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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八二


  第二道是:“云南边防紧要,迭经谕令唐炯出关督率防军,坚守边疆门户,乃该抚并未奉有懿旨,率行回省,置边事于不顾,以致官兵退扎,山西失守,唐炯不知缓急,遇事退缩,殊堪痛恨。前已密谕张凯嵩驰赴云南,传旨将唐炯革职拿问,现计张凯嵩应已至滇,即着派员将该革员迅速解京,交刑部治罪。”

  廷寄到达广西、云南,唐炯和徐延旭俯首无语,遵旨将逮,不会有什么变故,但是王德榜却大为紧张。因为党敏宣全师后遁,不但所部三千五百人,屯在谅山,而且黄桂兰服毒自杀,所节制的两万人,目前亦在党敏宣掌握之中。陈得贵是冯子材的旧部,手下虽只一千人,却是打不散的子弟兵。如果公然宣旨,逮捕党敏宣、陈得贵就地正法,势必引起叛乱。因此,接到廷寄,秘而不宣,只召集了极少数的部将,商议对策。

  有个千总叫宁裕明,湖南衡阳人,却投身淮军,又辗转归入王德榜部下,机智骁勇,是大将之材,这时自告奋勇,愿意擒党敏宣来献。至于陈得贵,到底只有一千人,王德榜决定包围缴械,说不得要“硬拚”了。

  商定步骤,分头进行。宁裕明只带了一名马弁出镇南关,直投党敏宣大营,声称奉王德榜之命,邀他到龙州会商筹措军粮的办法。

  这是当时军中第一大事,党敏宣自然该去。他也防到有什么不测之祸,自具戒心,不过对镜自照,气色不变,他精通星相之学,自己算自己的命,当死于刀下,所以每逢打仗,望敌先退,这时候又算了流年,认为能从北宁逃出来,灾星已退。而且看到宁裕明单骑来迎,料想无他。就这样,为防万一,还是带了两把手枪防身。

  等到一进镇南关,守关稽察出入的一名把总,上前迎接,宁裕明一下马便嚷着:“快快备水洗脸!先洗脸,后吃饭,请你赶快预备。”

  一路仆仆风尘,天气又热,饥渴交加而汗出如浆,那名把总很会办差,很快地备好了大桶凉茶、大批蒲扇,热水新手巾。党敏宣的几十名亲兵,解下武器,洗脸的洗脸,喝茶的喝茶,乘凉的乘凉,戒备全弛。

  党敏宣这时已被请到关上休息。宁裕明一看时机已到,努一努嘴,他的随从马弁,立刻从背后捷步而上,将党敏宣的双手一抄,反剪在背。守关把总直扑而前,夺下他的两把手枪,扔到宁裕明面前,捡起一看,子弹已经上膛,“保险”也都拉开了。

  “宁裕明!”党敏宣知道着了道儿,脸色苍白,语声却能保持镇静,“你叫你的人放手!”

  宁裕明根本不理,亲自动手替他扣上一个“口勒”,让他不得出声,接着另外来了两个人,拿麻绳将党敏宣捆得结结实实,从侧门抬上一辆黑布围裹的棚车,疾驰而去。

  然后宁裕明才向党敏宣的亲兵宣布:“党副将已经奉旨逮捕。大家愿意‘吃粮’的,照旧当兵,不愿意当兵的,按路程远近发盘缠回家。”

  亲兵们面面相觑,接着交头接耳商议了一会,都说愿意照旧吃粮。

  “照旧吃粮的跟我走……”

  “怎么?不出关回原地方?”有人抢着问。

  “吃粮那里都一样。”宁裕明说:“你们不要出花样,武器让我暂时收着,跟我到了龙州,自然发还给你们。”

  事起仓卒,不知宁裕明还有什么布置?倘或不听命令,惹恼了宁裕明,翻脸不认人,白白送了性命,未免不值。因而都乖乖地缴了械。

  将党敏宣解到龙州,陈得贵亦已被捕。潘鼎新在贵县接了巡抚大印,已经进驻龙州。所以一切都由他主持,党敏宣自知难逃一死,俯首无语。陈得贵却大为不服,说扶良一战,他苦战半日,其他各军都作壁上观,袖手不救。又说扶良炮台撤守,奉有“黄统领”的将令,果然呈上一张“手谕”。黄桂兰已经服毒毕命,死无对证,而字迹却象,到底真有这道手谕,还是出于伪造?已莫可究诘。

  “好了,”潘鼎新说:“有人告你克扣粮饷,总有这回事吧?”

  听得这话,陈得贵知道自己死定了,勃然变色,大声说道:“天下十八省,那里有不克扣军饷的营官?要我的命,我给,这样的罪名,我不服。”

  “服不服,谁管你。既然承认克扣军饷,那就情屈命不屈了。”

  于是五月初一那天,党敏宣和陈得贵,骈肩被斩,正法军前。虽无补于前方的士气,却激励了广西的民心。

  在京里,和战大计,踌躇难决。慈禧太后与醇王自然渴望大张天威,但孙毓汶表面迎合,心里却早有了定见,能和不能战。清流则因李鸿藻的挫折,同时鉴于唐炯、徐延旭的有名无实,不敢再放言高论,因此,主战的论调,反倒消沉了。

  恰好粤海关税务司客卿,德国人德璀琳得到法国驻越南的统帅福禄诺的同意,出面调解,打了个密电给李鸿章,说中国愿和,可以请法国止兵。慈禧太后与醇王心虽不愿,但亦无奈,只好责成李鸿章“保全和局”。孙毓汶和许庚身商量拟定的密旨,告诫“李鸿章再如前在上海之迁延观望,坐失事机,自问当得何罪?此次务当竭诚筹办,总期中法邦交,从此益固,法越之事,由此而定,既不别贻后患,仍不稍失国体,是为至要。如办理不善,不特该大臣罪无可宽,即当此总理衙门王大臣亦不能当此重咎也。”

  这样措词是瞒过慈禧太后和醇王,以及搪塞清议的一个障眼法,在严峻的责备之中,暗示李鸿章可以放手办事,只要能和就行。

  但是法国却另有打算,派出八艘军舰,过厦门向北而去。做过崇厚使俄参赞的上海道邵友濂辗转得到消息,急电总理衙门告警。在此以前,法国军舰曾开到基隆,派人上岸测绘地图,强要买煤,因此,这八艘军舰的目的何在,是很容易明白的。

  这一下又要备战了。而所谓“备战”,新政府与恭王当政之日的做法,并无两样,无非发一道“六百里加紧”的“密谕”,通饬有关省份的督抚“力筹守御,务臻严密”。再就是“闻鼙鼓而思将士”,醇王想起一批宿将。杨岳斌是决计不肯复出的了,无须问得,四川的鲍超,安徽的刘铭传,应该可用,传旨丁宝桢和李鸿章察看近况复奏。

  这时军机全班尽撤的大政潮,已经平伏。张佩纶早在政府改组之初,就上了一个折子作为试探,说是“枢臣不兼总署,窒碍难行”,说“恭亲王为朝廷懿亲,各国亲与立约,服其威信;是以二十年来外侮迭出,卒能化大为小,化有为无者,军机大臣兼总署之明效也。”用意是为恭王复起开路,希望提醒慈禧太后,主持洋务,还预恭王,让他重回总署。既回总署,则又须重回军机,后者才是这个折子的本意,用心甚深。

  谁知为恭王试探,没有成功,意外地张佩纶本人倒试探出一个足以欣慰的迹象。折子一上,当天就有明发,派军机大臣阎敬铭、许庚身在总理衙门行走,足见得张佩纶的慈眷犹盛,说话一是一、二是二,如响斯应,威风如昔。

  因此,从三月底邵友濂的电报一到,备战的密谕既发,他立刻又闭门谢客,写了一通洋洋洒洒,不下三千言之多的奏折,畅论设防与谋和的关系与方略。

  奏折中的警语是:“即欲和,亦须赶紧设防。防军强一分,敌焰必减一分,防饷惜一分,赔兵费转加一分。”以下又分列设防六事,对李鸿章似贬实褒,说“李鸿章办理洋务,最遭诟病,而能战能和,缓急足恃者,亦仅仅北洋一处。”对张树声,则报张华奎鼓励盛昱掀起轩然大波之怨,很放了两枝暗箭,说越南军务的军火,本“责成张树声经理,乃该督仅能自顾东防。即如此次滇军所需军火,该督以在梧州者留待潘鼎新;而以在广州者,应解滇军,略一转移,岂不直捷?臣实百思不得其解。”意思是军火有好有坏,好的留给同为淮军的潘鼎新,坏的解交漠不相关的岑毓英。以下提到奉旨主持琼州防务的彭玉麟,请求“饬下张树声,同心合力,无掣其肘”,攻讦得更露骨了。

  这个奏折颇为醇王所重视,承旨所发的密谕,完全引伸其义。同时召集廷议,咨询和战大计,张佩纶又慷慨陈奏:“夫中国以平粤捻、定新疆之余威,二十年来,师船火器,糜饷以巨万计,出而保一越南不能,非唯疆场诸臣之咎,老成宿将及凡有血气者,当亦羞之。今事机孔迫,宵旰独忧,危急艰难之际,而内外诸臣,犹复涂饰观听,不能推诚相与,安望其以后之卧薪尝胆哉?然则今日之事,和与不和,当以敌情兵力为定,法言可许则和,不可则不和,兵力可战则不和,不可战则和。”

  这段议论,字字打动慈禧太后的心。当然也有她不以为然的,特别是翰林院代奏编修梁鼎芬的一个奏折,引起了慈禧太后的震怒——梁鼎芬主张杀李鸿章。

  梁鼎芬籍隶广东番禹,是粤中名儒陈澧的学生。陈门高弟,最有名的三个人:江西萍乡的文廷式、广西贺县的于式枚,再有一个就是梁鼎芬。这三个人的交情也最厚,厚到于梁甘让艳福于文道希,因为这两个人跟翁同龢、潘祖荫一样,都是天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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