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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多人怪


  畸形人所以冒着被人干他娘的危险,而仍照寄贺年片不误,大概他阁下对心理学颇有研究。俗不云乎:“礼多人不怪。”我给他一张贺年片,教他看我多么温柔痴情呀,接片的家伙,如果对我有坏印象,一接该片,能变好;对我有好印象的,一接该片,印象就更好矣;根本没印象的,一接该片,岂不也就有了印象乎?这种心战之术,事实上也往往会收到奇功,盖寄寄贺年片,不过小焉者,而和这种同一原理的,还有“召见”之术。
  提起来召见,有一度真是其效如神,有些当老板的,心血来潮,最喜欢召见伙计。一九一○年代之初,我去上海,一个朋友,芝麻职员一个,有一次在报上发表一则短文,大谈国家大势,头头是道,文情并茂。不知道怎么搞的,被董事长知道啦,于是乎,有一天焉,他桌上放了一纸通知,通知上说,董事长第二天下午召见他啦。第二天他一早就沐浴更衣,披挂整齐,届时惶惶恐恐,趋进(非“走进”)董事长办公室,教他坐他不敢坐,教他站他也站不稳。董事长倒非常民主,喊他“同志”,又握他的手,问他家里有几个人、住在哪里,又问他有啥困难。最后告诉他曰:“有什么困难只管找我。”言毕端茶送客。
  从此之后,该小子就春心荡漾,认为他有的是前途,马上就要不得了啦,连柏杨先生这种老朋友也不能交啦,有时马路上碰见,他竟假装不认识我,把我气得七窍生烟,也不再理他。老妻就埋怨我臭骨头曰:“一个人的架子突变,必有原因,你不缘竿而上,真是穷昏了筋。”可是既已不理他于前,现在再去巴结,实在一时磨不开,只好放弃良机。
  可是一直过了一年,仍没有动静,该朋友的架子就慢慢恢复原状,一直等到他觉得确实没有希望时,才降贵纡尊,跑到柏府,一进门就叹气。(有些人真是天生奇骨,大小由之。)呜呼,这都是想当年的往事矣,那时民智未开,以致有此误会,到了现在,大家才弄明白:老板召见你阁下,不是他要对你有印象,而是要你对他有印象;不是他要爱护你,而是教你爱护他;不是他要关心你,而是要你关心他;也不是他要帮助你,而是要你对他产生知遇之感,以便万一有那么一天,好杀身以报。
  乱寄贺年片的心战,跟这种类型的召见,有异曲同工之妙。你瞧,堂堂市长大人都向我恭贺年喜啦,下届选举时,我不选他选谁?有此一念,遂蔓延成灾,连佛教徒都庆祝起耶稣先生的圣诞矣。
  这两年来,寄“干娘片”的风气渐渐消失,大概头子们忽然发现小民并不都是好愚弄的,不但没有收揽到人心,反而有被干娘的危险,也就高抬贵手矣。这真是一件了不起的转变,值得大书特书者也。
  但柏杨先生却是一直寄贺年片的,数十年如一日,而且我之寄贺年片也,完全采取主动,不管你高兴不高兴,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也不管你开不开省骂国骂,我要是寄的话,泰山都挡不住。盖贺年片是一种表示怀念的东西,清王朝末年,那时流行的是拜贴,用大红纸条,写上自己姓名,然后开列一张详细住址,交给仆人逐户送上。现在改为邮寄,已经方便得多啦,只要贴四角邮票就能把千里外邮差先生支使得双腿乱跑,人们更应该利用这种科学进步,互通衷情。有些人以不寄贺年片为荣的,我却是以寄贺年片为荣,我不但寄,前不言之乎,还主动地寄;不但主动地寄,还亲笔地写,还亲自一张一张往信封上贴邮票(老妻有时想帮忙贴,我都不准)。可借无法一一写信,否则我还要一封一封地写哩。
  朋友们睽违得太久,都有点模糊啦。一年一度翻开通讯册子,恭恭敬敬地依册照写,他阁下的模样和最近一次晤面情形,就油然浮上眼帘,真是古人所说的“如对故人”。写好之后,把卡片装进去,再往上一张一张地贴邮票。贴邮票时,二度再看一遍,也等于重温旧梦。这种一张一张往上贴邮票之法,邮局最为反对,有一次我把大叠贺年片抱到邮局,柜台小姐伸其玉头一瞧,柳眉皱成一团,埋怨曰:“你为啥不寄大宗邮件呀?”我曰:“我不知道还有大宗邮件。”她明察秋毫曰:“你这个老头,去年也是不知道,前年也是不知道。”我只好装傻而笑,她把那一叠贺年片往里一拉,“哗啦”一声,散了一地,悻悻曰:“都像你这么贴邮票,我们盖邮戳,手都要盖断啦。”我曰:“大宗邮件也得盖邮戳呀。”她曰:“那是拿到总局用机器盖的,用不着我们一个一个往上敲。明年再寄时,记住寄大宗邮件,听见了没有呀?”我曰:“对不起,明年一定道办,不遵办你就罚我请你看电影。”不过明年我还是要一张一张往上贴的,届时如果该小姐仍在柜台之上,我就转移阵地到别的邮局去寄,台北共有三十一个支局,一年去一个,至快也在三十一年之后才能再碰她的钉子。但有一点务必请邮局老爷放心,我贴的邮票,无一不合规格,直式的一定贴到左上角,横式的一定贴到右上角,如果用机器盖戳的话,包管如意,这是我的伟大细心之处,不可不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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