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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〇


  “事情没有大不了的,”这句话足以令人宽心,“不过要等机会、看情形”,就不妙了。王庆钧真想说一句:“李大叔,只要你肯拍胸脯,一肩承当,那怕汉口的那家钱庄,双手奉送,亦所甘愿。”

  正当他在打主意,如何措词,能再许个宏愿而又不致太露痕迹时,李莲英又往下说了。

  “事情呢,不是我说,你老人家当初也太大意了些。”李莲英用低沉郑重的声音说:“我们自己人,透句话给你,你可千万只告诉你老人家一个人。”说到这里,定睛看着王庆钧,要等他有了承诺才肯往下说。

  “是!”王庆钧肃然垂手,“有关你的话,我绝不敢乱说。”

  “你说给你老人家,该走走太平湖的路子。”李莲英说,“六爷多病,七爷又闲得慌。天下大事,都在这句话里头了。”

  “是,是!李大叔这句话,学问太大了。我回去,照实禀告家父。”

  这句话真是含着绝大的学问,王庆钧还无法理解,只有他父亲喻得其中的深意。原来醇王静极思动,颇想取恭王的地位而代之,但身为皇帝的本生父,鉴于前朝的故事,要避绝大的嫌疑,公然问政,决无此可能,唯有假手于人,隐操政柄,这个人就是李鸿藻。

  王文韶自己知道,在旁人看来,他是属于恭王一系的。这还不要紧,坏事的是,他又被看作总理衙门一派,接承了沈桂芬的衣钵,在主战的清流,便认为他难逃媚洋误国的罪名,自然深恶痛绝,必欲去之而后快。

  转念到此,又找出张佩纶参他的折底来看,其中有一段话,便益具意味了:“恭亲王辛苦艰难,创立译署,文祥以忠勤佐之,中兴之功,实基于此。而其时风气未开,人才未出,洋情未尽得,军务亦未尽竣,文祥赍志以殁;不幸而丁日昌、郭嵩焘辈出,以应付之术,导沈桂芬背恭亲王、文祥卧薪尝胆之初心,而但求苟且无事。于是人人争诟病译署,而外夷乃日益骄矣!比来夷焰稍熄,其机可以自强,而老成渐衰,其势亦不可以自恃。两府要政,悉恭亲王主持,近以五十之年,久病未愈,必调摄得宜,始能强固;故译署之任,宜有重望长才,共肩艰巨,与枢廷旧臣,合谋协力,乃足使天下省事,而恭亲王省心委之文韶,其能胜任愉快乎?”

  看到这里,王文韶深为失悔,早不见机,原来清流亦有在“译署”——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一献身手的雄心。倘或当初保荐张佩纶之流在总理衙门行走,或者遇有重要洋务,类似对俄交涉中,让张之洞参预那样,请派此辈会同看折,又何致于会有今日纠缠胶葛,难解难分的局面?

  于今一切都晚了,只有李莲英“该走走太平湖的路子”那句话比较实在。

  要走醇王的路子,最适当的莫如重托翁同龢。出京以前,跟他原曾有过一番长谈,翁同龢的短处是不甚肯担责任,长处是在谨密小心,托他不一定管用,但决无泄密坏事之虞,大可试上一试。

  于是,他亲笔写了一封很恳切的信,派专差送至京里。翁同龢接信并无表示,他倒是有心帮王文韶的忙,但跟李莲英的态度一样,要“等机会、看情形”,而眼前的情形,对王文韶是更为不利了。

  这一个月,京里大出参案。首先是阎敬铭参奏户部司官出身,外放为藩司道员的三个汉人,一个旗人,他们的姓氏是姚、杨、董、启,以前在户部素有“四大金刚”之称。阎敬铭的折子中说:“苞苴暗昧莫明,往事尤难根究,臣亦不知其现时居官若何?而外则表率属员,内则关系部习,似此久著贪劣,难谓既往不究”,因为“既公论之佥同,即官箴之难宥”!所以请旨将此辈“一并罢黜,更不准其潜来京师居住,免致勾结包揽,诱坏仕风。”最后更申明立场:“臣职非纠弹,而忝领度支;此之不劾,无以肃部务而儆官邪!”

  折子发到军机,宝鋆首先大摇其头:“既往不究,与人为善。这样子追诉,而且都是无根的游词,如果也认真去办,则纷扰伊于胡底?”

  当然,“四大金刚”盘踞户部多年,宝鋆先掌户部,后来以大学士“管部”管的亦是户部,也有多年,看到这个折子,自不免刺心。此外翁同龢觉得所参过于空疏,潘祖荫认为阎敬铭要整顿,先得从眼前做起,不宜追论既往。算起来,军机大臣中只有一个李鸿藻,对阎敬铭抱持同情的态度。

  但是,慈禧太后很欣赏阎敬铭的这个折子,“这才是破除情面,这才是实心办事。”她说,“好些人当我心慈,不会给人下不去。”又说,“三品以上的官员,放缺都先召见过,意思是我手里用的人,我自己再把他们打下去,岂不伤知人之明?这些话都错了!国家不是家务,不能感情用事,不然一定糟糕。我自己觉得这一层上头,我最拿得稳。施恩是施恩,办事是办事,如果觉得自己所喜欢的人,就都是会办事的人,那就错到极点了。我两个兄弟,自然是我喜欢的,但是他们无用,我就不能让他们负大责任。阎敬铭,我并不喜欢,然而他的说话行事,真是行得正、坐得正,我不能不听他的。这个折子,当然要准,他是为了整顿户部,朝廷准了他的办法,他再做不好,那时候自然可以问他。”

  于是“四大金刚”,落了个“均着革职,即行回籍”的处分。

  再一件案子就跟王文韶直接有关了。张佩纶先以云南报销案,户部堂官自请处分,认为避重就轻,据实纠参,接着是吏部议处,罚俸一年,认为处分不当,以都察院堂官之一的身分,拒绝在奏折上列名。

  当阎敬铭奏报云南报销案核算结果,“含混草率”,参劾承办司官时,景廉和王文韶以“失察”自请处分,张佩纶就上奏抗争,认为景、王是避重就轻。及至吏部议奏罚俸一年,他又认为处分过轻,不肯会衔出奏,同时上折说明缘由,要求加重处分。慈禧太后因为这一案已交刑部查办,一事不两罚,所以反倒搁置了。

  此外邓承修参了左副都御史崇勋、巡视东城御史载彩,奉旨查办属实,分别革职。还有个与邓承修齐名的刘恩溥,直隶吴桥人,官居浙江道御史,专好找旗人的麻烦,奏谏措词有东方朔之风。曾有一个“黄带子”在皇城内设赌局,为讨赌债打死了一个以赌倾家的旗下世家子,暴尸城下,无人过问。刘恩溥上疏,说这个黄带子“托体天家,势焰熏灼,以天潢贵胄,区区杀一平人,理势应尔,臣亦不敢干预。惟念圣朝之仁,草木鸟兽,咸沾恩泽,而此死者,尸骸暴露,日饱乌鸢,揆以先王泽及枯骨之义,似非盛世所宜,合无饬下地方官检视掩埋,似亦仁政之一扬。”词意若嘲若讽,以扬为抑。那时是慈安太后听政,降旨查办,革了那个黄带子的爵位。“刘都老爷滑稽”的名声,就此盛传九城。

  “刘都老爷”这回找上了穆宗的老丈人,蒙古状元崇绮,他是奉天将军,府尹叫松林,一般颟顸无能。刘恩溥将他们两个一起参,其中的警句是:“将军崇绮,除不贪贿外,则无所长;府尹松林,除贪贿外,亦别无所长。”奏折发抄,喧传人口。但真正的新闻是宝廷的自劾。大年三十有一道上谕:“侍郎宝廷,途中买妾,自请从惩责等语。宝廷奉命典试,宜如何束身自爱?乃竟于归途买妾,任意妄为,殊出情理之外。着交部严加议处。”

  宝廷已经回京,新年中往还贺节,少不得有好事的人问起,宝廷并不讳言,而且唤他的新宠出来见客。这是个长身玉立的美人,芳名檀香,可惜有几点白麻子。

  宝廷一向风流放诞,这一次的“途中买妾”已是第二回,头一回是在同治十二年。

  同治十二年乡试,宝廷放了浙江的副考官。考官入闱之前,国防严密,摒绝酬酢,出闱以后就轻松了,尤其是乡试,闱后正是“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菊绿时”。浙江巡抚杨昌浚作东,请正副考官徐致祥和宝廷去游富春江,访严子陵钓台的古迹,坐的是有名的“江山船”。

  这“江山船”从明初以来,就归“九姓”经营,叫做“九姓渔户”。明载大清会典,元末群雄并起,明太祖大败陈友谅于鄱阳湖,他的部下有九姓不肯投降,远窜于浙南一带。明太祖为惩罚叛逆,不准他们在岸上落脚,因而浮家泛宅在富春江上,以打渔为生,九姓自成部落,不与外人通婚。

  水上生涯,境况艰苦,打渔以外,不能不另谋副业,好在船是现成的,不妨兼做载客的买卖。严子陵钓台所在地的“九里泷”一带,风光胜绝,骚人墨客,寻幽探胜,自然要讲舒服,所以“江山船”也跟无锡的“灯船”,广州的“紫洞艇”一样,极其讲究饮馔。久而久之,又成了珠江的“花艇”,别有一番旖旎风光。

  江山船上的船娘,都是天足,一天两遍洗船,自然不宜着袜,跟男子一样,穿的是浅口蒲鞋,但制作特别讲究,鞋头绣花,所以浙江人称这些船娘,叫做“花蒲鞋头”。

  宝廷是旗人,喜欢天足女子,所以一上了江山船便中意。那只船的“花蒲鞋头”名叫珠儿,有旗下大妨娘的婀娜,兼具江南女儿水样的温柔,宝廷色授魂与,将量才的贽敬,作为藏娇的资斧,量珠聘了珠儿。只是这桩韵事,既玷官常,亦干禁例,所以跟船家约好,他自己由旱路进京,船家自水路送珠儿北上到通州,再由他出京来接。结果人船俱杳,是根本不曾北上,还是中道变计,化为黄鹤,根本无法究诘。更无法报官,算是吃个极大的哑巴亏。

  这一年典试福建,闱中极其得意,解元郑孝胥的诗笔,更为他所激赏。带着门生的诗卷,取道浙江,由蒲城到衢州,归浙江的地方官办差,坐的自然是江山船,便遇见了这个长身玉立,有几点白麻子的檀香,纳之为妾。

  由于上一次的教训,宝廷这一次学得乖了,江山船到了杭州,另外换船循运河北上,带着新宠一路同行。不过也不便明目张胆地同舟共宿,变通的办法是,自己坐一号官船,另外备一条较小的船安置檀香。一大一小两条船,衔尾而行,到了海宁地方遇上了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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