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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八

　　科举之法，每代不同。而自明至今，则皆出于时文。三代尚矣，汉法近古而终不能复古，自汉以后累代变法不一，而及其既也，莫不有弊。九品中正之弊，毁誉出于一人之口。至于贤愚不辨，阀阅相高，刘毅所云‘下品无高门，上品无寒士’者是也。科举之弊，诗赋则只尚浮华而全无实用，明经则专事记诵而文义不通。唐赵匡举所谡习非所用，用非所习，当官少称职吏者是也。时文之弊，则今舒赫德所陈奏是也。圣人不能使立法之无弊，在乎因时而补救之。苏轼有言，观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道在于责实。盖能责实，则虽由今之道而振作鼓舞，人才自可奋兴。若专务循名，则虽高言复古，而法立弊生，于造士终无所益。今舒赫德所谓时文经义以及表判策论皆为空言，剿袭而无所用者，此正不责实之过耳。夫凡宣之于口，笔之于书者，皆空言也。何独今之时文为然。且夫时文取士，自明至今，殆四百年，人在其弊而守之不变者，非不欲变，诚以变之而未有良法美意以善其后。且就此而责其实，则亦未尝不适于实用，而未可一概訾毁也。盖时文所论皆孔孟之绪余，精微之奥旨，未有不深明书理，而得称为佳文者。今徒见世之腐烂抄袭，以为无用，不知明之大家如王鏊、唐顺之、瞿景淳、薛应旂等，以及国初诸名人，皆寝食经书，冥搜幽讨，殚智毕精，殆于圣贤之义理心领神会、融洽贯通，然后参之经史子集，以发其光华，范之规矩准绳，以密其法律，而后乃称为文。虽曰小技，而文武干济英伟特达之才，未尝不出于其中。至于奸邪之人、迂懦之士，本于性成，虽不工文，亦不能免，未可以为时艺咎。

　　若今之抄袭腐烂，乃是积久生弊，不思力挽末流之失，而转咎作法之凉，不已过乎？即经义表判策论等，苟求其实，亦岂易副？经文虽与《四书》并重，而积习相沿，慢忽既久，士子不肯专心肄习，诚有如舒赫德所云数月为之而有余者。今若著令为甲，非工不录，则服习讲求，为益匪浅。表判策论皆加核实，则必淹洽乎词章，而后可以为表。通晓乎律令，而后可以为判。

　　必有论古之识，断古之才，而后可以为论。必通达古今，明习时务，而后可以为策。凡此诸科，内可以见其本原之学，外可以验其经济之才，何一不切于土人之实用？何一不见之于施为乎？必变今之法，行古之制，则将治宫室，养游士，百里之内，置官立师，狱讼听于是，军旅谋于是，又将简不率教者屏之远方，终身不齿。毋乃徒为纷扰，而不可行。又况人心不古，上以实求，下以名应。兴孝，则必有割股庐墓以邀名者矣。兴廉，则必有恶衣菲食、弊车羸马以饰节者矣。相率为伪，其弊尤繁。

　　甚至借此虚名，以干进取，及乎莅官之后，尽反所为，至庸人之不若。此尤近日所举孝廉方正中所可指数，又何益乎？若乃无大更改，而仍不过求之语言文字之间，则论策今所见行，表者赋颂之流，是诗赋亦未尝尽废。至于口问经义，背诵疏文，如古所为帖括者，则又仅可以资诵习，而于文义多致面墙。其余若三传科、史科、名法、书学算、崇文、宏文生等，或驳杂芜纷，或偏长曲枝，尤不足以崇圣学而励真才矣。则莫若惩循名之失，求责实之效，由今之道振作补救之为得也。我皇上洞见取士源流，所降谕旨，纤悉毕照。司文衡职课士者，果能实心仰体，力除积习，杜绝侥幸，将见数年之后，士皆束身诗礼之中，潜心体用之学，文风日盛，真才日出矣。然此亦特就文学而言耳。至于人之贤愚能否，有非文字所能决定者，故立法取士，不过如是。而治乱盛衰，初不由此。无俟更张定制为也，舒赫德所奏应毋庸议。”

　　奏上，奉旨依议。科目之不废者，文端之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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