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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汤如炎先生的文章，真得有点道行，还是老话一句，看了半天，仍不知道他阁下到底说的是啥。盖汤先生的文法有点古，修辞也有点雅，所以猛一看很难看得懂，而仔细看还不如猛一看。不过有一件事倒是非常新鲜的，那就是他对文言文的表意能力，深为怀疑，所以在紧要关头，怕人越看越糊涂，就用白话文夹而译之：“此物奚宜至哉”译曰：“这家伙何以会瞎来呢？”“于禽兽又何难焉”，译曰：“对于禽兽一样的家伙责备又有啥用？”有识之徒一向是反对白话文的，看情形还是白话文好。 汤先生文中说三月二十四日《自立晚报》误用“汤如炎要阉人”，我心里颇为疑惑，疑惑不定之余，找了一份该报，前后瞧之，原来《自立晚报》并没有“误用”，而是柏杨先生“误用”，汤公之话如果改为“三月二十四日，《自立晚报》上柏杨误用‘汤如炎阉人’”，就符合事实矣。依汤公说法，乍看起来，该文岂不好像是该报社论乎？我想汤先生可能是正义之怒太多，怒昏了尊头，才有如此杰作，如果倒转过来，我说汤先生的言论，就是立法院的言论，可乎？不可乎？此之谓以总体代个体的背黑锅主义，乃不求甚解的古老毛病，无怪《中外建设》杂志社论一再强调“足食、足兵，尤贵足教。” 不过，以汤先生的“仁之方”来看，当然不会如此糊涂，恐怕还是另有一种学问，曰“不让竖子成名学”，盖汤公已经因“阉之”之举，声震天下，柏杨先生无名老头，能算老几？我不提他，以免他沾我的光。记得一九三零年代，林语堂先生在上海创办《宇宙风》、《人间世》，就直截了当宣布，对任何人的攻击，都不指名答复。盖也是不允许别人借该刊而成名也。这种作法我不赞成，但我却尊重这种做法，因每人有每人的个性和气质，每人有每人的行为规范和适应之道，不应互相勉强求同。不过是，不提对方名字以免其成名则可，割头栽赃便不可也。说《帕立晚报》上有一篇文章误用“则可，”说《自立晚报》误用“便不可”说“立法院有一位立法委员要阉人”则可，说“立法院要阉人”则可，说“立法院要阉人”便不可。推而代之，说“有一个中国人要割人的生殖器”则可，说“中国人要割人的生殖器”便不可也。是否有当，恭请示遵。 汤如炎先生主要的目的似乎是在于引用盂轲先生的话，那就是说，有人以横逆加我，我就自己反省一番，是我不仁乎，抑我无礼乎？以研究“这家伙何以会瞎来呢”。反省的结果当然是我很仁呀，我很礼呀。可是仍有人乱冒犯，我就自己再反省一番，可能是我不忠吧。反省的结果又当然是我很忠呀。可是冒犯仍照来不误，那么，我就曰，那不过是个禽兽。“对于禽兽一样的家伙，责备又有啥用？” 这一段话很雄辩，早些时有些朋友就劝我引用，我没有照办，并不是我也要“仁之方”，而是这些话充满了浓烈的情绪，一旦情绪太浓，就无法理智地讨论问题。呜呼，如果柏杨先生也引用了这一段话，再加上孟柯先生最夹缠的“予岂辩哉，予不得已也”，汤先生听啦，将如何的表情乎？孟轲先生是搞政治的，在政治斗争中，煽动重于说服，柏杨先生既然成了禽兽，则非禽兽先生自然准赢矣。柏杨先生如果也先下手为强，抢过孟轲先生这段武器，在纸上摆开架势，难道情势就充变了哉？理性的问题不能靠情绪去解决。即令柏杨先生成了禽兽，也不妨碍节育是真理。同样，如今杨如炎先生隆重地成了非禽兽，也不能对反节育的论据有啥帮助。 不过有一点是值得庆幸的，非禽兽先生说他“阉人”，目的并不是真的要阉，只不过“说说吓吓”，只不过使无识之徒听了害怕，恍然悔过而已。嗟夫，非禽兽先生如果早讲得这么明白，我们何至如此担心哉。于此特别大嗓门转告一些可怜的小民得知，已经没有关系啦，生殖器已经安全啦。不过我诚恳建议非禽兽先生，以后“仁之方”再发作的时候，千万别在立法院发作，如果再在立法院发作，恐怕用不着贵阁下亲自动手，可能会把生殖器纷纷吓掉了也。 非禽兽先生大声责备小民无知曰：“现法，刑无宫。”而小民竟然害怕，岂不存心捣乱。问题是，我们何尝不知道“刑无宫”，如非禽兽先生只在学堂讲演，只在报上写写文，我们当然不害怕。可是立法院是制定法律的地方，而非禽兽先生提出的又是“质询”，万一非禽兽先生的真知灼见被制成了法律，或被行政院采纳照办，小民的生殖器岂不危矣乎哉？ 其次，还有“仁之方”，那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非禽兽的眼睛中，节育就是“亡国灭种”，一个干亡国灭种的人，一旦被还治其身，结果恐怕灾情惨重。好在非禽兽先生总算慈悲为怀，手下留情，不再阉人啦，无论如何，小民在吓了一跳之后，可以感谢天主，敢不喜笑颜开，奔走相告欤。 ------------------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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