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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四回 吕师相奏正刑书　高少保请定赋役(1)

　　却说两军师的奏疏，原因建文皇帝敕令新旧文武诸臣会议朝仪，行到各郡开府，广谘博访。吕律与高咸宁出镇在外，未便悬议，况且归于帝师裁正，更无可以赞助高深。到因本朝刑书太繁，赋役太重，二者皆属治平要务，均宜厘正以为一代制度。从来英雄之见大略相同，先经移文会商定了，于建文二十一年春三月，联名上奏。如今先说刑书怎样更正。其疏略曰：

　　臣闻礼者，禁于未然之前；刑者，旋于已然之后。倘未然者不可禁，则已然者不可不治。故礼与刑二者，乃圣人驭世之大权也！本朝创国之始，礼仪制度、刑律典章，亦既详且备矣！虽然，礼可过于繁，而刑不可或繁也。礼之在下者，或可繁，而礼之在上者，亦不可太繁也。兹承皇帝陛下睿鉴及此，已奉敕旨廷议因革外，臣请得以《刑书》论之。古者五刑，墨、劓、炁、宫、辟；今之五刑，笞、杖、徒、流、斩。其重与轻，大相悬殊。岂古圣王不仁之甚，而必欲残刻人之肢体以快于心哉？夫刑罚重，则民畏而犯者少；刑罚轻，则民狎而犯者多。夫断者不可复续，民未有不感激涕泣而日迁于善者。是刑一人，而使千万人惧也！所以虞、夏、商、周，皆相传而不变。刑措之风，于焉不甚。自汉至唐递加损革。肉刑遂皆废尽，而后世之犯法罹罪者，百千倍于往昔。何也？笞、杖、徒、流，无损于身，不足以惩其奸也！在良民之误犯法者，犹知自省，若奸狠之徒，则多甘心而故犯，犯而受刑之后，反若加了一道敕书，为恶滋甚。天下之民，恶者日多而良者日少，不可谓非法之使然也！其弊至此，乌可不思所以更变之哉？

　　一、笞罪宜革也。

　　圣王之世，法网宽大，些微过犯，何足加罪？《虞书》鞭作官刑，朴作教刑，原在五刑之外，但施之以鞭、朴而不名为罪，以其所犯者轻也。是故定爰书者方谓之罪，罪乃重矣！今之笞罪二十者，折责止数板，杖罪至一百者，折责不过四十板。而酷吏之鞭朴人者，动辄至四十、五十，即再越而上之，亦无界限。是有罪者刑之甚轻，而无罪者刑之反重。颠倒若此，亦何所用其笞刑也哉！

　　一、军、流二罪均宜革也。夫移于卫籍者谓之军，生子若孙，无异于民。徙于远方者谓之流，生子若孙，仍为土著。王者四海一家，军民一体。安在家于故土者谓之良民，而徙于远方者便谓之罪人乎”安在占于民籍者谓之良民，而移于军籍者便谓之罪人乎？且为恶之人，岂有于此地能为恶，而移于彼地便能为善乎？岂有于民籍则为恶，而改于军籍竟能为善乎？是诚不可解也！夫宦游与流寓之人，多随处为家，离其故上有二、三千里，甚至四、五千里者，曷常不与流罪相若哉？

　　一、六赃内常人盗一款，所当革也。夫监守盗者，原系有职之人，监守官物，而反侵没入己，推其心为欺上，论其罪属故犯，非盗也，而名之曰“盗”，是深恶之词。所以计赃之多少，而定其罪之轻重。若常人之盗在官之物，与盗民间之物，推其心，不过鼠窃狗偷，均之盗也！今常人盗之律，与枉法赃同科，八十两便绞，窃盗之律，与不枉法赃同科，至一百二十两乃绞。所犯本无以异，而律则大有攸别。特为上者所重在货物，故并其罪而重之耳！昔汉文帝为三代以下之贤君。有人盗去太庙玉环，必欲诛之，而廷慰张释之论止罚金，且云：“若盗长陵一抔土。其罪又当何以加诸？”嗟乎！释之之论罚金，虽过于从轻，然止以盗论，而不以盗官物为重于盗民间之物。则其义当矣！后之人君，若汉文帝之以怒动诛者，正恐不少；而欲求刑官如释之之犯颜直谏者，恐千载而不可得一二！则莫若并常人盗之名色而革之，无分官物与民物，总入于窃盗同科为善乎！

　　一、窃盗以赃定罪之律，亦所当革也。《春秋》之法，首重诛心。彼为盗者，得赃虽有多寡之殊，而原其为盗之心则一。若必以赃数定罪，则轻者不过笞杖，重者乃至于绞。何以同一盗心，而罪之悬绝若是？夫不幸而得赃少者，犹幸而罪甚轻，其盗心固不容已；即不幸而罹重罪者，犹幸而得赃多，其盗心亦断不肯止。是则生之、杀之，皆不足以劝惩其后。要知偷儿之入人家，必尽其所取而后已，乌得有诡避夫绞罪，而兢兢焉以一百二十两之内为准则乎？故计赃定罪，但可施之于枉法不枉法，以事取人之财者，断不可加之于为盗者也。

　　一、坐赃致罪，尤所当革也。夫所谓坐赃者，不过寮彩馈送之礼，与上下交接之仪。其间吉凶庆吊、币帛往来，虽圣贤亦不能免。孟氏云：“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礼，斯孔子受之矣！”即“坐”之一字，顾名思义，原属非赃而坐之，又乌足以服人之心？圣王之世，法网宽大，岂宜有此？将欲举天下之臣民，皆为于陵仲子，如蚯蚓而后可哉！若其结交请托，暮夜投金，自有枉法与不枉法。二者律文，森然具在，原不可以此借口而幸免也者。

　　一、七杀内“故杀”之条，宜革也。夫杀人者偿命，乃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今以斗殴、杀为可赦，而以故杀者为十恶不赦，岂死于故杀，乃死于斗、殴杀者，其死有以异乎？若曰临时有意，曰故为其心必欲杀之，与斗、殴之不期死而死者有异，是则舛已。夫为盗之心，显而易见，即谋杀之心，亦可推求而得，若至拳棒交加，纷纭争斗之际，而必曰此固无欲杀之心，彼固有欲杀之心也，即鬼神亦有所难明者！若谓故杀之条，亦诛心之律，则当罪有轻重之别。今同一死耳，又何必分故与不故乎？且今之杀人者，千百案之中，而律以故杀者，曾未闻有一二，至律以斗、殴杀者，则千百案之中，如出一口。迨秋审之期，多入于可矜可疑，或缓决之内；其抵命者，亦曾未闻有一二。宁不滋长凶人之焰与？若曰在上者好生之心，慎重决囚，则此命可活，彼命可独死乎？生者可受矜全，死者可受沉冤也乎？王者之生杀，如天道之有春秋，相须而行，岂可以煦煦为仁，而有害于 乾道至刚之用？夫锄稂莠，所以养禾苗；诛奸凶，所以劝良善。孟氏云：“杀之而不怨。”民日迁善而不知为之者，则是杀人者杀无赦，不必另立故杀之条，以滋其出入之端也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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