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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六


  因此,上谕发抄,舆论都表示满意,期待着郑敦谨也象那次到山西查办事件一样,必能将这桩疑案办得水落石出,河清见鱼。

  郑敦谨却是心情沉重,因为他是湖南人,而江宁是湘军的天下。但又不愿借词规避。他已经六十八岁,又是岁暮雨雪载途之际,如果说惮于此行,起码恤老尊贤的恭王会同情他的处境,然而他终于还是在刑部各司中挑了几名好手,驰驿出京,径赴江宁。

  一路上历尽辛苦,走了二十多天才到,到的那天正是除夕,曾国藩把他接到督署去守岁,长谈竟夕。这一谈,郑敦谨才深悔此行。因为曾国藩说了实话,御外必先安内,天津教案刚刚结束,洋人不尽满意,如果再激出什么变故,那是授人以隙,倘或第二次开衅,洋人决不会象这一次似的,雷声大、雨点小,所以明知有指使的人,为保全大局,不宜追究。

  曾国藩与郑敦谨不但是同乡,而且都是道光十四年湖南乡试的举人。郑敦谨春闱联捷,第二年就成了进士,曾国藩则道光十五年正科、十六年恩科,连番失利,到十八年戊戌科才得如愿以偿。所以论科名,郑敦谨虽是前辈,亦是同年,交情一向深厚,但论到公事,各有作为。郑敦谨清勤自矢,执法铮铮,张光藻和刘杰第一次解交刑部治罪,被拒绝收受,就是他的主张。谁知迫于朝命,终于还是办了罪。多少年来的规矩,或是内阁会议、或是吏部议处、或是刑部治罪,复奏时一定拟得重,留待旨意减轻,以示开恩。张光藻和刘杰原拟革职发往军台效力,已经过分,而两宫太后听了宝鋆、崇厚的话,以张、刘二人“私往顺德、密云逗留,藐玩法令”的理由,再加重罪名改为充军黑龙江。

  为此,郑敦谨耿耿于怀,这时听了曾国藩意见,越觉得满怀抑郁难宣,不由得就发了牢骚。

  “不该办的非办不可,该办的却又不能办。”他说,“读书六十年,真不知何以为怀!”

  曾国藩的牢骚更多,但养气的功夫,他比郑敦谨来得到家,所以不动声色地答道:“相忍为国而已!”

  能忍是一回事,办案又是一回事。郑敦谨那个年过得很不是滋味,大年初一还好,年初二一早,马新贻的胞弟,浙江候补知县马新祐,领了他的过继给马新贻的儿子毓桢,跪在钦差大臣的行辕门口,放声痛哭,请求伸冤。好不容易给劝了回去,接着便是袁保庆来拜,郑敦谨跟他的叔叔袁甲三是会试同年,所以袁保庆称他“老世叔”,为他指出张文祥供词中,种种不合情理的疑窦,要求严办。袁保庆向来心直口快,对曾国藩和魁玉都有批评,张之万更为他隐隐约约指责得一文不值。江苏巡抚丁日昌丁忧开缺,张之万奏旨接任,朝命一到,忙不迭地赶往苏州,催丁日昌交卸,胆小怕事到如此,颇为袁保庆所讥评。

  “还有人居然在马制军被难之后出告示,说‘总督家难,无与外人之事。’老世叔请想,疆臣被刺,怎能说是‘家难’?”

  郑敦谨也听说过这件事,出告示的人就是梅启照。“这当然是失言!”他说,“我奏旨跟涤相会办此案,凡事亦不能擅专。等稍停几日,我再约诸公细谈。”

  过了初五,郑敦谨会同曾国藩约集江宁的司、道、府、县会谈案情,别人都不讲话,只有孙衣言侃侃而谈,说指使的人倘能逍遥法外,则天下将无畏惧之心,又何事不可为?所以这一案办得彻底不彻底,对世道人心,关系极大。又说,民间谣诼纷传,上海戏园中甚至编了“张文祥刺马”这么一出新戏开演,明明是诬蔑马新贻的荒唐不经之谈,而竟有朝中大臣,信以为真,做一首诗,说什么“群公章奏分明在,不及歌场独写真”,马新贻含冤而死,复蒙重谤,天下不平之事,那里还有过于这一案的?

  上海丹桂茶园编演“刺马”新戏,轰动一时,连远在安庆的安徽巡抚英翰,都有所闻,特为咨请上海道涂宗瀛查禁,以及孙衣言所提到的那两句诗,郑敦谨无不知道。那首诗出于乔松年的手笔,郑敦谨跟他虽是同年,也觉得他做这样的诗,实在有伤忠厚。

  不过乔松年家世富饶,虽做过大官,不脱绔裤的习气,养尊处优,深居简出,跟恭王是倡和的朋友,一时觅不着诗材,信口开河,不足为奇。所以郑敦谨这样答道:“乔鹤侪的话理他干什么?清者自清,浊者自浊,马端愍的清誉,总有洗刷的一天。”

  曾国藩也深深点头,用马新贻的谥来譬解:“端愍之端,即是定评。至于民间好奇的流言,事定自然平息,此时倒不必亟亟于去辟它!等定谳以后,我自然要替马端愍表扬。”

  郑、曾二人作此表示,使得孙衣言的气平了些。当时决定正月初七开审,照例由首县办差,定制了簇新的刑具,送到钦差行辕,就在二厅上布置公堂,一共设了五个座位,除去郑敦谨和随带的两名司员以外,另外两个座位是孙衣言和袁保庆的。

  这是那两名司员想出来的主意,因为此案的结果,已经可以预见,怕他们两人将来不服,会说闲话,甚至策动言官奏劾,别生枝节,所以建议郑敦谨用钦差大臣的身分,委札孙衣言、袁保庆参与会审。

  接到委札,孙衣言特为去看袁保庆,要商量如何利用这个机会,追出实情。袁保庆因为曾国藩接任后,仍旧被委为营务处总办,公事极忙,经常在各营视察。替他料理门户的是他过继的一个儿子,名叫世凯,字慰庭。袁世凯这时才十三岁,矮矮胖胖,因为常骑马的缘故,长了一双“里八字”的罗圈腿,貌虽不扬,脑筋极好,已脱尽童騃之态,很整个成年的样子,凡有客来,如果袁保庆不在家,都归他接待。“慰庭!”孙衣言把手里的公事扬了扬,“令尊也接到委札了吧?”

  “是!今天一早到的。”袁世凯答道:“家父昨天下午到六合查案去了,委札还不曾过目。”

  “你拆开看了没有?”

  “看了。怕是紧要公事,好专差禀告家父。”

  “令尊什么时候回来?”

  “临走交代,今天下午一定回来,正赶得上明天开审。”

  “我要跟令尊好好谈一谈。奉委会审的,就是我们两个人。”

  孙衣言说,“此案不平的人极多,无奈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要想讲话也无从讲起。所以我们两个人的责任特重,等于要为所有不平的人代言。等令尊回府,请你先把我的意思转达,今天晚上我在舍间专候,或是令尊见访,或是给我一个信,我再来。无论如何要见一面。”

  “是!老伯的吩咐,我一定告诉家父。不过……,”袁世凯笑了笑又说,“我想放肆说一句,不晓得老伯容不容我说?”

  “说!说!你常多妙悟,我要请教。”

  “不敢当!”袁世凯从容答道,“我劝老伯不必重视其事,更不必有所期望。照我看,郑钦差不过拿这委札塞人的嘴巴而已!”

  几句话把孙衣言说得愣在那里,作声不得。好半晌才用无穷感慨的声音说道:“我的见识竟不如你!不过……”他把下面的那句话咽住了,原来是想说:钦差的用心,连个童子都欺不住,何能欺天下人?

  “老伯是当局者迷,总之,是太热心的缘故。”袁世凯老气横秋地说,“我劝老伯大可辞掉这个差使。”

  “这也是一法,但不免示弱。”孙衣言很坚决地说:“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我不辞,我要争!”

  这种择善固执的态度,袁世凯再聪明亦不能了解,而袁保庆是了解的,当夜去回拜孙衣言,表示也要据理力争。

  第二天一早,钦差行辕外,聚集了好些百姓,有些纯然是来看热闹,有些则是来替张文祥“助威”的。当然,钦差大臣奉旨审问如同大逆的要犯,跟地方官审理案件不同,警戒严密,不得观审,百姓只能在一府两县差役的弹压之下,远远站在照墙边张望。

  此外从钦差行辕到上元县衙门,一路也有百姓在等着张文祥。他一直被寄押在上元县监狱,独住一间死刑重犯的牢房,但睡的高铺,吃的荤腥,有个相好,钓鱼巷的土娼小金子,偶尔还能进去“探探监”,所以养得白白胖胖,气色很好。这天一早,扎束停当,饱餐一顿,然后上了手铐,在重重警戒之下,被押到钦差行辕。看到夹道围观的人群,不由得满脸得意,看的人也很过瘾,觉得张文祥为兄报仇,不但义气,而且视死如归,颇有英雄气概,恰恰符合想象中的侠义男儿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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