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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八


  经过一番研议折冲,为了维持朝廷的威信,杜绝带兵大臣的要挟,胜保自然受到了极严厉的申斥。而在另一方面又授意前次写信给胜保的军机章京,跟他商量,如果他愿意内调,让他在兵部尚书和内务府大臣这两个职位中挑一个。要做官是当尚书,却又知道他挥霍成性,内务府大臣有许多陋规收入,勉强可以维持他的排场,所以特意为他多预算一条退路,看他自己怎么走?这样的设想,也算是煞费苦心了。

  这一道申斥的廷寄,一封善意的私函,把胜保气得暴跳如雷,亲自写了一封信给曹毓瑛:“欲缚保者,可即执付‘司败’,何庸以言为饵?唯纪辛酉间事,非保则诸公何以有今日?”所谓“司败”就是“司寇”,意指刑部,他误会那封信的作用,是要先解除了他的兵权,把他骗到京师然后治罪,所以有此怒斥。而“非保则诸公何以有今日”,不仅指他统兵为辛酉政变的后盾,而且也指他所上“请太后垂帘并简近支亲王辅政”的一道奏折,这就连慈禧太后和恭王都一起骂在里头了。

  这封信,曹毓瑛送了给恭王,恭王又呈上御案,慈禧太后只是微微冷笑了一声:“怪不得有人说胜保象年羹尧,果然不错!”

  雍正帝杀年羹尧之前,因为得位不正,内疚神明,外则唯恐有什么清议,所以对年羹尧的笼络,到了大为失态的地步,一直被人在背地里讥议。慈禧太后和恭王自然不会蹈此覆辙,要杀胜保,另有布置。

  恭王与文祥、曹毓瑛等人统筹全局,反复研究的结果,作了解除胜保兵权的最后准备,但还存着期望他有所警悟,立功自新的心,所以洋洋千言,指授方略的廷寄,几乎每日递到军前,但胜保我行我素,毫不在意。

  那时回乱最烈的地区,是在同州、朝邑一带,离河洛重险的潼关,只有几十里路,而河南的大股捻匪,正在往西窜扰,万一捻回合力猛扑潼关,关系到陕西、山西、河南三省的安危。朝中凡是了解中原形势的人,无不忧形于色,朝廷亦不断督催胜保领兵东援。只是他不知有什么成竹在胸?安坐西安,漫不经心,而且依然作威作福,有他看不顺眼的京营将官,不是参奏降革,就是奏请撤回。恭王一看这情形,必须要采取那不得已的最后手段了。

  这最后手段,就是命令在豫西浙川的多隆阿,兼程北上,援救潼关,另外颁了一道密旨,封交多隆阿亲自开拆,遵旨行事。多隆阿原是胜保的部将,后来受知于胡林翼,骁勇善战,与鲍超齐名,合称“多鲍”。这年——同治元年四月,进克安徽庐州,洪军悍将“英王”陈玉成,投奔寿州,依附阴鸷骠悍的练总苗沛霖,恰好成就了胜保一件大功。苗沛霖与胜保有交结,看看洪军自安庆一破,大势不妙,把穷无所归的陈玉成做人情,缚送胜保大营。胜保喜不可言,一面接收了陈玉成的有国色之称的妻子,一面在奏折中大事铺张,以为陈玉成是洪军的第一勇将,既已被擒,洪军从此不足忧,意思中要亲送陈玉成入京,举行“献俘大典”。结果弄了个很大的没趣,朝廷批答,申斥他胡闹,同时命令,即在军前正法。好大喜功的胜保,大失所望,从此对朝中柄政的大臣,越发不满。


  等陕西回乱一起,恭王的原意是要派多隆阿入陕,因为他远在豫西,缓不济急,才改派了胜保。这时朝旨派他兼程援救潼关,对胜保来说,自然是件很失面子的事,所以更加负气,不大理潼关这方面的战局。同时由于“甘督”、“陕抚”这两个实缺封疆,完全落空,失意之余,想到这年春天在安徽奏请“以安徽、河南两巡抚帮办军务”的花样,照样再耍一套,奏请以陕西巡抚瑛棨帮办军务。如果奉准,则不但陕西巡抚成了他的部属,而且权足以指挥巡抚,便成了总督的身分,可以稍稍弥补他实缺督抚不曾到手的遗憾。

  可想而知的,从两宫太后到军机处,没有一个人会准他的要求,责问他道:“若以军务、地方,必须联为一气,方能剿贼,如官文、曾国藩等,以统帅而兼封圻,则僧格林沁之在豫省,未闻必以抚臣帮办。豫省官吏,尤称疲玩;僧格林沁督军,所向有功,则又何说?”从而很干脆地答复他:“所请断不准行。”不但不准,而且督催驰援同州、朝邑的语气也更严厉了!

  除此以外,督催赴援的话也颇见声色了,先是议驳:“胜保督兵日久,平时自诩方略,所谓‘通盘筹划,洞悉贼情’者安在?”继而诘责:“倘或有失,该大臣自问,当得何罪?并何颜面以对天下!”终于提出警告:“该大臣务即力图补救,毋再玩忽!谓朝廷宽典之可幸邀也。”军机章京拟旨,虽然下笔如飞,但片言只字,皆有分寸,再经过军机大臣的推敲,上呈御览。经过这三道手续发出来的谕旨,在意旨的表达上,几乎不可能发生错误。胜保也是深通翰墨的人,看到最后那一段话,不但暗示将要交部议处,而且处分拟呈之后,不可能邀得宽免。所以他心里虽愤不可遏,却也不免着急,真的不能“再玩忽”,得要“力图补救”了。

  “好吧!”他对他的幕僚说,“看我‘补救’!补救好了,再跟他们算帐。”

  但是,他要补救却甚难。驭下无恩,士卒不肯用命,滥作威福,同官不愿支持,这才真的到了呼应不灵的窘境。最苦恼的是他没有自己的嫡系部队,连“子弟兵”都没有。事急无奈,想起一着棋:在安徽的苗沛霖。

  苗沛霖的包藏祸心,中外大僚,无不深知,他以办团练保地方起家,但劫持巡抚,通洪军、通捻军,反迹早露,只以用“英王”陈玉成结交了胜保,胜保为他“乞恩免罪”,勉强就抚。当政的大臣,因为江南军务吃紧,而河南的捻军、陕西的回乱,在在需要剿治,所以虽有袁甲三等人,对苗沛霖力主痛剿,仍不得不加姑息,可是防范得极严。那知胜保计无所出,派了个提督,拿了用督办陕西军务钦差大臣关防所发的护照,调苗沛霖所部到陕西助剿。

  消息一传,安徽、江苏、山东、河南各地负有治安责任的地方官和带兵官,无不大起恐慌,飞章告警。因为苗沛霖正苦监视太严,动弹不得,经胜保檄调到陕,恰好给了他一个窜扰的机会。于是军机处搞得手忙脚乱,用六百里加紧的廷寄,“严饬胜保速行阻止”,同时分别命令僧格林沁及有关各省的大员,阻拦苗沛霖,“妥为开导,刚柔互用。如不听阻止,即着分拨兵勇,并力兜剿,毋许一人一骑,闹入境内。”

  这还不算,还把苗沛霖的一个“克星”找了出来。这个人就是湘军罗泽南的旧部李续宜,一向在皖北打仗,地形极熟,苗沛霖对他相当忌惮。后来调到湖北,当胡林翼病重时,专折保荐他接任,不久,由湖北调为安徽巡抚,用意就在责成他专门对付苗沛霖。到任不久,丁忧奏请开缺,朝中不肯放他,只准假百日,尚未期满。现在因为胜保的荒唐,怕苗沛霖蠢动,所以特旨催促,“克日启程赴皖任事,断不可拘泥假期未满,稍涉迟延,致皖省大局,或有变迁贻误。”

  为了胜保的轻举妄动,惹起了极大的麻烦,朝中大臣,各省大吏,无不对他深恨痛绝,“皆曰可杀!”

  于是各处弹劾密告胜保的章奏文书,又如雪片飞到。恭王派了专人处理,把那些文件分别处理,虽有少数夸大其词,意在报复的,但大致都可信其实在,因为一项劣迹,常有几个人指出,经过仔细比对,逐条开列,总计有十来款之多。

  为了整饬纪律,军机大臣没有一个不主张严办的。第一步当然是查明实在情形,可是怕打草惊蛇,胜保得知其事,激出变故,而且正派他负责剿平回匪,也不能打击他的威信,这样就不便公然遣派大臣查办。

  会商的结果,采纳了文祥的主意,向僧格林沁查问,奏准两宫太后,随即下了一道密谕:“前有人奏:胜保去春督师京东,以至入皖,入陕,所过州县,非索馈千金或数千金,不能出境,稍有羁留,官民尤困。随营之妓甚多,供亿之资不少。又有人奏:胜保上年督兵直隶,路过衡水,悦民间女子,招至营中阅看。又纵容委员,滥卖‘功牌’,至今直省拿获马贼,多带有胜保营中蓝翎或花翎,以及顶戴执照。又有人奏:胜保以一寒士,自带兵以来,家资骤富,姬妾众多,揆厥由来,总由滥保人员,以取贿赂;虚报名额,以冒口粮;勒派捐税,以充私囊。本年督兵赴皖,挈带眷属,熄赫道路;其拔营赴陕,同行女眷大轿有数十乘,闻“四眼狗”陈玉成家眷,亦为胜保所有,随从车辆,不知多少?各州县不胜苦累等语。以上胜保贪渔欺罔各劣款,系近日节次有人参奏,情节大同小异,似非虚罔。僧格林沁久驻河南、安徽交界处,见闻自必较确,着即按照所参各款,据实复奏。”

  以外还有陕西绅士的“公禀”——是由多隆阿抄呈的。这些公禀是要求多隆阿回陕西去平回乱,当然也就提到了胜保,除去贪污、好色的劣迹以外,还指出“讳败为胜”,说渭河北岸,“匪巢林立”,西路凤翔,东路同州,为回匪集结之处,而胜保安坐省城,捏造获胜的战报。朝中这才明白,中原的局势,比想象中要严重得多。

  整个情况是四面作战,剿捻匪、平回乱、对付胜保,还要拦截苗沛霖。这些任务,分别落在僧格林沁和多隆阿身上,而急务是不准苗沛霖入陕,怕在回乱以外,别生“苗乱”。

  朝中的布置是以僧格林沁为第一线,这一线在河南如果挡不住苗沛霖,那就要靠多隆阿扼守潼关。此地自古就是一夫当关,万人莫敌的重险,多隆阿如果不能及时赶到,后患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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