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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七

　　《四朝国史·王安石传》，史臣曰：“呜呼！安石托经术立政事，以毒天下。非神宗之明圣，时有以烛其奸，则社稷之祸，不在后日矣。今尚忍言之。‘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此三者，虽少正卯言伪而辨，王莽诵六艺以文奸言，盖不至是也。所立几何？贻害无极。悲夫！”

　　王偁《东都事略》则曰：“安石之遇神宗，千载一时也，而不能引君当道，乃以富国强兵为事。摈老成，任新进，黜忠厚，崇浮薄，恶鲠正，乐谀佞，是以廉耻汨丧，风俗败坏。孟子所谓‘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者，岂不然哉？呜呼！安石之学既行，则奸宄得志。假绍述之说，以胁持上下；立朋党之论，以禁锢忠良。卒之民愁盗起，兵连祸结，其祸有不可胜言者。悲夫！”

　　与时旧见象山陆先生所作《荆公祠堂记》，议论尤精确。先生尝与胡季随书云：“《王文公祠记》，乃是断百余年未了底大公案。自谓圣人复起，不易吾言。”诚非虚语。记曰：

　　“唐虞三代之盛，道行乎天下。夏商叔叶，去治未远，公卿之间，犹有典型。伊尹适夏，三仁在商，此道之所存也。周历之季，迹熄泽竭，人私其身，士私其学，横议蜂起。老氏以善成其私长，雄于百家。窃其遗意者，犹皆逞于天下。至汉而其术益行，子房之师，实维黄石；曹参避堂，以舍盖公；高、惠收其成绩，波及文、景者，二公之余也。自夫子之皇皇，沮溺、接舆之徒，固已窃议其后。孟子言必称尧舜，听者为之藐然。不绝如线，未足以喻斯道之微也。陵夷数千百载，而卓然复见斯义，顾不伟哉！裕陵之得公，问：‘唐太宗何如主？’公对曰：‘陛下每事当以尧舜为法，太宗所知不远，所为未尽合法度。’裕陵曰：‘卿可谓责难于君，然朕自视眇然，恐无以副此意。卿宜悉意辅朕，庶同济此道。’

　　自是君臣议论，未尝不以尧舜相期。及委之以政，则曰：‘有以助朕，勿惜尽言。’又曰：‘须督责朕，使大有为。’又曰：‘天生畯明之才，可以覆庇生民，义当与之戮力。若虚捐岁月，是自弃也。’秦汉而下，南面之君，亦尝有知斯义者乎？后之好议论者之闻斯言也，亦尝隐之于心，以揆斯志乎？曾鲁公曰：‘圣知如此，安石杀身以报，亦其宜也。’公曰：‘君臣相与，各欲致其义耳。为君则自欲尽君道，为臣则自欲尽臣道，非相为赐也。’秦汉而下，当涂之士，亦尝有知斯义者乎？后之好议论者之闻斯言也，亦尝隐之于心，以揆斯志乎？惜哉！公之学不足以遂斯志，而卒以负斯志；不足以究斯义，而卒以蔽斯义也。

　　昭陵之日，使还献书，指陈时事，剖析弊端，枝叶扶疏，往往切当。然核其纲领，则曰：‘当今之法度，不合乎先王之法度。’公之不能究斯义，而卒以自蔽者，固见于此矣。其告裕陵，盖无异旨。勉其君以法尧舜，是也；而谓每事当以为法，此岂足以法尧舜者乎？谓太宗不足法，可也；而谓其所为未尽合法度，此岂足以度越太宗者乎？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公畴昔之学问，熙宁之事业，举不遁乎使还之书。而排公者，或谓容悦，或谓迎合，或谓变其所守，或谓乖其所学，是尚得为知公者乎？气之相迕而不相悦，则必有相訾之言，此人之私也。公之未用，固有素訾公如张公安道、吕公献可、苏公明允者。夫三公者之不悦于公，盖生于其气之所迕。公之所蔽，则有之矣，何至如三公之言哉？英特迈往，不屑于流俗，声色利达之习，介然无毫毛得以入于其心。洁白之操，寒于冰霜，公之质也。扫俗学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术必为孔孟，勋绩必为伊周，公之志也。不蕲人之知，而声光赫奕，一时钜公名贤，为之左次。公之得此，岂偶然哉？用逢其时，君不世出，学焉而后臣之，无愧成汤、高宗。君或致疑，谢病求去；君为责躬，始复视事。公之得君，可谓专矣。新法之议，举朝欢哗；行之未几，天下恟恟。

　　公方秉执《周礼》，精白言之，自信所学，确乎不疑。君子力争，继之以去；小人投机，密赞其决。忠朴屏伏，憸狡得志，曾不为悟，公之蔽也。典礼爵刑，莫非天理。《洪范》、《九畴》，帝实锡之。古所谓宪章法度典则者，皆此理也。公之所谓法度者，岂其然乎？献纳未几，裕陵出谏院疏，与公评之。至简易之说，曰：‘今未可为简易。修立法度，乃所以为简易也。’

　　熙宁之政，粹于是矣。释此弗论，尚何以费辞于其建置之末哉？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人心也；人者，政之本也；身者，人之本也；心者，身之本也。不造其本，而从事其末，末不可得而治矣。大学不传，古道榛塞，其来已久。随世而就功名者，渊源又类出于老氏。世之君子，天常之厚，师尊载籍以辅其质者，行于天下，随其分量，有所补益。然而不究其义，不能大有所为。其于当世之弊，有不能正，则依违其间，稍加润饰，以幸无祸。公方耻斯世不为唐、虞，其肯安于是乎？蔽于其末，而不究其义，世之君子，未始不与公同，而犯害则异者：彼依违其间，而公取必焉故也。熙宁排公者，大抵极诋訾之言，而不折之以至理，平者未一二，而激者居八九。上不足以取信于裕陵，下不足以解公之蔽，反以固其意，成其事。

　　新法之罪，诸君子固分之矣。元祐大臣，一切更张，岂所谓无偏无党者哉？所贵乎玉者，瑕瑜不相掩也。古之信史，直书其事，是非善恶，靡不毕见，劝惩鉴戒，后世所赖。抑扬损益，以附己好恶，用失情实，小人得以藉口而激怒，岂所望于君子哉？绍圣之变，宁得而独委罪于公乎？熙宁之初，公固逆知己说之行，人所不乐，既指为‘流俗’，又斥以‘小人’；及诸贤排公已甚之辞，亦复称是。两下相激，事愈戾而理益不明。元祐诸公，可易辙矣，又益甚之。六艺之正，可文奸言；小人附托，何所不至。绍圣用事之人，如彼其桀，新法不作，岂将遂无所窜其巧，以逞其志乎？反覆其手，以导崇宁之奸者，实元祐三馆之储。

　　元丰之末，附丽匪人，自谓定策，至造诈以诬首相，则畴昔从容问学，慷慨陈义，而诸君子之所深与者也。格君之学，克知灼见之道，不知自勉，而戛戛于事为之末，以分异人为快，使小人得问，顺投逆逞，其致一也。近世学者，雷同一律，发言盈庭，岂善学前辈者哉？公世居临川，罢政徙于金陵。宣和间，故庐丘墟，乡贵人属县立祠其上，绍兴初尝加葺焉。逮今余四十年，隳圯已甚，过者咨叹。今怪力之祠，绵绵不绝，而公以盖世之英，绝俗之操，殆不世有，而庙貌弗严，邦人无所致敬，无乃议论之不公，人心之疑畏，使至是耶？郡侯钱公，期月政成，人用辑和，缮学之既，慨然撤而新之，视旧加壮。为之管钥，掌于学官，以时祠焉。余初闻之，窃所敬叹。既又属记于余，余固悼此学之不讲，士心不明，是非无所折衷。公为使时，舍人曾公复书切磋，有曰：‘足下于今最能取于人以为善，而比闻有相晓者，足下皆不受之，必其理未有以夺足下之见也。’窃不自揆，得从郡侯，敬以所闻，荐于祠下，必公之所乐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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