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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九


  “有这样的事?”慈禧太后有点不信,“有些言过其实的话,也听不得那许多。”

  恭王碰了个软钉子,不再作声。宝鋆也是赞成李鸿章回任的,便即重申前请,不过他看出慈禧太后有不惜一战之意,所以不敢主张议和,只这样说道:“北洋是重镇,将来不管是战是和,朝廷发号施令,第一个先下给北洋,实在少不得李鸿章。”

  “既如此说,让李鸿章先回天津,接了北洋大臣再说。”

  “圣谕极是。”宝鋆急忙答道,“为今之计,一面严饬各省布置防务,一面该赶快催李鸿章到京。如能化干戈为玉帛,自然最好。不然,军务全盘调度,到底也还是要靠李鸿章。”

  慈禧太后点点头,转脸看着恭王问道:“总理衙门,你看要添人不要?”

  话虽如此,照各方面的情形看起来,却是战多于和的模样。法国公使宝海奉调回国,调派驻日公使特利古,以特使身分来华,在上海与李鸿章会谈,态度相当强硬,否认越南是中国的属邦。同时表示,法国政府决定对越南用兵,即使因此与中国失和,亦所不惜。同时李鸿章又接到消息,法国国会通过北圻战费五百万法郎,海军由孤拔率领,已开往越南,而中国西南边防的力量甚薄,虽有广东水师提督吴全美,统带兵轮,在琼州海面巡防,但决非法国海军之敌,所以急电总理衙门,不可轻易言战。

  然而另外各方面的情形又不是如此,首先是曾纪泽和正在巴黎的招商局道员唐廷枢,都有电报打回来,曾主强硬对付,唐则报告法国政府对越南用兵一事尚未定局,语气中表示不宜退缩。其次,刘永福的黑旗军,在越南打得很好,其间由唐景崧往返联络,居中策划,刘永福撤南定之围,进攻海防。战事实际上亦在扩大,亦不是朝廷所能遥遥控制得住的了。

  不久,曾纪泽终于仍由彼得堡回到了巴黎。一到,法国总理茹费理就约见,很率直地告诉曾纪泽:法国决定在越南驱逐黑旗军,如果发现中国军队,亦是同样办理。曾纪泽大为愤懑,同时观察法国军队调动的情况,认为茹费理的话,不免虚言恫吓,中国在越南应该抢着先鞭,造成进兵保护的既成事实,交涉反倒好办。

  因此,他一连打了两个电报给李鸿章,第一个是催促赶紧向越南进兵,第二个是否认报纸上所载的新闻,说他已允许了法国任何和解的条款,同时要李鸿章以严峻的态度刘待特利古,甚至不理都可以。

  这两个电报,李鸿章不敢隐瞒,据情转达京师。从对俄交涉以后,慈禧太后对曾纪泽颇为信任,所以接到他的这两个电报,益坚一战之心,而恭王始终支持李鸿章的看法,不愿轻易言战。

  慈禧太后对恭王的不满,终于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但是,她并没有责备,是比责备更有力的行动,指派醇王参与筹划法越事宜。

  这是一道明发上谕,而且奉旨之日,醇王就到军机处阅看有关法越事宜的电报奏折。在上海的李鸿章,得到这个消息,知道局势将有极大的转变,倘不知趣,说不定又会有朝旨,派他到两广督师。因此,一面拒绝接见特利古,一面下令招商局调派一只专轮,升火待发。三天以后,他就上了轮船,直航天津,接了北洋大臣的关防。

  在醇王主持之下,和战两途,同时进行。李鸿章仍旧回任直督,因为他服制未满,所以朝旨只用署任的字样。张树声回任粤督,而曾国荃则照恭王的原议,内召陛见,听候简用。

  这时特利古在上海发表了很强硬的谈话,预备带领法国兵舰北上。因此,有一道密谕寄交李鸿章,如果法使北来,即由李鸿章在天津跟他会议,特别告诫:“坚持定见,勿为所惑。”

  尽管是着着备战的情势,但已往几个月,聚讼纷纭,游移不决,耽误了进取的时机,而法国政府内部,却已取得了政策上协调,猛着先鞭,迎头赶上。水师提督孤拔,抵达海防,立即与陆军指挥官布意,拟订了一个急进的作战计划,展开攻击。

  这时候正好越南政局,发生变化,“嗣德皇帝”阮福时病殁无子,大臣拥立他的堂弟阮福升,称号叫做“合和皇帝”。孤拔就利用这一时机,由海防率舰南下,直攻位在越南中部的京城顺化。第二天,布意的陆军,亦对怀德府的黑旗军发动攻击。刘永福所部因为河决被淹,退保丹阳。于是孤拔的舰队,封锁越南各海口,并且攻破顺安炮台,在第十天上,就迫使越南政府签订了二十七条的城下之盟,越南自承为法国的保护国。由法国派驻越南的“东京理事官”转任为公使的弗罗芒,贴出告示,说越南全境尽属法国,驱逐黑旗军出境。

  这是一个极大的转变,使得中国政府在外交、军事两方面都处于极端不利的地位。但是法国政府却还识不破中国的底蕴,所以一方面在外交上采取安抚的办法,由法国外交部长沙梅拉库照会曾纪泽,声明对越南全境土地,无所损害,“并愿保存中国按照旧例,体面攸关的礼貌。”意思是可以承认中国对越南仍有名义上的宗主权。事实上越南亦仍不愿舍弃中国,就在与法国签订了顺化条约以后,“合和皇帝”阮福升还曾致书两广总督张树声,请准许由海道入贡。

  在另一方面,法国下定决心要扫荡黑旗军,在丹凤地方激战三昼夜,刘永福虽然勉强守住了阵脚,但伤亡极重。不多几天,终于支持不住,与越南的统督军条大臣东阁大学士黄佐炎,退到山西。刘永福部下只剩三千余人,军心涣散,近乎解体,亏得唐景崧极力劝解,而中国所发的饷银,亦适时由云南解到,才能稳定下来。

  和战到了最后关头,大局不算决裂,曾纪泽在巴黎,李鸿章在天津,分别展开交涉,但醇王一意主战,奏明慈禧太后,作了新的军务部署,派彭玉麟带领得力旧部,招募营勇,迅速前往广东,与张树声妥筹布置。南北洋及长江防务,责成左宗棠、李鸿章、以及彭玉麟保荐的长江水师提督李成谋,“悉心规划,妥慎办理”。此外,以洋枪有“准头”而颇为自负的吴大澂,在吉林练了三千“民勇”,可以抽拨,亦责成吴大澂亲自统率,由海船直航天津,听候调遣。

  军机上日夜会议,筹划如何增兵添饷?但是谈得多,做得少,因为恭王始终不主张兴兵决裂。同时李鸿章奉到诏旨询问战守机宜,究竟有无把握?亦率直上陈,认为中国实力不足,应及早结束。这一下,备战的各项事务,便又停顿了下来。言路大哗,刘恩溥上折参劾李鸿章,贻误大局,请另简贤员,筹办法越事宜。而清流中比较激烈的人,甚至要严参恭王。

  到了十月底,果然有个山东籍的御史吴峋,上奏指责军机全班,说“枢臣皆疾老疲累”。这虽是笼统而言,但亦可以分开来论。恭王与景廉多病,宝鋆年纪太大,李鸿藻清癯如鹤,当个瘦字,翁同龢虽不瘦、不老、不病,但入直军机以外,毓庆宫教皇帝念书,每日必到,本职工部尚书,琐碎事务极多,还兼领着管理国子监的差使,同时他是极讲边幅的人,凡有应酬,必不疏忽,所以累得连逛琉璃厂浏览古董字画的工夫都没有了。为此,吴峋建议派醇王赴军机处稽核,另简公忠正大,智略果敢的大臣,入直军机,换句话说,就是撤换全班军机。这个主张,相当大胆,恭王认为不能不有所表示。

  “我决意退让贤路。”他在军机处说,“让我家老七来挑一挑这副担子也好。”

  “六爷,”宝鋆接口问道,“真是这么打算?”

  “不这么怎样着?还真的赖着不走,非得人来撵?”

  “好!我追随。”

  宝鋆这样表示,大家自然也都声明,决心与恭王同进退。当然,谁也没有把这件事看得太严重,谁也没有真的辞出军机的打算。

  这是料准了慈禧太后一定会挽留,但是却没有料到慈禧太后借此机会有一番相当严峻的告诫。她毫不掩饰她的失望,责备恭王游移寡断,始终不肯实心实力去筹饷调兵,最后是责望他跟军机处与总理衙门都得极力振作。

  恭王也实在无力振作,只诉说了许多难处,认为越南君臣不争气,疆臣都只看到眼前,不想一想兵连祸结,将来是如何了局?又说大家将刘永福看得太重。而特别加强了语气说的一句话是:“洋人兵器甚精,决非其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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