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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三


  “你知道提高零点五的容积率意味着什么?”于海东问。

  黄一平摇摇头。他只知道在规划的基础上增加层高、缩小间距肯定不是小事,但确实不清楚具体会大到什么程度。

  “意味着那个狗屁陈总因此多赚了两千万!”于海东语气里竟然有点恶狠狠的味道。

  这回黄一平的嘴张得好久没能合拢,眼珠也瞪得像要跳出来一般。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缓过来,说:“一定要阻止这个黄光明的采访,那些材料不能让他看,真相不能让他懂,报道一个字也不能出来。”于海东苦笑着点头道:“这个我比你更清楚!”

  事关重大,尽管时间已经很晚,但黄一平和于海东商量的结果,还是连夜把邝明达从被窝里拽来共谋对策。同时,黄一平还打电话给远在省城的郑小光,请他千方百计打听黄光明的个人资料、背景情况,越详细准确越好。至于用途和目的,却没有告诉他,郑小光也没问。凤凰小区的事,邝明达、于海东、黄一平是知情人,郑小光不是。这种事,越少人知道越好。

  考虑到冯开岭可能已经休息,白天工作又很辛苦,黄一平、于海东两人一致意见是先不惊动,等商量出个结果再汇报不迟。

  几乎一夜没睡,一大早趁着还没上班,黄一平在家里赶紧打了冯开岭家的电话,把昨晚发生的事情详细讲了一遍。

  电话那头,很久没有一点动静。黄一平这边,虽然看不见冯市长的神态,却分明听得见对方喘息加重、咀嚼肌高频率蠕动的声音,这对他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压力。随着时间一秒秒过去,挂钟发出的滴嗒声犹如一记记重锤,钻斫般击打在黄一平心上。他知道,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那个年处长和他的亲戚,也不在于那个陈总提出的什么容积率,而是自己这个秘书办事不力,没把领导交代的事情办圆满。因此,他没等冯市长开腔,就先做了自我批评:“冯市长,对不起,都是我不好,没把事情办妥当。”

  “算了,不说这个了。我只想知道,有办法补救吗?”冯市长不容他再说下去。

  “夜里已经和于海东、邝明达商量了一个办法。”黄一平说。

  “把握大吗?”从冯开岭迫切的声音听得出,他很想知道办法的具体内容。

  黄一平犹豫了一下,觉得还是不告诉为宜,于是笼统回答说:“应该没问题,各方面的情况我们都考虑到了。”

  冯开岭也是聪明人,自然领会黄一平的苦心与好意,也就没再追问,只嘱他这两天专心致志接待好省城来的黄记者,别出什么岔子。

  放下电话不多久,郑小光的电话也来了。他那边,半夜接到黄一平的电话,连夜发动所有关系,只用了短短几个小时,就把《城市早报》特稿部主任黄光明的情况摸了个一清二楚。黄光明,出生于皖北山区,五十出头,当过几年铁道工程兵,自称当年在山洞隧道里曾经九死一生。从部队复员后,分配到街道福利小厂与一帮残疾人为伍多年,据说从此养成专爱为弱势群体打抱不平的习惯。还在部队时,他就喜欢写点通讯报道,从连队食堂的现场口播到团里有线广播,直至回到地方后被聘为县、市、省报的通讯员,一步步以自己手中一支笔写成今天的大报名记。其人性格直率外向,在单位业务也是一把好手,尤其擅长写批评报道,得过不少全国大奖,牛皮确实不小。不过,此人也有些圈内人都熟知的弱点:嗜酒、爱烟、好色,喜欢自吹自擂外加听别人吹捧。据熟悉其情况的人介绍,黄光明家境本就贫寒,父母年迈多病,兄妹大都在山区务农,加上他自己两度离婚,先后有三名子女需要抚养,经济就相当窘迫。他在单位拼命写稿,并且经常不遗余力地在下边奔波,表面看来是敬业,其实也有多挣些奖金、津贴以补家用的意图。

  郑小光生怕提供的材料不详细,还搜集了一些有关黄光明其人的趣闻轶事以图佐证,正想在电话里一一道来,却被黄一平生生打断,说:“够了够了,足够了。”

  电话不离手,马上又和于海东、邝明达联系,简单通报了郑小光提供的信息,最后只说一句暗语:“启用第一方案,预备第二方案,第三方案估计用不上了。”

  原来,夜里在于海东办公室,三个人把黄光明从性格特点、处事风格到家庭背景、个人喜好一一做了模拟分析,再按照不同特点商定了三种应对之策。三套方案分别依次排了顺序,取了名字,第一方案叫“合作双赢”,第二方案名曰“请君上轿”,第三方案是“泰山压顶”。

  前两套方案后边将会用到,无需细说,这里只说说遭到弃用的第三方案——泰山压顶。

  按照设想,黄光明既然能写出那么多有分量的批评报道,就一定是个软硬不吃、高低不就的货色,任凭十八般武艺用尽、三十六计使绝,依旧刀枪不入油盐不进,最终还是拿他不下,怎么办?这时,于海东忽然想起,他曾经有个大学校友,如今正是北京某权威媒体的人事处长,而该媒体恰好是《城市早报》的上级主管。于海东跟该处长原本并无深交,只是多年前学校百年校庆时有过一次同桌就餐之谊,当时彼此交谈甚欢,相互观感不错,就互留了名片,约定有机会到家里作客,有需要帮忙的事言语一声即可。因此,于海东当即在办公桌抽屉里一通翻江倒海,终于将那个处长的名片搜出。

  既然有这样一个关系,可以泰山压顶般压将下来,为何又要作为第三选择排在末位?为此,当场也有些争议。按照明达集团老总邝明达的意思,赶紧打个飞的去到北京,花上三万五万的把那个处长摆平,黄光明还不乖乖放下武器束手就擒?于海也觉得这是个不错的主意,他感觉那个校友言谈举止文雅,倒也未必一定是贪婪之徒,但有了几万元垫衬,再加上校友这层关系,就凭他一个人事处长,解决这点小事应该不是什么问题。可是,黄一平却站在更高层面上,作了更深一步的考虑。他说:“你们想过没有,凤凰小区这件事本就疑点重重、毛病多多,多惊动一个人势必多一个人知悉其中弊端,相应也就增加一份危险,谁能保证那个人事处长就与阳城没有什么牵扯与勾连?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万一有了怎么办?再说,新闻单位可不像政府机关或民营企业,官大一级压死人,上边喷点吐沫下头就得打伞。像黄光明这类名记者更是轻易不会吃这一套,这种人凭本事、业务吃饭,脾气本来就硬,如果把他惹毛了,不要说你隔了几层的一个人事处长,就是顶头上司社长总编恐怕都不买账。到时候就怕泰山压青松,青松挺更直,麻烦就更加大了。”

  一席话,说得邝明达、于海东两人频频点头,说毕竟是在政府机关、领导身边工作多年的大秘书,考虑问题就是站得高看得远,政治性政策性强。于是当场商定,这个方案放在最后,不到万不得已时,决不轻易使用。

  黄光明坐了中巴车从省城出发时,给于海东手机发了一条短信。

  于海东马上回信:车站门口恭候大驾。

  下午五点不到,黄一平与于海东两人在阳城长途汽车站门口迎下黄光明,把他接到邝明达那辆宝马前排座上。

  上了车,于海东把自己和黄一平作了介绍,对开车的邝明达却暂且不提。黄光明端着一副并不挺拔的身板,紧绷着脸,拿出一副公事公办的姿态。黄一平却不闲着,一边使出当初做老师时的嘴皮功夫,由同姓本家、五百年前是一家之类硬往上扯,一边注意观察面前的这个不速之客。这一观察,还真有些发现——这位大名鼎鼎的黄记者,着一身既不合身也不配套的西装,里面的衬衫领口已经露出一缕棉线,脚上的皮鞋表面光彩照人,底上却裂开一道口子,袜子也是与季节不相宜的夏用丝袜。此人也不讲究,上了轿车就掏出烟来抽,却是那种十块钱一包的红南京,硬壳烟盒竟然被揉压得皱皱巴巴。一看这副作派,就知道郑小光所言不假,其家庭境况即使算不上城市赤贫,也大抵与普通市民相当。这么远跑来搞批评报道,却是孤身一人,好象也不太对头。想当年在教育局工作时,黄一平也被派出参加过报社的通讯员培训班,知道舆论监督讲究证据的可靠性与规范性,采访取证一般不得单独进行,就像公安、检察、纪检找人谈话,一个人采制的材料最后到法庭上终究不被承认。这个黄光明单身闯曹营,虽说有些勇气可嘉,却露出了一个大大的破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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