄一平没有理会邝明达越来越嚣张的火气。他真正有些心急并感觉内疚的，倒是家里的女儿小萌。　　正当黄一平独自在办公室里神驰万里时，冯开岭与年处长的电话交谈进行得热火朝天。　　冯开岭知道邝明达那儿有个晚宴，是个加籍华商来谈项目，请他出面接待一下，既代表了市里，又有私人情谊；秘书黄一平的女儿小萌今天过生日，下午就已经向他请了假；对面秘书室里的那只挂钟，每隔半小时也会自动鸣响一次，并且伴有语音提示现在是某时某分。可是自打接了年处长的这个电话，这些琐碎便统统隐于幕后，渐渐都不再存在了。　　于他而言，没有什么比年处长的这个电话更重要了。电话的内容，也让他非常吃惊。　　明年初的人大、政协两会，全省地市一级政府将全面换届。阳城市长丁松任满一届多，年龄已经超过五十五周岁，铁定不可能连任。按照通行惯例，自己作为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应当顺理成章接任市长一职。可是在中国官场，只要一日文件没下或者组织没找你谈话，就随时会有太多不确定因素，让这种所谓的惯例成为例外甚至意外。去年有一阵，盛传市委洪书记要到省里担任主抓农业的副省长，据说都已经有省里领导私下和他打过招呼，市里也有人开始张罗庆祝和送行，可最终还是不了了之，至今没有下文。　　“省委常委会刚刚听取了专题汇报，根据省委龚书记指示，市级政府换届方案将要作较大变动。有些情况可能连我们部里也无法掌控，你要有些思想准备。”年处长上来就直入主题，并无寒喧与过渡。　　“能具体说说吗？”冯开岭知道，如果没有很紧急或很重要的变化，年处长不会在办公室用座机和他联系。　　“龚书记和常委会也都是原则性意见，具体的条条回来后部里和处里还要再作细化，不过，有几点已经基本定下来了。”说话间，年处长那边有纸张翻动的声音。冯开岭知道他是在找会议记录。　　果然，年处长开始照本宣科：“一是加大民主测评与推荐力度，参与测评、推荐的人员要更加广泛，更加具有代表性，其结果应当对干部使用起到更大作用；二是挑选候选人不再局限在一个小的范畴，视野要更加开阔，力争使参与性、竞争性更强；三是在注重德能勤绩的基础上，把廉洁提到更高的高度，坚决防止带病提拔，杜绝前边提拔后边落马；四是年龄、学历由硬杠子变为参考性依据，上下限制性条件不再像过去那样苛刻。大概就这么些吧。” 　　冯开岭一边听，一边悄悄用笔把要点记了下来。等年处长念完了，他其实已经大致领会了其中的主要思想。不过，由于事出仓促，他还是希望年处长能够解释得再明白一些。　　“按照龚书记的意见，这次换届的干部使用政策，要体现改革创新精神，体现求真务实风格。”年处长的口气与腔调，已然有点省委领导的味道。　　在年处长看来，这四条原则其实都是对既往沿用多年干部政策的一种颠覆。过去若干年内，像地市级政府换届、市长更替这样重大的干部变动，多以领导推荐、组织决定为主，决定权往往最终掌握在少数主要领导手上。所谓民主举荐、测评之类，或是走走过场，或是仅仅作为一种参考甚至装饰。近些年很多地方搞所谓票选，也只局限在任用科处一级干部，也有的是主要岗位由领导圈定了，次要岗位拿出来投票，还有些则是领导先内定了，再搞个所谓票选装点一下场面。而现在，突然把民主测评、推荐提到一个很高的程度，就不仅仅是几个领导点头决定就行，来自民间的观感与选票显得非常重要，甚至成为了决定因素。　　若是真要越过这个用人底线，那选人用人范围一下就呈几何级数扩大了。因此，以往一个市长退下来，大多遵循自然接替程序，即使常务副市长不是唯一人选，选择范围最多也只扩大到市委副书记这一层面。如今，一个市里委、府两边的所有市委常委、副市长，只要基本条件符合者，那就都可能参与进来，不确定性随之也会扩大很多。至于注重廉洁那一条，目前也只是嘴上说说、纸上写写，就像政治觉悟、思想品质之类的条件一样，只要没被双规、判刑的官员，个顶个都可以与焦裕录、张思德有一比，因而真要落到实处也还是没法抓拿。　　“年龄、学历放宽，那才是最要命的一个着子，绝对不能等闲视之。要知道，就一个地市而言，只要年龄上下放宽一岁，学历左右降低一个档次，可能就意味着会突然冒出好几个竞争对手。”年处长语气突然加重。　　“为什么一定要放宽年龄和学历呢？”冯开岭自然也着重注意到了第四条，并且对此很不理解。这么多年来，干部政策多有各种各样的变化，唯独年轻化、知识化几乎成为铁律，而且近年来年龄卡得越来越小，学历定得越来越高，成就了不少人，同时也挡住了很多人继续前进的步伐。像冯开岭这样四十五岁年龄、硕士学位的干部，正是上述政策的最大得益者。　　“省委龚书记就是有感于不少年轻干部，整天热衷于改年龄、奔文凭，并无太多精力放在实际工作上，结果造成某些人年龄很轻、学历很高、工作很糟，反倒使一些拼命工作、经验丰富的同志失去了竞争优势。龚书记说了，他这次一定要把这个框框破一破，哪怕将来他下台了，别人再把这条改回来。”年处长解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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