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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六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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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昭最大的本事，就是能把死的说成活的，而况有公文、有合同、还有停泊在新关的货色，自更易于措词，居然有个长芦盐商，愿意借钱给他，不要利息，只要将来内务府奏请奖励时，为他加上一个名字。有此成议，李光昭有恃无恐，想好一套说法，从从容容地去见孙士达。 “老兄太不成话了！”孙士达一见面便开了教训，“既称报效，何以欠了人家的货价不给？赶快去了结！别丢人现眼了。” “回大人的话，”李光昭不慌不忙地答道：“货价我早已预备妥当，随时可付。只是不能付！为什么呢？因为木植的尺寸，与原议不符。钦命要件，不敢草率从事。我请大人照会美国领事，转饬旗昌洋行，交出原订的尺寸底单，一看就可以明白。” “底单？”孙士达也是办洋务的，知道与洋商贸易的规矩，想了想问：“底单彼此各执一份，你的呢？” “我的在这里。”李光昭从靴页子里取出一张纸，恭恭敬敬地双手呈上。 “是个抄件？” “是。”李光昭答道：“原本是洋文，我特为译了出来，大人看了，才会明白。” “喔！”孙士达问道，“你会洋文？” “是！我能说能写。” 孙士达听他这一说，倒不敢小觑他，点点头作了个嘉许的表示。 于是李光昭把握机会，要求孙士达跟美国领事提出交涉，说木料延误已久，必须严饬洋商，限期照原订底单的尺寸，赶运到京，以便解到圆明园应用。 孙士达接受了他的要求，跟美国领事署交涉，要他们转饬旗昌洋行交出底单。押运的洋商，不曾料到有此变故，自然不会把合同带在身上，这一来便变成李光昭有理了。美国领事署仔细研究案情，发觉贸易的主体是在法国木商勃威利身上，旗昌洋行不会受多大的损失。既然如此，犯不着为法国的利益跟中国起交涉，因而采取了一个很明快的措施，一面叫洋商向法国领事署去申诉；一面通知孙士达，此案美方已经不管，归法国领事处理。 开是法国领事狄隆，照会天津海关道，说明案情，要求“设法拘留”李光昭，理由是怕他逃走。孙士达很帮李光昭的忙，不但拒绝法领事的要求，而且将李光昭所送的“底单”抄了一份，随着复照一起送达，希望“公平成交”。 狄隆办事，不象美国领事署那样和平，立刻提出一件措词强硬的照会，说是“此案本拟秉公会审，兹关道据李光昭一面之词，胸有成见，只可另行控办。”孙士达还在回护李光昭，据理辩驳，但总督衙门的洋务文案，知道了这件事，颇生忧虑，因为照狄隆的照会来看，是预备向总理衙门提出交涉。是非曲直，姑且不论，为了一个商人，万把两银子货款的地方事件，搞成两国政府之间的纠纷，这办的是什么洋务？ 因此，总督衙门通知孙士达，不必打笔墨官司，约集法国领事会商，和平了结。孙士达遵照命令，带着译员与法国领事署的代表，面对面坐下来谈判。无奈双方各执一词，一面说木料尺寸短小，一面说木料尺寸与合同所订相符，但合同在福州，一时无从摊开在桌子上公评，就无论如何也谈不出一个结果了。 这些情形皇帝都还不知道。李鸿章虽对李光昭异常不满，但其中关碍着“钦命”和内务府的人，能够让他付了价款，运木进京，是为上策，所以对孙士达回护李光昭，亦就听他去办，能将真相瞒得一天是一天。这样到了七月初，终于不能再瞒了。 不能瞒是出于两个原因，一是李光昭的行径，虽还未上达天听，却已成了宫廷以外的一件大新闻。由此又引起修园的奏谏，除了两江总督李宗羲明请停园工，暗劝绝微行的一疏以外，南书房翰林李文田，还为此跟宝鋆起了言语冲突。 李文田原来放了江西学政，三年任满，本来要“告终养”，回广东顺德原籍侍奉老母，就因为京里有大兴土木之举，特地入京复命，仍旧派在南书房行走。有一天遇见宝鋆，李文田责备他不能及时匡救，宝鋆从那方面来说，都是李文田的前辈，受此指责，脸上自然挂不住，便这样答道：“你在南书房，亦可以讲话。何必责备军机？” “对！”李文田也顶了过去：“此来正是如此，无劳相勉！” 这样不欢而散以后，李文田第二天就上了一道奏折，以彗星的“天灾”，说到“人害”，对内务府以及近臣太监，有极严厉的攻击，引《大学》中的话，“聚敛之臣，不如盗臣”，指“左右近习与夫内务府大小臣工，皆聚敛之臣而盗臣者也”；说“皇上以天下为家，今欲削皇上之家，以肥其家”；其“自为之计，于皇上何益？” 这样引经据典写下来，结论自然是归于请停园工。皇帝看了，学明神宗的办法，既不接纳，亦不加罪，将原折丢开了事。李文田却还师法古人“焚谏草”之义，有人问到，只说“折底烧掉了”。但同在南书房的潘祖荫是知道的，由他传了出去，颇有人见贤思齐，预备跟着上折，犯颜直谏。京中的清议，李鸿章非常注意，知道了这种情形，认为拿李光昭一案掀出来，可为桴鼓之应，大家合力做一篇热闹文章，说不定能把皇帝和慈禧太后的兴致硬压了下去。 再有一个原因是，新任通永道英良请训出京时，皇帝面谕，转知李鸿章将李光昭所报效的木植，赶紧启运进京。当初奉旨验收，因为李光昭未付货价，验无从验，收无从收，成为悬案，此时奉旨催促，如果再无一个了结，如何说得过去？ 因此，李鸿章便嘱咐文案，办了一个相当详细的奏折，将李光昭与洋商的纠纷，及与美、法领事署交涉的经过，撮要叙明，加上这么一段议论：“李光昭在内务府呈称，购运洋木报效值银三十万两，木价即浮开太多，银两亦分毫未付，所谓报效者何在？” ※ ※ ※ 就这么一句一针见血的指责，惹得皇帝震怒，召见春佑开缺以后，已升为内务府大臣的原任堂郎中贵宝，拍案痛斥。同时下了两道上谕，一道谕内阁，是“明发上谕”，说李光昭“胆大妄为，欺罔朝廷，不法已极，着先行革职，交李鸿章严行审究，照例惩办。所有李光昭报效木植之案，着即注销。” 另外一道谕军机大臣的，是转发李鸿章的“廷寄”，因为原奏中说李光昭“在外招摇，出言不慎”，虽是轻描淡写的话，却看得出来大有文章，拿什么人来“招摇”？可能是皇帝和皇太后，这于朝廷体面，更有关系，因而以近乎颁发密旨的手续，“着李鸿章确切根究，按律严办，不得稍涉轻纵。” 但就是前一道“明发上谕”，已经贻笑大方，只是议论不一，有的说，皇帝到底少不更事，似此破绽百出，形同儿戏的“报效”，居然亦会相信。于是已因微服私行，涉足平康而受伤害的“天威”，益发大损。有的则责备军机大臣，象这样的案子，竟任令其演变至今，几乎引起涉外纠纷，不知衮衮诸公，所司何事？当然，这些讥评，都是出以异常沉痛的心情，认为长此以往，十几年艰难力战，费了多少民脂民膏所换来的平洪杨、平捻、平回乱三大武功，都要毁在当今皇帝手里了。 于是醇王第一个忍不住，先征询他那一班的御前大臣的意见。御前大臣一共五个，都是顶儿尖儿的亲贵重臣，带班的是惇王，接下来的是醇王、伯彦讷谟诂、景寿和郡王衔的贝勒奕劻。 “五哥，”醇王激动地说：“咱们可不能不说话了。照这样子，咱们将来都是大清朝的罪人！” “难！”惇王大摇头道，“说得轻了，不管用；说得重了，又怕皇上挂不住。” “良药苦口利于病，非重不可！”醇王向伯彦讷谟诂和景寿问：“你们俩怎么说？” 这两个人的性情不同，一个沉默寡言，向来喜怒不形于颜色，一个有不耐久坐的毛病，不断绕屋徘徊，一静一动，大异其趣，而此时却是不爱说话的六额驸景寿开了口。 “咱们得跟六爷谈一谈吧？”他说，“最好再连师傅们一起列名，就更有力量了。” “对！”惇王表示赞成，“这就好比一家人家，小主人不学好，先不必惊动外人，自己家里管事的、帐房、教书匠先合起来劝一劝，主人一看他左右的人，全在这儿了，不能不给一个面子。” 话虽俚俗，譬喻却也还适当，醇王点头同意。当时便去看恭王，他毫不考虑地答应了，于是把文祥、宝鋆、沈桂芬、李鸿藻都请了来，商定了要说的话，一共六款，推举奕劻起草，李鸿藻润色。 其时翁同龢母丧孝服已满，由常熟回京销假，仍旧派在弘德殿行走，连衔上折的事，由他跟徐桐和广寿去说明。他心里就很奇怪，王庆祺正是“罪魁祸首”，而又让他列名奏谏，不是开玩笑吗？ 果然，第二天变卦了。恭王等人也想到了王庆祺，却又不便单独将他剔出，因而决定由惇王领衔，五御前、五军机合疏。这十个人不是皇帝的叔伯，便是椒房长亲，所以措词不用讲婉转，重在痛切，一开头就坦率直言：“当此兵燹之余，人心思治久矣！薄海臣民，无不仰望皇上亲政，共享升平，以成中兴之治。乃自同治十二年皇上躬亲大政以来，内外臣工感发兴起，共相砥砺，今甫经一载有余，渐有懈弛情形，推原其故，总由视朝太晏，工作太繁，谏诤建白未蒙讨论施行，度支告匮，犹复传用不已，以是鲠直者志气沮丧，庸懦者尸位保荣，颓靡之风，日甚一日。值此西陲未靖，外侮方殷，乃以因循不振处之，诚恐弊不胜举，病不胜言矣！臣等日侍左右，见闻所及，不敢缄默不言，兹将关系最重要者，撮其大要，胪列于后；至其中不能尽达之意，臣等详细面陈。” “面陈”是恭王、醇王和文祥的意思，因为有许多话，不便形之于笔墨，但即令如此，奏折中已经“言人所不敢言”了。 “关系最重要”的话，一共六款，第一款是“畏天命”，以彗星出现，天象示警，说到“各国洋人盘踞都城，患在心腹；日本又滋扰台湾，海防紧要，深恐患生不测。”劝皇帝“常求敬畏之心，深宫中倍加修省，以弭灾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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