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野获编·列朝(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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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朝(4)

【玺文】　　自秦玺以“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为文，后世祖之。然其八字甚少，本朝诸宝皆四字，若敬宗庙则以“皇帝尊亲之宝”，赐亲藩则用“皇帝亲亲之宝”，赐守令则用“敬天勤民之宝”，求经籍则用“表章经史之宝”，又有“丹符出验四方”，另为一玺。以上俱六字为异。惟建文三年正月朔所受“凝命神宝”，则大异矣。先是，建文皇帝为太孙时，梦神人致上帝命，授以重宝；甫即位，有使者还自西方，得青玉雪山，方逾二尺，质理温栗；二年宿斋宫，又梦若有所睹，惊寤，遂命匠琢此玉为大玺，至是功成，赐今名，告天地祖宗，宣示远迩，百官毕贺，大宴文武、四夷于奉天门。玺文曰“天命明德，表正万方，精一执中，宇宙永昌”，凡十六字。古来印玺未有此繁称。唯宋徽宗政和八年，于所用八宝之外，又作一玺，其文曰“范围天地，幽赞神明，保合太和，万寿无疆”，亦十六字，命名“定命宝”，与此正吻合。靖康之祸，诸宝俱为金所取，唯此独留，高宗携以渡江，抑为十一宝之第十，盖以蔡京所书，故诎之也。今建文之“凝命宝”亦为文皇所斥不用矣。而两重器俱为不祥物也。但宣和间，京甫用事，宜有此夸诞之举；革除时，方、黄诸正人在事，又燕兵日南，国如累卵，乃亦粉饰虚文如此，何耶？　　按自古印章无大至径尺者，似此笨物，未知建文朝施用于何所？且宋“定命宝”号最大，亦不及九寸；又前此元魏文成帝和平三年，河内人张超得玉印于坏楼（故佛图），其文曰：“富乐日昌，永保无疆，福禄日臻，长享万年”。其玉光润，其刻精巧，时以为神明所授，诏天下大酺三日。古今十六字印凡三见，然元魏所得只方三寸，形模最小，仅建文所作十之一耳，尚存古式。　　【园庙缺典】　　懿文太子寝园在南京，每年忌辰、四孟、清明、中元、冬至、岁暮，俱遣使往祭，其祭文亦填御名，但例遣南太常寺属道官为奉祀者行礼，乃京冲庄、敬二太子之在北京者，则遣都督亲臣往祀，向来人心颇不惬，而无敢言及者。　　至万历十八年五月，太常少卿谢杰始抗章议其非礼，上下部详议，始改遣南京五府佥书官行礼，似于祀典稍加隆重，而礼之未备者尚多可商。按宏治中，台州人缪恭走京师上书言六事，其一请封建庶人之后为王，以奉懿文祀。通政司大怒，谓为讨死，囚之兵马司，以其疏上，上不罪也。列圣相承，善体文皇意中之事，无奈臣下溺下习闻，无能将顺，惜哉！　　【陵寝之祭】　　列圣陵寝俱在京师天寿山，其在金陵唯太祖孝陵以及懿文太子寝园耳。太祖一岁大祭者凡三，而懿文园则九大祭，不知何故。意者建文追谥兴宗时加隆祢庙，有此缛礼，其后因循不及改正，而南中大老视为寻常故事，亦无一语及之。按，懿文园在孝陵之东，至今称为东陵，想当日追崇尊号，必追上陵名，既经革除，遂不可考，而人之称陵如故，则建文之泽，犹在人心也。　　【建文君出亡】　　建文君出亡再归，其说不一。陆文裕谓从云南到阙，有故臣太监吴诚识之，遂留之内廷以寿终，葬金山。郑端简之说亦如之。独薛方山《宪章录》云：“正统十二年，广西思恩州获异僧杨应能，升州为府，以土知州岑瑛为知府，异僧即建文也。”亦以吴诚为证，初不言其伪。《实录》则云：“正统五年，有僧年九十余，自云南至广西，语人曰：‘我建文帝也，张天师言我四十年苦，今数满，宜返国。’诣思恩自言，岑瑛送之京师，会官鞠之，其姓名为杨应祥，钧州人，洪武十七年度为僧，游两京云贵以至广西。上命锢锦衣狱而死，同谋僧十二人俱戍边。”凡三说俱不同。弇州独以《实录》为真，而薛所纪相近，又云思恩故府，未闻某年升州为府，则大不然。按，思恩本元邕州，属田州府路，本朝洪武间土官岑永昌归附，授思恩知州，仍属田州府，永乐初改属布政司。永昌死，子瑛袭，至正统四年瑛以杀贼功，升田州府知府，仍管思恩州。（升府事见正统四年十月，《实录》内可查。）瑛欲并有田州，与知府岑绍交恶。总兵官柳溥议升思恩为府，益以诸峒，诏从之。寻改称军民府，瑛累升参政，改都指挥使。传至孙浚，又与田州知府岑猛交兵，逐之。浚后败，其妾入官为婢（即故相焦泌阳所嬖者）。至正德七年，始改流官以至于今。然则思恩本以州改府甚明。薛仲常谓为获僧而改，固误；弇州以为无改府事，则又误之误矣。大抵少帝之出，存亡不可知，其来归也，为真为伪亦未可臆断，但建文帝以洪武丁巳年生，至正统初不过六旬，而杨应祥自称九十余，则假托立见，不待鞠已明矣。　　史官撰《实录》自宜用隽不疑缚成遂故事，以正国体，即真如陆文裕、郑端简所言，亦不过令终其天年。英宗圣主，薛文清、李文达辈贤相，处分似亦宜然，但懿文太子之祀不废，而少帝犹然若敖之鬼，是在圣子神孙用故主事杨循吉及近年庶子王祖嫡、通政司沈子木等之议，续其烝尝，若子产所谓有以归之，斯可矣。至唐隐太子巢刺王立后故事，未敢轻议也。近年陈南充议开局修史，言官因请复建文纪年，上命建文朝事俱附太祖本纪之末，而不没其年号。会修史中辍，不果行。　　少帝自地道出也，踪迹甚秘，以故文皇帝遣胡滢托访张三丰为名，实疑其匿他方起事，至遣太监郑和浮海遍历诸国，而终不得影响，则天位虽不终而自全之智有足多者。当时，倘令故臣随行，必立见败露。近日此中乃有刻《致身录》者，谓其先世曾为建文功臣，因侍从潜遁为僧，假称师徒，遍历海内，且幸其家数度。此时苏、嘉二府逼近金陵，何以往来自由？又赓和篇什，倘佯山水无一识察者？况胡忠安公之出使也，自丁亥至丙申，遍行天下，凡十年而始报命。观《忠安传》中云：“穷乡下邑，无不毕至。”胡为常州人，去此地仅三舍，且往来孔道也，岂建文君臣能罗公远隐身法耶？所幸伪撰之人不晓本期典制，所称官秩皆国初所无，且妄创俚谈，自呈败缺，一时不读书不谙事之人，间为所惑，即名士辈亦有明知其伪，而哀其乞怜，为之序论，真可骇恨！盖此段大谎，又从老僧杨应祥假托之事敷演而成，或流传于世，误后学不小。又《传信录》云：“宣宗皇帝乃建文君之子，传至世宗皆建文之后。”此语尤可恨。盖祖宋太祖留柴世宗二子及元末所传顺帝为宋端王合尊幼子二事而附会之耳，乃不自揆，僭称“传信”，此与近日造《二陵信史》者何异。庸妄人自名为信，他人何尝信之，此皆因本朝史氏失职，以至于此。　　甲戌年，今上御日讲，问辅臣以建文君出亡事，张居正对曰：“此事国史无考。但相传正统间，于云南邮壁题诗，有‘流落江湖数十秋’之句，一御史异而询之，自言建文帝，欲归骨故土。遂驿召入宫养之，时年已七八十，后不知所终。”盖江陵亦不曾记忆《英录》中有此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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