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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三

　　《礼》曰：“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恶焉。铭之义，称美而不称恶，此孝子孝孙之心也。唯贤者能之。”

　　又曰：“其先祖无美而称之，是诬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传，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耻也。”碑志、行状之法，具于是矣。若无美而必欲谀墓，有恶而饰以为美，卑官下士，犹足以诳不知之人；仕稍通显，则其善恶已著于人之耳目，何可诬也？莫俦靖康末所为，虽三尺童子亦恨不诛之，而孙仲益尚书志其墓，顾谓：“靖康之变，台谏争请和戎，皆斥废不用。而二三狂生，抗首大言，乘险徼幸，试之一掷，卒至误国。高宗狩维扬，移跸临安，国步阽危，至此极矣。而进取之士，终以和戎为讳，此翰林莫公所以投闲置散，至于老死不用。”斯言也，不几于欺天乎？

　　及作《韩忠武志》，则又以岳武穆为跋扈，而与范琼同称，善恶复混淆矣。岳之祸，承权臣风旨而诬以不臣者，万俟忠靖、罗彦济也。洪文惠志罗墓，不书此事，正得称美不称恶之义。而仲益志万俟，则显书之，何哉？张子韶侍郎，学问气节，表表一世，参禅学佛，与其平生自不相掩，张亦未尝以此为讳。

　　其从子作家传，欲为文饰，乃谓张有《学说》云：“释老虚无，耳不可有闻，目不可有见。”则是静言庸违，张必不然。余独喜李文简志赵待制墓，既历叙其在蜀理财治赋之功，且谓为当时第一；继云：“或者咎公竭泽而渔，使来者无所施其智巧，今虽累经蠲放，而害终不去。当时稍存平恕，则今日之害，决不至此。呜呼！此所谓责人终无已者也，然公亦不得不任其咎。昔苏绰在西魏佐周武帝，以国用不足，为征税之法颇重，既而叹曰：‘今所为者，正如张弓，非平世法也。后之君子，谁能弛乎？’绰子威闻其言，每以为己任。及相隋文帝，奏减赋役，务从轻简，帝悉从之。彼苏威顾能如此，曾谓今日无若苏威者乎？此焘深所叹息。详纪之，以俟来世。”

　　又南轩作《宇文阆州志》谓：“初君以二父世科为念，刻苦习进士业，为进士者多推称之。两以锁厅试，类省辄下，益力。后虽已领州符，犹不置，盖终其身以是为歉。栻尝以谓自先王教胄子之法坏，大家世族不得尽成其材。其下者苟从禄利，不乐亲文墨事；至其间读书欲自表见者，则不屑其世禄，顾反以从进士觅举得之为荣。噫！昔之人所望于胄子者，岂为是哉？若君居家孝友，涖官廉平，温厚博雅，于以进德，孰能御之？顾区区犹以是为歉，何哉？”

　　二公之作，盖又因以立言垂世，不特铭墓而已。若《李茂嘉墓志》，所谓“明赦至建康，吕忠穆怡然自若。时李为江东副漕，以言责之，吕踌躇未行，而张忠献檄书至”，尽与诸家记事之书不合，则熊子复《小历》、李氏《系年要录》已有疑于仲益之言矣。蔡伯喈曰：“吾为人作铭，未尝不有惭容，唯为《郭有道碑颂》无愧耳。”后之秉笔者，亦能自讼如此否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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