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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六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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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孙家穆约定的数目是八万两，付过五万，待付三万，惇王所指的就是这三万两，“那是公款，还存在顺天祥。”张之万答道：“等结案以后，自然责成顺天祥缴库。” “这就想不通了。既说是八万，何以付了五万就准奏销了？”惇王问道：“存着那三万干吗？难道孙家穆怕银子烫手，竟不敢要？” 就案情而言，这是最讲不通的一点。翁同龢却有个说法：“大概是怕丹翁清正，赶快结案要紧，那三万两就顾不得要了。” “承奖，承奖！”阎敬铭拱手答道：“这是不虞之誉。” “哼！”惇王冷笑，“只怕不是孙家穆不敢要吧？” 大家都懂他的意思，是说这三万两银子，原是留着送景廉和王文韶的，只为陈启泰一奏，平地掀起波澜，景、王二人就不敢要这笔钱了。 事涉暧昧，无法深论，麟书便说：“回王爷的话，案子办到这步田地，也就差不多了。别的不说，起码赃款就追出来上十万，公家损失也有限。而况，这笔赃款，也原不该入官库的。” 于是你一言，我一语，无非准理衡情，劝惇王不必坚持，又说法国正在越南用兵，滇越边境吃紧，慈禧太后宵旰忧劳，不宜再拿这一案上烦廑忧，宜乎早早结案，好齐心合力对付外患。 惇王再能干也对付不了五个人，而且他的理路亦不十分清楚，词令则更非所长，只好无言告辞。 但从第二天起，惇王接连“递牌子”请求召见。据宫里传出来的消息：他向慈禧太后面奏，力主严办，说会办五大臣，有徇私情事。可是，当慈禧太后问到：应该如何严办，徇私的事实证据何在？他却又说不出一个所以然。 这样到了第四天，传谕召见云南报销案会办五大臣，惇王当然也在内。依照预先的约定，五大臣中，发言不由军机大臣翁同龢，也不由刑部尚书张之万，而是阎敬铭领头奏复。 “案内，一个人不敢放松，案外，一个人不敢牵涉。” 阎敬铭这两句话，慈禧太后大为欣赏：“原该无枉无纵，案外更不必牵涉。”她停了一下说：“这一案的罪名怎么样？” 于是阎敬铭掏出一张单子来，从孙家穆、周瑞清开始，将案内官员的罪名，逐一回奏。一听有这么多人牵涉在内，慈禧太后的神色变得沉重了。 “国家多故，皇帝还没有成年。执法的人，敢于这样子舞弊。你们是不是办得太轻了呢？”慈禧太后又说：“惇亲王！你有话，尽可以说。” 这似乎有点不测之威了，五大臣都有些困扰，唯独惇王精神十足，大声回奏：“潘祖荫丁忧回南以前，就定下了‘完赃减罪’的章程，私底下授意给大家，现在就是照潘祖荫的章程定的罪。” 这是公开的指责，当然要答辩，而对付惇王，则翁同龢曾有承诺，所以他义不容辞地代表大家发言。 “潘祖荫已经去位，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即使不去，亦不是潘某一个人所能主持全案的。” “此案关乎风纪。”惇王的语气很固执，“总须遵旨严办。” 这句话中有了漏洞，翁同龢针锋相对地顶了过去：“迭次上谕，都指示秉公办理，务期案情水落石出。至今为止，未降严旨。即有严旨，亦当依律例办理，岂能畸轻畸重？律例者，祖宗的成法，国家的宪章。而且旧例似此案情原只减一等，嘉庆年间方始减二等，仰维仁庙圣意，岂肯姑息舞弊之人？为的是不枉法则情有可原而已。” “枉法不枉法，怎么分别。”慈禧太后问道：“翁同龢你讲来我听。” “是！”翁同龢答道：“以报销案来说，受了贿，不该销的销了，就是枉法，如果原来就是该销的，虽然受了贿，于公事并无出入，就是不枉法。云南报销案，经户部查核，不过所引成例彼此有出入，归根结蒂来说，到底都是该销的款子，自然不是枉法。” 这一说，慈禧太后释然了。惇王却又有话，他说：“如今是太后垂帘办事，倘或轻纵了，将来皇上亲政的时候，必有议论。” 这话说得很不得体，慈禧太后当然觉得逆耳，翁同龢又一次抓住机会，反驳着说：“惇亲王失言了！皇太后垂帘已久，事事秉公持正。就拿这一案来说，一再面谕：务须斟酌妥当。 将来怎么会惹起议论？” 这才是持论得体，一方面有春秋责备贤者之意，一方面颂赞了慈禧太后的圣明。她深深颔首，“我亦并无从重治罪的意思。不过，”由于惇王在前两次面奏时，一直忽视律例，所以她加重了语意说：“治国以法，总得要照律例。” “回皇太后的话，”阎敬铭答道：“无一字不符律例。” 一看惇王又要开口，翁同龢心想，如说得罪亲贵，反正也得罪了，不如趁此机会，争个结果，否则就不划算了，所以抢着说道：“臣的意思，本想依律减二等定罪，现在减一等，由徒刑三年改为充军二千里，已经从重，如说还嫌轻，莫非要杀两个人？” 说到这里，翁同龢有些激动，引用慈禧太后和惇王都知道的一个典故。为汉文帝执法的“廷尉”张释之的故事：有人盗取高祖庙的一只玉环，张释之按“盗宗庙服御”律治罪，文帝嫌轻，要改为族诛。张释之力争，以为盗高祖庙一只玉环便须族诛，那么万一有人盗高祖长陵，又将治以何罪？ 同样地，“如果不枉法是死罪，枉法又是什么罪？”翁同龢又说：“臣等在书房，日日为皇上讲明的，不过一个仁字，一个义字。倘或言而不能行，难道是要导君于刻？这决不是惇亲王本意，更不是皇太后的本意。” 这番话引古喻今，还搬出“圣学”这顶大帽子，说得相当透彻。慈禧太后决定依从，但亦不愿意使惇王难堪，便用嫂子劝诫小叔的语气，望着惇王说道：“你不妨仔细看看律例，找人讲解明白，跟他们五个人好好商量。” 惇王完全不了解，这是慈禧太后为他找个借口好收篷，依然力争，“臣的意思，总宜在此刻就在皇太后面前议定。不然，臣一个人怎么敌得过他们五个人？”说着，便磕下头去，大有乞恩之意。 慈禧太后有些啼笑皆非。人家口口声声谈律例，没有一个字不在理上，而他竟出如此幼稚的言词，不但不明事理，而且有失体统，唯有微微苦笑。 解铃系铃，还是翁同龢自己转圜说道：“惇亲王不熟悉律例，臣等将治罪诸人，所引法条，一一签出。惇亲王就明白了。” “这也好。”惇王接口说道：“先将律例都摘了出来，请皇太后过目，引用得不错，臣等再正式具折奏复。” “这倒是句话。”慈禧太后说道：“就这么办。” 惇王再粗略，“这倒是句话”这句话，总还听得明白，意思是说他先前所说，都不象话。慈禧太后虽不是有指责，在他听来，却很不是味道。 等退了下来，惇王又碰了翁同龢一个钉子。他跟翁同龢去商量，孙家穆和周瑞清在流二千里以外，是不是还可以加一些别的罪名，如罚金之类？翁同龢很不客气地说他，对律例一点不懂，违法处置，会教天下人耻笑。 惇王装了一肚子的气，反倒老实了，答应第二天就“画稿”。 于是，翁同龢随即写信告诉薛允升，连夜准备复奏的底稿，依照在御前的决定，将定罪所引用的律例条文，一一查明出处，在专稿上加贴浮签。原说呈上慈禧太后阅定，其实只要送请惇王看了就可以了。 第二天一早，刑部司官携带着预备妥当的文件，进宫直奔内务府朝房。惇王在宫里各办事处所，除了军机处以外，那里都可以休息，但他经常坐内务府朝房，因为第一，内务府朝房的供应最周到，起坐最舒服，其次，惇王爱打听市井琐闻，无事可以找内务府的主事，笔帖式来聊天。各部常有内廷差使的司官，都晓得这情形，所以有事要见惇王，都上这里来。 到了内务府朝房，但见惇王只穿一件米黄葛衫，大马金刀地坐在一张竹榻上，一手一大碗豆汁，一手一条酱瓜，喝一阵豆汁，咬两口酱瓜，“唏哩呼噜”和“嘎崩、嘎崩”的声音交替作响，喝豆汁喝得热闹极了。 等喝完了，听差接过空碗，就手递上一条热气腾腾的手巾把子，惇王接过来抖开，吹两口气，然后没头没脑地使劲一阵乱擦。 “好痛快！”他将热毛巾丢下，一眼瞥见刑部司官，便即问道：“你来找我不是？” “是！”刑部司官疾趋而前，请个“双安”，接着捧上卷宗，“请王爷画稿！” “好吧！画就画。我先瞧瞧。” 奏稿共是四件，一折三片。他不看折底，先看第一个夹片，正就是他要看的那一个：“臣等查御史洪良品奏请罢斥舞弊枢臣一折，先经臣奕誴，臣翁同龢遵旨详询洪良品，据实复奏；奉旨：‘此案必须崔尊彝、潘英章到案，与周瑞清及户部承办司员及书吏号商，当面质对，庶案情虚实，不难立见’等因。嗣经给事中邓承修奏参，枢臣被劾无据，事实有因等情。奉旨：‘着添派惇亲王、翁同龢会同查办’等因在案。 光绪九年二月二十五日，潘英章解送到刑部，臣等遵即会同将潘英章、周瑞清及户部司员提集，一面查照洪良品说帖内，关说贿托各节，逐层研究。 据周瑞清供：伊系军机章京，入值十有余年。该处承办事件，向在公所面呈堂官核定，从不至私宅回事。云南报销一案，伊与潘英章托龙继栋向承办司员商办，系实有其事，并未向堂官关说。 据潘英章供：伊汇京报销一款，内中已付过五万两，未过付三万两：系津贴该部承办司员及经手书吏，并无分送景廉，王文韶巨万之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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