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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九


  “我那儿懂啊?”他歉然陪笑,“还不是得你多教导。”

  “我说呢!我在宫里这么多年都还不懂,你倒懂了,那不是透着新鲜吗?”沈兰玉再一次叮嘱:“你新来乍到,可千万别逞能!老老实实当差,别替我惹祸。”

  接着,便谈当年安德海如何跋扈,最后连慈禧太后都庇护不了他的故事。李莲英很用心地听着,诺诺连声。

  于是找了个机会,沈兰玉面奏有这么一个会梳头的太监,慈禧太后无可无不可地说了声:“传来试一试!”

  这一试大为中意。李莲英的手法轻巧,梳出来的新样巧髻,让慈禧太后在三、四面大镜子中,越看越得意,自觉丰容盛鬋,年轻了十几岁。不但如此,每次梳头,在镜子里细看,很少发现有落下来的头发。她没有想到,李莲英干过硝皮的行当,对毛发的处理有独到的手法,落下来的头发,顺手一拈,轻轻一捻,掌中腕底,随处可藏,只要遮掩得法,自然可以瞒过她的眼睛。

  “原来如此!”王先谦听李璠讲完,不免困惑:“河间府出太监,由来已久,年幼无知,为父兄送进宫去,犹有可说,象他这样子辱身降志,所为何来呢?”

  “人各有志,难说得很。照我看,此人心胸不小,大概是想透了,非此不足以出人头地。”

  “照此说来,将来怙势弄权之事,在所不免。”

  “现在的权势已经很可观了。只是他比安德海聪明,形迹不显而已。”

  王先谦心里在想,要出风头,动一动李莲英,倒是个好题目,且摆着再说,先了结眼前这件案子。

  “老年兄!”他开始谈入正题,“今天有件事,先来请罪。”说着,他取出折稿递了过去,拱拱手说:“叨在知交,必能谅我苦心。如以为不可,自然从命删去。”

  李璠不知他说的什么?默无一言地看完他的稿子,方始明白,是为了这几句话:“近日翰林院侍讲臣张佩纶、御史臣李参奏商人李钟铭一案,就本事言之,李钟铭系不安分之市侩,法所必惩,就政体言之,则两人先后条陈,虽心实无他而逾涉朋比。”

  “喔!”李璠倒很大方,笑笑答道:“老兄知道我‘心实无他’就行了。”

  这样豁达的表示,在王先谦自是喜出望外,连连称谢以后,兴辞回家,重新清缮了一通折底,亲自送到宝鋆府中。第二天得到回信,深表嘉许,于是缮折呈递,要看清流有何反响。

  清流自然要反击。这一次出马的是贵州籍的李端棻,是王先谦的前辈,铮铮有声的“都老爷”,上折痛斥王先谦钳制言路,莠言乱政,请求将王先谦立予罢斥。理虽直而措词不免有盛气凌人之嫌,因而在宝鋆力争之下,碰了个钉子,上谕责备他“措词过当,适开攻讦之渐,所奏殊属冒昧,着毋庸议。”但结尾亦仍鼓励言路:“嗣后言事诸臣,仍当遇事直陈,不得自安缄默,亦不得稍存私见,任意妄言,毋负谆谆告诫至意。”

  因为上谕是作的持平之论,清流不便再闹。但王先谦的一奏,出于宝鋆的指使,清流却未能释然,而宝鋆的智囊是沈桂芬,所以要攻宝鋆,莫如在沈桂芬身上找题目。不久,有了个好题目:中俄伊犁交涉。

  【四三】

  同治十年,新疆回乱,俄国乘机由西伯利亚派兵占领伊犁。总理衙门照会俄国,质问侵入的理由?俄国政府答得很漂亮,说是代为收复伊犁,只要中国政府的号令,一旦能行于伊犁,自然退还。

  到了光绪四年,天山南北路都已平安,总理衙门当然要索回伊犁。俄国政府提出两个条件,中国政府要能够保护将来国境的安全,同时偿还俄国历年耗于伊犁的政费。这一来,就得办交涉,检点第一流的洋务人才,曾纪泽在英国,陈兰彬在美国,李凤苞在德国,何如璋在日本,郭嵩焘则交卸未久,不愿出山。算来够资望的只有一个久当三口通商大臣,出使过法国的崇厚。总理衙门十大臣,当家的是沈桂芬,他力保崇厚,上头自然照准,于是这年年底,崇厚以吏部侍郎奉派出使俄国。

  满洲大臣都熟读《三国演义》,崇厚知道这桩“讨荆州”的差使,非同小可,东吴讨荆州不成,搞得两败俱伤,不可蹈此覆辙。默察情势,认为民气方张,而左爵相又正在西陲立了大功,能将伊犁要了回来,朝廷的体面可以保住,对清议也就有了交代,至于暗底下吃点亏,是无所谓的事。

  因此,一到彼得堡,与俄国的“外交部尚书”格尔斯的谈判,相当顺利,不过半年工夫,俄国就答应归还伊犁,不过十八条条约,除了第一条“俄愿将伊犁交还中国”,以及第十八条规定换约程序以外,其他十六条都是中国要履行的义务,包括赔偿兵费五百万卢布,割让伊犁以西及以南土地一千数百里,俄商货物往来天山南北路无须付税,以及俄商可自嘉峪关通商西安、汉中、汉口等地。

  十八条条约全文,由俄国京城打电报回来,恭王一看不象话,复电不许。但是崇厚以“全权大臣便宜行事”的资格,已经在黑海附近的利伐第亚,跟俄国外交部签了约。同时启程回国,留了参赞邵友濂在彼得堡,署理出使大臣。

  这件事,崇厚做得荒唐糊涂之极,但一闹开来,总理衙门从恭王以下,都有未便,所以沈桂芬联络董恂,取得宝鋆的支持,向恭王进言,案子要在暗中设法挽回,请旨密寄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详加筹划,密陈参酌。左宗棠职责所关,理当顾问,直隶总督李鸿章和两江总督沈葆桢,则已成中外属望的重臣,国有大政,往往密旨谘询,这样的做法,由来已久了。

  在外三重臣的复奏尚未到京,崇厚丧权辱国的真相,已经纸里包不住火,清流无不愤慨,王仁堪一马当先,盛昱继起抨击。不久崇厚回国,到了天津,不敢回京,沈桂芬是荐主的身分,自然关切,秘密派人到天津跟崇厚见面,问起经过,崇厚自己也知道错了。

  “知趣点儿吧!”恭王直摇头,“不要等人说了话再办,更难回护。”

  事出无奈,只好抢着先发了一道上谕,却还不愿指他交涉办得荒唐,“欲加之罪”只是:“崇厚奉命出使,不候谕旨,擅自起程回京,着先行交部议处,并着开缺听候部议。”至于“所议条约章程,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历次所奏各折件,着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妥议具奏。”

  头一天发了上谕,崇厚第二天才由天津进京,在宫门请了圣安,随即回家,闭门思过。再下一天,俄国驻华代办凯阳德,气冲冲地赶到总理衙门,说依照万国公法,没有治崇厚之罪的道理,这样子做,是对俄国的侮辱。

  这一次是“董太师”接见。听得凯阳德的抗议,大为诧异,“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又不是办你俄国公使的罪,何劳质问?不过他当了多年总理衙门的“管家婆”,应付洋人,另有一套只陪笑脸、不作争辩的诀窍,所以一面虚与委蛇,一面找人商量,据说国际交涉上是有这么一种成例。幸好,还有托词。

  “贵公使误会了。”他透过通译向凯阳德解释,“本国办崇厚的罪,是因为他不候谕旨,擅自起程回国。这是我们内部整饬官常,与贵国的交涉无关。”

  这番解释总算在理上站得住,凯阳德无奈,怏怏而去。董恂灵机一动,认为止好借此钳制舆论,便跟沈桂芬商议,托出人来,到处向清流和言官打招呼:朝廷的处境甚难,千万忍耐,不可再闹,否则改议条约一事尚不知如何措手,而凯阳德那里节外生枝,又起纠纷,殊非国家之福。

  因此内阁的会议便压了下来。但十八款条约已见于邸抄,喜欢发议论,上条陈的张之洞,一看是个好题目,两天两夜不睡,写成了一道三千言的奏疏,单衔独上,先分析条约中最荒谬的数事,痛斥崇厚“至谬至愚”,说是“不改此议,不可为国”,而“改议之道”有四:计决、气盛、理长、谋定。

  计决是要“借人头”示决心,认为崇厚已到了“国人皆曰可杀”的地步,“伏望拿交刑部,明正典刑,治使臣之罪,则可杜俄人之口”,所以“力诛崇厚则计决”。

  所谓“气盛”是诏告中外,指责俄国理屈。接下来建议,且将伊犁搁在一边,不必亟亟于争着收回,则崇厚所擅许的条约,既未奉“御批”,好比春秋战国的诸侯,会盟而未歃血,不足为凭。这就是“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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