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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辞类纂序目

　　本朝论文章者，必以桐城三家为正宗。望溪侍郎开其先，海峰学博继之，姬传郎中又继之。邓嶰筠尚书谓：“学庐陵而兼子固者，望溪也。学庐陵而兼长公者，海峰也。姬传文师庐陵而上溯子长，与熙甫皆神似而不以貌。”此论甚确。余则谓侍郎文，今之布帛菽粟也。学博文，今之锦段组绣也。郎中文，才高识广，理境澈透，于方、刘两家外又别出机杼。近人颇有以薄弱少之，非知文者矣。郎中撰《古文辞类纂》七十五卷，首刻于兴县康氏，再刻于金陵吴氏，兹录其《序目》，俾后学行文知有正鹄，不致流于邪派。

　　附《序目》

　　鼐少闻古文法于伯父姜坞先生及同乡刘耕南先生，少究其义，未之深学也。其后游宦数十年，益不得暇，独以幼所闻者置之胸臆而已。乾隆四十年，以病请归，伯父前卒，不得见矣。刘先生年八十，犹喜谈说，见则必论古文。后又二年，余来扬州，少年或从问古文法。夫文无所谓古今也，惟其当而已。得其当则六经至于今日，其为道也一。知其所以当，则于古虽远，而于今取法，如衣食之不可释。不知其所以当，而敝弃于时，则存一家之言以资来者，容有俟焉。于是以所闻习者，编次论说为《古文辞类纂》。其类十三：曰论辨类、序跋类、奏议类、书说类、赠序类、诏令类、传状类、碑志类、杂记类、箴铭类，颂赞类、辞赋类、哀祭类。一类内而为用不同者，别之为上下编云。

　　论辨类者，盖原于古之诸子，各以所学著书诏后世。孔孟之道与文至矣，自老庄以降，道有是非，文有工拙。今悉以子家不录，录自贾生始。盖退之著论，取于六经、《孟子》，子厚取于《韩非》，贾生、明允杂以苏、张之流，子瞻兼及于《庄子》。学之至善者，神合焉。善而不至者，貌存焉。惜乎！子厚之才可以为其至而不及至者，年为之也。

　　序跋类者，昔前圣作《易》，孔子为作《系辞》、《说卦》、《文言》、《序卦》、《杂卦》之传，以推论本原，广大其义。《诗》《书》皆有序而《仪礼》篇后有记，皆儒者所为。其余诸子或自序其意，或弟子作之，《庄子·天下篇》、《荀子》末篇皆是也。余撰次古文辞，不载史传，以不可胜录也。惟载太史公、欧阳永叔表志叙论数首，序之最工者也。向、歆奏校书，各有序，世不尽传，传者或伪。今存子政《战国策序》一篇，著其概。其后目录之序，子固独优已。

　　奏议类者，盖唐虞三代圣贤陈说其君之辞，《尚书》具之矣。周衰，列国臣子为国谋者，谊忠而辞美，皆本谟、诰之遗，学者多诵之其载《春秋》内外传者不录，录自战国以下。汉以来有表、奏、疏、议、上书、封事之异名，其实一类。惟对策虽亦臣下告君之辞，而其体少别，故置之下编。两苏应制举时所进《时务策》，又以附对策之后。

　　书说类者，昔周公之告召公，有《君》之篇，春秋之世，列国士大夫或面相告语，或为书相遗，其义一也。战国说士说其时主，当委质为臣，则入之奏议，其已去国或说异国之君，则入此编。

　　赠序类者，老子曰“君子赠人以言”，颜子、子路之相违，则以言相赠处，梁王觞诸侯于范台，鲁君择言而进，所以致敬爱、陈忠告之谊也。唐初赠人始以序名，作者亦众。至于昌黎乃得古人之意，其文冠绝前后作者。苏明允之考名序，故苏氏讳序，或曰引，或曰说，今悉依其体，编之于此。

　　诏令类者，原于《尚书》之誓、诰。周之衰也，文诰犹存，昭王制，肃强侯，所以悦人心而胜于三军之众，犹有赖焉。秦最无道，而辞则伟。汉至文、景，意与辞俱美矣，后世无以逮之。光武以降，人主虽有善意，而辞气何其衰薄也！檄令皆谕下之辞，韩退之《鳄鱼文》，檄令类也，故悉傅之。

　　传状类者，虽原于史氏而义不同。刘先生云：“古之为达官名人传者，史官职之。文士作传，凡为圬者、种树之流而已。其人既稍显，即不当为之传，为之行状上史氏而已。”余谓先生之言是也。虽然，古之国史立传，不甚拘品位，所纪事犹详。又《实录》书人臣卒，必撮序其平生贤否。今《实录》不纪臣下之事，史馆凡仕非赐谥及死事者，不得为传。乾隆四十年定一品官乃赐谥，然则史之传者亦无几矣。余录古传状之文，并纪兹义，使后之文士得择之。昌黎《毛颖传》嬉戏之文，其体传也，故亦附焉。

　　碑志类者，其体本于《诗》，歌颂功德，其用施于金石。周之时，有石鼓刻文，秦刻石于巡狩所经过，汉人作碑文，又加以序。序之体，盖秦刻琅邪具之矣。茅顺甫讥韩文公碑序异史迁，此非知言。金石之文，自与史家异体。如文公作文，岂必以效司马氏为工耶？志者，识也，或立石墓上，或埋之圹中，古人皆曰志。为之铭者，所以识之之辞也。然恐人观之不详，故又为序。世或以石立墓上曰碑、曰表，埋乃曰志。及分志、铭二之，独呼前序曰志者，皆失其义。盖自欧阳公不能辨矣。墓志文录者尤多，今别为下编。

　　杂记类者，亦碑文之属。碑主于称颂功德，记则所纪大小事殊，取义各异，故有作序与铭诗全用碑文体者，又有为纪事而不以刻石者。柳子厚纪事小文，或谓之序，然实记之类也。

　　箴铭类者，三代以来有其体矣。圣贤所以自戒警之义，其辞尤质而意尤深。若张子作《西铭》，岂独其理之美耶？其文固未易几也。

　　颂赞类者，亦《诗·颂》之流，而不必施之金石者也。

　　辞赋类者，《风》《雅》之变体也。楚人最工为之。盖非独屈子而已。余尝谓《渔父》及《楚人以弋说》襄王、宋玉《对王问遗行》，皆设辞无事，实皆辞赋类耳。太史公、刘子政不辨而以事载之，盖非是。辞赋固当有韵，然古人亦有无韵者，以义在托讽，亦谓之赋耳。汉世校书有辞赋略，其所列者甚当。昭明太子《文选》分体碎杂，其立名多可笑者。后之编集者或不知其陋而仍之，余今编辞赋，一以汉略为法。古文不取六朝人，恶其靡也，独辞赋则晋宋人犹有古人韵格存焉。惟齐梁以下则辞益俳而气益卑，故不录也。

　　哀祭类者，《诗》有《颂》，《风》有《黄鸟》、《二子乘舟》，皆其原也。楚人之辞至工，后世惟退之、介甫而已。

　　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学者之于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终则御其精者而遗其粗者。文士之效法古人，莫善于退之。尽变古人之形貌，虽有摹拟，不可得而寻其迹也。其他，虽工于学古，而迹不能忘，扬子云、柳子厚于斯盖尤甚焉，以其形貌之过于似古人也。而遽摈之，谓不足与于文章之事，则过矣。然遂谓非学者之一病，则不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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