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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剔个没有完


  对坏蛋分子连咳嗽一声都不敢(往自己脸上贴金的懦夫不好意思说“不敢”,只好说“不屑”),对“贤者”却挑剔个没有完。前已言之,人是一种会犯错的动物,也是一种会做出不可告人之事的动物,努力挑剔的结果,中国人遂全成了虎豹豺狼。于是乎,存心坏蛋到底的朋友有福啦,永没有人责备他,不但没有人责备他,遇到“德之贼也”,还原谅他,猛劝责备他的人适可而止哩;而力争上游的朋友,反而永远受不完的挑剔。这种责人无已时的毒牙,只有一个后果:逼得人们感觉到,做好人要比做坏蛋困难得多。
  中国社会是一个恍惚万状的社会,有时候恍恍惚惚得连自己屙的是啥屎都不知道。《淮南子》上有一则故事,只简单几句,恭抄于后:
  人有嫁其女而教之者,曰:“尔为善,善人疾之。”时曰:“然是当为不善乎?”曰:“善尚不可为,而况不善乎?”
  《世说新语》上也有一则故事,也只简单几句,也恭抄于后:
  赵母嫁女,女临去,教之曰:“慎勿为好。”女曰:“不为好,可为恶耶?”母曰:“好尚不可为,其况恶乎?”
  《淮南子》是汉王朝时的书,而赵老太婆是曹魏王朝时的人,她阁下大概也染了台湾省的风俗习惯,成了一个套作家。这些话使人听啦,比没有听还糊涂,说了半天,到底说的是啥?懂的朋友请举手,我就输他一块钱。可是司马师先生的小老婆羊徽瑜女士(史书上称为“景献羊皇后”、“弘训太后”)却叹曰:“此言虽鄙,可以命世人。”既然鄙矣,就不能命世人;既然命世人矣,就是至理名言,不能算鄙。不过不管怎么吧,阿巴桑对女儿揸示的结果,并没指示出一条应走的路。我想这种不知道屙啥屎的心理状态,似乎仍与“责备贤者”有关。老人家教训子女,当然不好意思鼓励他心黑手辣,但也不能昧着天良鼓励他力争上游,盖中国传统文化是专门用“责备贤者”的毒牙咬力争上游的。你再贤都没有用,俺仍能把手伸到你被窝里,大喜过望呐喊曰:“他屁股上有个疤呀。”结果不但贤不起来,反而弄得一身臭。
  “责备贤者”与“嫉妒”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在鸡蛋里找骨头,但形式上却不相同,“责备贤者”因有美丽的外衣,所以就更恶毒、更害人。呜呼,我们给“贤者”的爱太少,而只是一味地责备、责备、责备、责备、责备。
  孙观汉先生有一句使人感慨的话,那就是:中国社会上,赞扬的话总是等人死了才说。盖在中国社会,对活人的赞扬几乎绝迹。嗟夫,天底下最容易的事莫过于责备人,挑别人的眼,只要一开口,就好像从悬崖上栽下来的飞车,停也停不了,刹也刹不住。君看过《所罗门的宝藏》乎?两位财迷被土人捉住,绑到广场,表演砍头。甲先生知道再过一个小时,就要日蚀,乃吓唬酋长老爷,说他法力无边,可以把太阳吃到肚里,如果把他宰啦,天上就永远没有了太阳。酋长老爷半信半疑,甲先生说,他可先露一手教他们瞧瞧。酋长老爷下令暂缓执行,看他能耐如何,于是他就念起咒来,呜呼,他会念啥咒?只不过他阁下乃水手出身,可以用丑话连续骂上三天三夜都不重复一个字。于是,你瞧他口没遮拦吧,阴阳顿挫了一个小时,天昏地暗,太阳果然被他吃到肚子里,不但救了老命,还捞了不少宝贝。
  中国传统文化似乎专门培养这种水手本领,责备起人来,如果不用胶市赶紧贴住他的嘴,他的丑话就永远没有句点。再加上摇头摆尾,挤眉弄眼,就更勇不可当。可是你要请他老人家赞扬赞扬一位他最佩服的人,他准张口结舌,想上三天三夜,也想不出有谁值得他赞扬的,即令有人值得他赞扬,他也想不出来用啥话去赞扬。
  一切绝症都渊源于中国文化中的爱心太少。孔丘先生之道,不过“忠”、“恕”而已,独缺少爱——不然啦,抬起杠来,不但其中有爱,而且爱还多得受不了。不过,“忠”、“恕”中的理智成分似乎要浓些,爱的成分似乎淡如云烟。基督教文化却纯粹是爱,基督教自以为它们的精义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上帝爱世人,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教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被称为“金句。”但基督教文化真正的精髓应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这一章虽然人人皆知,但仍得照抄于后:
  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能说天使的话,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的能力,也明白各种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使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如果把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教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爱是恒久的忍耐,又有思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他人,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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