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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八


  不但他自己如此想法,清流也在等候这样一个时机。自然又是张佩纶动手,等慈禧太后万寿一过,便上了一个“请饬枢臣引嫌乞养,以肃政体而安圣心”的折子,将王文韶贬得一文不值,说他“即无秽迹,本亦常才,就令伴食中书,束身寡过,殆未能斡旋时局,宏济艰难;今屡受弹章,望实亏损,度其志气消沮,愤懑不平,内发叹咤之音,外为可怜之意,久居要地,窃恐非宜。”

  接着引用乾隆朝的一个大臣,也是杭州人的梁诗正的故事。梁诗正物望不孚,高宗暗示他辞官,而梁诗正恋栈不去,于是高宗趁南巡经过杭州之便,命梁诗正在家侍养八十岁的老父,以为保全之计。张佩纶认为这个故事,正适用于王文韶:“例载:亲年八十以上,即有次丁终养者。王文韶母年八十有三,终鲜兄弟,养亲乃人生至乐,当此崦嵫渐迫,喜惧交萦,实亦报国日长,报亲日短之际。若听其去官终养,该侍郎家在杭州,有湖山以涤尘氛,有田园以供甘旨。”如其不然,就算王文韶“持禄保身,其子庆钧,及其交游仆从,狂恣轻扬,非王文韶所能约束,必令白首偏亲,目见子孙不肖之事,忧危惶惧,损其余年,殆非文韶所忍出也。”

  最后是在“以安圣心”这句话上做文章,说“皇太后圣躬虽臻康复,犹宜颐养舒勤,乃九月初一日因邓承修劾王文韶,召见枢臣,二十二日因云南报销案,又召见枢臣,此两日并无内外简放员缺,亦无各省急递章奏,当霜风渐厉之时,正几暇养和之日,乃以文韶奉职无状,至增宵旰忧劳。该侍郎夙夜扪心,能无悚愧?”因而要求:将他的这个奏折,交下军机处,“令王文韶善于自处。”

  慈禧太后便真的不作任何表示,将原折发了下去。王文韶一看汗流浃背,识得张佩纶的严重警告,如果再不“善于自处”,他还有更厉害的手段,要参劾他的儿子王庆钧以及门客仆从,仗势恃强,所作的许多不法之事。

  在他看,最恶毒的是,以为慈禧太后因为他的“奉职无状”而“宵旰忧劳”,当此秋风多厉之际,亦不得安然怡养。这一挑拨,如果忽视,则慈眷一衰,真的可能有不测之祸。

  于是,当天他就上了个奏请开缺的折子。慈禧太后胸有成竹,降旨慰留,预期着张佩纶必不罢休,要看他第二个折子,说些什么?

  张佩纶的第二个折子,对王文韶展开正面的攻击,措词运用,却另有巧妙。共是一折一片,折子上说他才具不胜,如果慈禧太后据以罢斥,则发抄原折,可以不提云南报销案的弊端,对王文韶还算是顾面子。但要说服慈禧太后,则又非提云南报销案的弊端不可,因而加一个附片,指出云南报销案三可疑:

  第一疑:“王文韶曾在云南司派办处行走,报销之弊,当所稔知。此案既致人言,必有书吏在内,若于奉旨之日,即密饬司员将承办书吏,羁管候传,抑或押送刑部,岂不光明磊落,群疑尽释?乃谳传函牍屡传,机事不密,任令远扬,归过司员,全无作色。人或曰:文韶机警,何独于书吏则不机警?”

  第二疑:“云南此案报销,将岁支杂款,全行纳入军需,本非常科,即疆吏声叙在先,亦宜奏驳,既已含混复准,经言者论劾,若户部即请简派大臣复核,则过出无心,犹可共谅。乃至户部堂官奏请复核,始与景廉面恳回避。风闻银数出入,散总不甚相符,且事先迅催兵工两部,不及候复,率先奏结,尤为情弊显然。人或曰:文韶精密,何独于报销则不精密?”

  第三疑:“崔尊彝、潘英章为此案罪魁祸首,既据商人供称:汇款系为报销。状证确凿,该两员即属有玷官箴。周瑞清已经解任,该两员不先革职,亦当暂行开缺,乃迭降明谕,但曰:‘严催解送’。他枢臣即未见及,王文韶若欲自明,何以默不一语?人或曰:文韶明白,何独于该两员处分则不明白?”

  字里行间的指责,慈禧太后当然看得出来,第二疑暂且不论,第一疑指王文韶故意放书办逃走,意在消灭罪证。第三疑是指王文韶包庇崔尊彝、潘英章。衡情度理,确有可疑。

  因此,持着这一折一片,慈禧太后开始认真考虑让王文韶走路。继任人选,倒是早就想好了的,此刻还要考虑的是,张佩纶分析事理,精到细致,不光是会骂人、会说大话。然则该当如何重用?

  思考未定,便只有暂且搁置,于是王文韶第二次上折辞官,又蒙慰留。但语气跟前不同了,说“览其所奏各情,本应俯如所请。不过军机处及总理各国事务办事需人,王文韶尚称熟悉,着仍遵前旨,于假满后照常入直。”

  这“尚称熟悉”四个字,是军机章京看风头所下的贬词,经宝鋆和李鸿藻商量过,奏请裁可而见诸明发上谕的。熟悉朝章故事的,一看王文韶落得这四个字的考语,就知道他非出军机不可了。

  王文韶自己却有些拿不定主意,因为他的亲族故旧,门客僚属,平素出入门下的一班人,聚讼纷纭,意见甚多。主张自己知趣,及早抽身的固多,认为反正面子已经丢完了,里子不能不要也有,慈禧太后虽然精明,到底是妇人心慈,不见得会听信张佩纶的话,罢斥枢臣。再有一派认为要引退也得等些时候,张佩纶一上弹章,随即请辞,看来完全受他摆布,面子上未免太下不去。

  王文韶对这个看法,颇有同感,还想看看再说,无奈坏消息不一而足。先是江苏巡抚卫荣光奏报,据崔尊彝的家丁呈报,说他家主人在丹徒县旅途病故。丹徒县就是镇江府城,虽为循运河入长江、到皖南的必经之地,但崔尊彝死在九月,丹徒县接到崔家家丁的呈报是在十月,何以在镇江逗留如此之久,又何以迟一个月呈报,情节自然可疑,所以上谕命卫荣光确切查明,崔尊彝是否病故?

  其实用不着查,与卫荣光的奏报同时传到京里的消息,说崔尊彝是服毒自杀的,这就见得情虚畏罪了。赵舒翘听得这话,大为紧张,案中两名要犯,已经去了一个,如果潘英章步崔尊彝的后尘,也来一个“病故”,那时死无对证,周瑞清可以逍遥法外,全案亦就永远要悬在那里,因而不能不采取断然的手段。

  他做事向来有担当,也不必禀明堂官,将王敬臣和周瑞清的家丁谭升,秘密传讯,软哄硬逼,终于又榨出来一些内幕。据谭升供认:崔、潘二人到京后,跟他家主人都常有往还。这倒还不关紧要,王敬臣供出来一段事实,对周瑞清却大为不利。

  他说:潘英章从他那里取去的银票,其中有一张是由百川通票号来兑现的。于是传讯百川通的店东,承认周瑞清跟他的百川通有往来。上年九月间,周瑞清拿来一张顺天祥的票子,存入百川通,换用了他那里的银票,显然的,这是周瑞清的一种手法,不愿意直接使用顺天祥的银票,免得落个把柄。

  此外王敬臣还说,有个户部云南司的“孙老爷”,也曾经拿潘英章用出去的票子,到他那里取过银子。这都是“通贿有据”,户部奏请将周瑞清暂行革职,以便传讯。户部云南司的“孙老爷”,是不是主稿的郎中孙家穆,自应查究,亦请先行解任。

  照准的上谕一下,赵舒翘立即执行,亲自带人逮捕周瑞清,先送入户部“火房”安置,不准家属接见。送进去的铺盖、用具、食物,无不仔细检查,连馒头都掰开来看过,怕内中夹着什么纸条。

  于是,第二天召见军机,王文韶不能不再一次面奏,恳请准予开缺养亲。慈禧太后没有准,也没有不准,只说:“先下去!另有旨意。”

  等军机退了下去,跟着又“叫起”,指明只要宝鋆和李鸿藻进见。

  这是可以料想得到的,召见必是为了咨询继任王文韶的人选。照例两名汉军机大臣一南一北,王文韶的遗缺应该挑南边人来补,宝鋆夹袋中虽有人物,但资望都还差得远,所以他很知趣,将这个人情卖了给李鸿藻。

  “兰翁,”他说:“一上去自然是谈王夔石空下来的位子,凡有保荐,请你作主。”

  李鸿藻对这件事亦早就想过,但一直有左右为难之感,形势很明显地摆在那里,不是翁同龢就是潘祖荫,潘祖荫是会试同年,翁同龢是弘德殿多年的同事,而且交情一向不错,虽然他前几年依附沈桂芬,形成壁垒,但为国求贤,决不能摒绝此人,不作考虑。

  既然如此,不妨听听宝鋆的意见,于是拱手答道:“不敢、不敢!正要向佩公请教。如今物望,不出翁潘,倘或不能兼收并蓄,去取之间,请问佩公,于意云何?”

  宝鋆亦很圆滑,不愿意“治一经、损一经”,荐翁就得罪了潘,反之亦然。而且所荐能用,也还罢了,就怕荐甲用乙,得罪了被用的人,更加犯不着,所以不置可否:“这两位都负一时清望,难分轩轾。只好看上头的意思了。”

  这虽是很滑头的话,对李鸿藻却是一个启示,“看上头的意思”是最聪明的办法。

  “论资望,论才具,无胜过翁同龢、潘祖荫的。”李鸿藻说:“请皇太后择一而用。”

  “就叫翁同龢去好了。”慈禧太后毫不迟疑地裁决,显得胸中早有成竹。

  “是!”李鸿藻接着又说,“不过书房也要紧。翁同龢入值军机,书房是不是要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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