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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八八


  他的幕友劝他,这样做法,似乎使何璟的面子不太好看。照一般的规矩,奏参杨在元最好跟总督会衔,更不宜这样径自作了开缺的决定,而况台湾的军务,已奉旨由刘铭传以巡抚衔负责督办,似乎亦不便侵他的权。

  张佩纶悍然不顾,照自己的决定行事。拜发完了参杨在元的折子,接着又参蔡康业和袁鸣盛,特别声明:“张得胜战功夙著,不便临敌易将,严加教诫,而撤该副将离营,诸军始服。”又说:“臣以书生初学军旅,来闽旬日,岂敢率尔纠弹?但大敌当前,微臣新将,非有恩信足以孚众,若不信赏必罚,深虑此军临敌必溃。”等这个折子发出以后,才将张得胜传了来,声色俱厉地申斥了一顿。

  消息一传,没有人敢说他跋扈,只觉得钦差大臣的威风,着实可观。何璟、张兆栋、何如璋更是惴惴不安,心里都很明白,李鸿藻虽跟着恭王一起倒霉,而清流的势力,却如日方中。张佩纶受慈禧太后特达之知,内有醇王的倚重,外有李鸿章的支持,更加惹不起。

  惹不起是一回事,张佩纶咄咄逼人,教人受不受得了又是一回事。特别是何璟,身为统辖全省文武,手操生杀予夺之权的总督,却为一个后辈欺侮到如此,自觉脸面无光,十分苦恼。同时,软既不甘,硬又不可,不知该持何态度?因而长吁短叹,恨不得上奏辞官。

  他有个幕友姓赵,绍兴人。这个赵师爷从咸丰十年,何璟当安徽庐凤道时,延致入幕,追随他已有二十多年。赵师爷本来专习刑名,但也做得一手好诗,谈吐亦很风雅,所以东翁扶摇直上,由监司而巡抚,由巡抚而总督,对于刑名方面,虽不必再如何借重,却自然而然成了一名清客。谈诗论艺之暇,藻鉴人物,评论时局,颇有谈言微中之处,竟成了何璟的“不可一日无此君”的密友。

  张佩纶的作为,东翁的烦恼,自然都在赵师爷的冷眼之中。本来以为何璟一定会移樽就教,来谈他的苦楚,谁知何璟整日为了应付张佩纶,只跟管章奏、管兵备、管洋务的幕友打交道,竟一连三天,未到赵师爷那里。

  于是赵师爷按照随园食谱,亲手做了几样好菜,又开了一坛家乡寄来的陈酒,以诗代柬,邀东翁宵夜。到了晚上,何璟应约而至,见面是强为欢笑的光景,赵师爷故作不解地问起:何事不乐?

  “你没有听说吗?”何璟反问一句:“丰润欺人太甚!我真正流年不利。”

  “大帅说那里话?”赵师爷斟酒相敬,“这是天助大帅成功,怎么倒自寻烦恼?”

  “你要我喝一杯,倒可以。如有称贺之意,那就窃所不喻了。”

  赵师爷不响,咳嗽一声,向左右看了一眼,侍候的听差会意,都退了出去。

  “我请问大帅,”赵师爷低声问道:“丰润此来,是为什么?是不是想来立功?”

  “那还用说!不是立功,何以大用?”

  “那就是了。”赵师爷问道:“他的衔头,是会办福建海疆事务,若有功劳,难道就是他会办一个人独得?”

  “啊,啊!”何璟大有所悟:“你这话有点意思了。”

  “大帅明白就好。”赵师爷用筷子蘸酒,在桌上写了一个“李”字,“丰润此来,就等于他来。和也罢,战也罢,必有‘锦囊’付予丰润,到时候自见妙用。大帅何妨坐享其成?当年官文恭在湖北的情形,大帅莫非倒记不得了?”

  何璟当过湖北藩司,是在同治年间,胡林翼早已下世,而官文仍旧是湖广总督。当年胡林翼刻意交欢于官文,但求能畅行其志而功成不居,推让于官文的苦心孤诣,鄂中老吏,都能娓娓而言,何璟自然记得。张佩纶虽决没有胡林翼那样的雅量,自己却不妨学官文的度量,让他畅行其志,反正不论军务、洋务、紧要大事,必得会衔出奏,将来如有功劳,少不了自己的一份。

  “先不谈将来,且说眼前。丰润即令眷风得意,一时亦巴结不到大帅的位子,如今事事依着他,教他没话可说,大帅岂不省心?”

  这是暗示何璟,欲保眼前禄位,唯有安抚张佩纶,张佩纶既不能取而代之,就不会有所搏击。彼此都有退让的余地,所以相安无事是做得到。关键所在,就是一个“忍”字。

  想到这里,不觉深深点头。赵师爷进言有效,越发话无不尽,“再退一步说,倘或局势紧迫,丰润束手,大帅……”他突然顿住,然后问道:“有句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说!怎么不能说。”

  “话不中听,怕大帅动气。”

  “笑话!”何璟很快地接口,“你我二十多年的交游,莫非你还不知道我的性情。”

  “既然如此,我就说:倘或戎机不利,丰润束手,想来大帅亦决没有挽回的妙策。到那时候,总归逃不了一败,何妨让丰润挡在前面,大帅肩上的负荷可以轻得多!”

  这一来,何璟不止于点头,而且举杯。赵师爷算无遗策,进退两得其所。何璟心安理得地向张佩纶拱手听命,说如何便如何,绝少异议。唯一自作主张的一项措施是:调集了张得胜的一个炮队,守护总督衙门。

  法国的态度相当强硬。交涉分好几方面进行,第一处是巴黎,由法国总理茹费理向新任中国公使李凤苞提出照会;第二处是北京,由法国署理公使谢满禄跟总理衙门折冲;第三处是上海,总税务司赫德,接受李鸿章的委托,在向逗留不进的法国新公使巴德诺调停;第四处是天津,任何负有交涉之责的法国人,从茹费理到军方代表都可以直接向他打交道。

  因此,谈和的情形乱得很。但法国的态度却是清楚明白,署理公使谢满禄在闰五月二十那天,向总理衙门提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政府“遵照简明条约办理,特旨通饬北圻的军队撤退,赔款二亿五千万法郎。限七日内答复照办,否则当自取赔款。”所谓“自取赔款”,是法国打算占领中国的一个城市,作为质押。照急进的孤拔主张,打算攻击旅顺、威海卫等地,但法国总理决定占领基隆或福州,这是卖一个面子给李鸿章,因为旅顺、威海卫等处,是北洋水师的“口岸”。

  管理总理衙门的奕劻,与李鸿章内外相维,始终不肯照醇王的意思不惜破裂,而要保全和局。千方百计想将法国新任公使巴德诺请到北京或天津,坐下来商谈,无奈法国政府坚持不照约行事,巴德诺决不北上。及至接到最后通牒,自然不能不作让步,由总理衙门照会谢满禄,保证北圻撤兵,在一个月内完成。但拒绝赔款,仍旧希望巴德诺早日北上,依照简约规定,“会议详约”。

  法国的反应,是派军舰一艘,直驶马尾。虽然一到就搁浅,但无论如何是一个警报,张佩纶急电到京,总理衙门慌了手脚,因为七日之期一满,“自取赔款”这句话,已可证明,不是虚言恫吓。

  想来想去,只好重托赫德斡旋。赫德总算不辱使命,调解出来一个结果,中国即日自北圻撤兵,由南洋大臣与巴德诺在上海会商。

  但是情势是外弛内张的局面,虽然法国外交部向李凤苞表示,谢满禄七日的限期可以不计,赔款的数目亦可商量,但马尾陆续有法国军舰开到,基隆亦有法国军舰,与刘铭传同日而至。只是这些强敌迫近的消息,都冲淡在一道上谕中了。

  这道上谕是派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曾国荃为全权大臣,克日到上海与法使议办详细条约。并派陈宝琛会谈,苏松太道邵友濂会同办理。同时指示交涉应守的分际:“所需兵费恤款,万不能允,告以请旨办理。最要者越南照旧封贡。刘永福一军,如彼提及,答以由我处置。分界应于关外界分空地,以为缓冲。云南运销货物,应在保胜开关,商税不得逾值百抽五之法。以上各节,切实辩论,均由电信请旨定夺。”

  曾国荃想不到垂暮之年,还要跟洋人打一次交道,而电旨所示,与法国的要求,南辕北辙,根本是凑不到一块的事。而且凡事“请旨定夺”,又那里是所谓“全权”?因此,对于此一新命,曾国荃深感苦恼。

  陈宝琛则更是忧心忡忡。书生典兵,会办南洋,大不了效命疆场,一死就可报答皇恩,不负平生。但是跟洋人交涉,强弱之势判然,如果不是委屈求全,决不能成和议,能成和议,所签的条约,一定是丧权辱国,罪浮于马建忠。马建忠为人骂作汉奸,那自己这一来又成了什么东西?半世盛名,平生清节,都要断送其中,怎不教人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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