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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〇八


  于是除了公呈以外,福建崇安籍的吏科给事中万培因,单衔上奏,案由是“为闽省诸臣,讳败捏奏,滥保徇私,仰恳收回成命,并请迅派大员,驰往查办,按照军律,亟置重典,以伸公愤”。其中指出“七可疑”:“初三之战,以臣所闻,何如璋有隐匿战事之事,张佩纶有不发军火之事,又有遣魏瀚往缓师期之事,堵在照会以前,其可疑一也。

  水陆各营之师,以臣所闻,轮船惟福星等四船,死战属实。艺新船小逸去,伏波自凿,扬武并未开炮,余船纵火自焚。陆军则方勋所部潮勇先溃,而黄超群一军,乘乱入学堂、广储所、机器房等处,抢掠殆尽。其可疑二也。

  敌船被毁之数,以臣所闻,敌以八船入马江,仅用三船来攻,开巨炮七,我船已相继沉。惟福星曾击坏其鱼雷船一。

  其可疑三也。

  方勋、黄超群拒敌之事,以臣所闻,敌攻马尾后,次日复击船厂,轰坏铁厂,烟筒半折,船槽微损,即下船出攻长门。是时,方勋不知何往?黄超群已于初三日退入后山,但窜而未溃耳!其可疑四也。

  闽安、馆头等处之战,以臣所闻,炮台各军,闻炮即鸟兽散,敌遂上岸,用镪水裂炮,掷火药以燔民居。苟不上岸,炮何由裂?其可疑五也。

  何如璋之回省,以臣所闻,何如璋预雇舆夫为逃计。六月初二日法人演炮,何如璋短衣大堂呼舆,众白为空炮乃返。初三,闻炮即从后山遁,是夜奔快安,复奔南台洋行,晨始入城,以便服戴顶帽坐竹兜中,所到众噪逐之,乃四出狂窜。

  其可疑六也。

  张佩纶之驻厂,以臣所闻,初三日,张佩纶徒跣走雷雨中,夜奔鼓山下院宿,以苇荐席地坐。迟明奔出后彭田乡,遣弁向城内巨绅家假絮被,匿累日不出。初四,敌攻厂时,张佩纶方由鼓山入彭田,何守厂之有?其可疑七也。”

  这“七可疑”虽然传闻异辞,但与潘炳年领衔的公呈合看,可信之处就多了。此外,万培因也谈到“洋人之论”:“臣闻洋人之论,谓法兵之闯马江,驶入绝地,有必败之道三,地本内港,只须以船摧船,法舰必全沉,此上策也。以四号炮船,护以夹岸陆军,法兵尽为炮的,敌必不能上岸,此中策也。尽驱兵船以驻上流,只以本地小船,装置火药等物,顺流蔽江而下,加以陆军火罐火药,夹岸抛射,法当大窘,此下策也。”

  这些纸上谈兵,不一定有人懂,但说张佩纶“阳主战以排和,阴实望和而怯战”,却是一针见血之论。

  不过参得虽然厉害,帮张佩纶讲话的人也很多,这完全是二李——李鸿章和李鸿藻的关系。有人说,张佩纶屡有“先发”的建议,朝廷为保全和局,又恐误伤他国兵船,引起意外纠纷,所以不曾允许。说起来,此人还是有才具的,人才难得,不妨责以后效。

  又有人说,张佩纶到福建不久,情形不熟,布置欠周,情有可原。其中最有力的辩解,直接来自李鸿章,他说:“福建的炮台,兵轮不足以抵御法军,本在意料之中。福建的炮台,不知如何做法,听说炮口完全向外,所以法国军舰,可以由内而攻,这是“失势’”。炮台不能转动,是他的同年何璟的“七年经营”,李鸿章早就知道,故意说是“不知如何做法”,无非为了庇护张佩纶,只好“嫁祸”老同年。

  他又说:“中国兵轮开办未久,船不如人家的精坚,操练不如人家的纯熟,断难抵敌是中外尽人皆知的事。”这段话既为张佩纶卸责,亦为他自己解释,何以必须委屈求知?

  谈到醇王所一直主张并希望的“诱敌登岸,设伏出奇”,他认为必须有后膛枪、后膛炮才谈到此。而各省都没有后膛枪,“后膛轻炮”亦很少,徒恃肉搏,难有把握。而置备后膛枪炮,甚费财力,北洋累年经营,勉强算有了规模。这意思是不可深责闽军守厂不力。

  以下又论南洋的战备,说长江水宽而深,是用水师之地,吴淞、江阴等处炮台,亦坚固可用,但是“敌船虽或受炮击损,其机器皆在水线下,仍可驶行。”接着他引用前两年由北洋衙门翻译印刷的一本《防海新论》,其中所叙美国南北战争的战例,证明他不是欺骗没有见过兵舰的人。

  至于谈到布设水雷,确为“阻河”最得力的利器,但马江宽至十余里,甚至数十里,何能遍设。总而言之,他的意思是,马江战败,不是张佩纶的责任。而就此刻来说,什么地方也不能阻止外国军舰侵入,更不能与外国军舰对敌。

  就为了这些理由,使得慈禧太后除了黯然长叹以外,无话可说。当然,张佩纶的责任不能不追究,左宗棠就要到福建去了,正好派他就近查办。

  议和的事,倒象有转机了。杨约翰特地由北京到天津去看李鸿章,说接到美国京城来的电令,法国已要求美国出面调停。美国的意思,中国如果肯让步,法国亦必采取同样的步骤,在相互让步之中,总可以想出一个顾全彼此体面的办法。杨约翰又表示,他是专诚为此事而到天津来的。言外之意,中国须看调人的面子。

  中国如果让步,自然多少要赔兵费,而煌煌上谕,已经剀切告诫,凡有主张赔偿的,一定治罪。所以李鸿章的电文中,根本不敢提兵费二字。

  总理衙门当然不敢转奏。同时对法国求和的诚意,亦很怀疑,因为据上海、香港、福州等地来的电报,孤拔可能顾虑马江沉船塞口,归路断绝,不敢在福州登陆,却有窥取基隆的模样,增援的船只之中,有一艘载有挖煤机器,更为意在基隆煤矿的明证。

  果然,八月十三,孤拔第二次攻击基隆。

  第一次是在马尾之战二十天前的六月十四。孤拔率领战舰六艘,载陆军三千,直到基隆,分舰三艘,窥台湾四大港之一的沪尾——淡水港。

  台湾的防务,共分五路,大甲溪到苏澳为北路,由提督曹志忠领兵四千防守,最近增防,调福建陆路提督孙开华率领所部三营,专责防守台北府。此外又有章高元的淮军,杨金龙的湘军,章、杨二人亦都是提督,加上刘铭传一共是五颗红顶子守台北到基隆这一线。

  六月十五,孤拔一面开炮轰击,一面派兵一千登陆,曹志忠、章高元力战却敌,阵斩法军中队长一员,士兵一百多,夺获联队旗两面。法国陆军后退登舰时,掉在水中溺死的亦不少。于是孤拔请税务司出面,邀请刘铭传登舰相会,刘铭传峻然拒绝,第一次攻台之战,不了了之。奏报到京,特发内帑三千两犒赏。

  刘铭传幕府中有个专管海关,兼与洋人打交道的洋务委员,名叫李彤恩,人很能干,认为淡水港水道宽阔,“红毛城”上的五尊旧炮,毫不管用,等于无险可守,因而提出塞口的主张。

  驻淡水的英国领事,得到消息,提出坚决的反对,他的理由是秋茶已经上市,如果港口封塞,船只无法出入,秋茶不能出口,影响英国的商务。

  李彤恩不是轻易能让洋人吓倒的人,当反复争辩,不得要领时,李彤恩要求英国领事担保,法国军舰不会从淡水港入口。这下算是难倒了对方,照原定的计划,沉下几条船,塞住了淡水港口。

  就因为这明智的一着,孤拔卷土重来,就不容易占到便宜了。

  法国兵舰十一艘,由原驻马祖澳的孤拔,亲自率领,是八月十二到基隆外海的。清晨两点钟,法军五百人由仙洞地方登岸,与曹志忠的重庆中营相遇,展开激战。章高元接到报告,率领两百多人赴援,法军不敌,因为道路迷失,被困至日中,又死了一百多。

  这时的刘铭传,正在基隆炮台督战。相持不下之际,谍探来报,法国兵舰五艘将到淡水。刘铭传下令收兵,回救离台北三十里的淡水。

  “省帅,”曹志忠疑惑地问:“这不就是把基隆丢掉了吗?”

  “不要紧!”刘铭传说,“我自有道理。你那里抽三百人,跟林朝栋一起守狮球岭。”

  林朝栋是彰化巨族,名将之后,他的父亲就是林文察,咸丰八年,捐饷助军,授职游击,留福建补用。以后领军转战浙东各地,积功升到福建提督,同治三年在漳州阵亡,諡刚愍,在本籍及漳州建有专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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