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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四


  刚念到这里,李鸿章笑了出来,是有意笑得声音极大,表示他的愤懑和鄙视,“这些拿写大卷子当经济学问的翰林名士,我可真服了他了!”他提高了声音说,“列公请想想,一个钟头走五十里,一昼夜二十四个钟头该走多少?不是一千两百里吗?与六七百里比较,说是有速无迟?这不是瞪着眼说瞎话?其欲谁欺!”

  由于李鸿章捉住了徐致祥这个近乎自欺欺人的短处,加以词气甚壮,以至于原折“八害”之说不能毕其词,连带山东道监察御史文海的“四害”,陕西道监察御史张廷燎的“不可轻于尝试”,浙江道监察御史汪正元的“六不可开”等等议论,也就不能重提了。

  其实,这些议论亦不必重提,李鸿章早就听说了。在他看,所有反对开铁路的理由,都是不知道四海之大,而自井底窥天的阁阁蛙鸣,不值得一驳。唯一成理由的是,要掘平许多坟墓,坏了人家的风水,然而为了富国强兵,也就顾不得那许多。

  当然,这话只能在私下谈,不便宣之于这样为朝野所一致瞩目的会议中。李鸿章在想,此日一会既非三公坐而论道,而是讲求经世实用的方略,那么,要塞悠悠之口,最好莫如讲“师夷”的实效。

  于是在举座相顾,踧躇沉默之际,李鸿章用微显激动的神态发言:“同治五年,恭亲王跟文文忠创设同文馆,取用正途,学习天文书算之学,言路大哗,倭文端亦有封奏,请‘立罢前议’。如今看来怎么样?可笑是不是?这不能怪倭文端,当时初讲洋务,究不知效验如何?我奇怪的是,今昔异势,明明师夷之长,已见其利,何以还有倭文端的那套见解?拿陆路电线来说,万里音信,瞬息可通,有事呼应灵便,无事可便商贾,今日之下,那个敢说不该兴办电报?然而当时就有人坚持以为不可,福建百姓,始而呈阻,从而窃毁。我现在要请大家问一问福建的京官,是有电报好,还是没有电报好?记得倭文端为同文馆所上的折子,恭引圣祖仁皇帝的垂谕:‘西洋各国,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累。’以为‘圣虑深远,虽用其法,实恶其人’,这是倭文端的断章取义!我敢说,如果仁皇帝今日还在,虽恶其人,必用其法。师夷之长,正所以为制夷之地!记得恭亲王驳倭文端的折子有言,‘该大学士既以此举为窒碍,自必别有良图。如果实有妙策可以制外国而不为外国所制,臣等自当追随该大学士之后,竭其樤昧,悉心商办。’又说,‘如别无良策,谨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等词,谓可折冲樽俎,并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今日之事,我亦是这个看法。请王爷卓裁,诸公同议!”

  说到这里,李鸿章已是气喘连连,自有听差替他捶背抹胸,拭汗奉条,益显得老臣谋国之忠。而在座的人,自醇王以次,亦无不为李鸿章这番话的气势所慑,纵有反驳的理由,也都要考虑一下,是不是宜于在此时出口?

  他人可以缄默,醇王却不能不说话。他本来是赞成兴修铁路的,但去年预备由神机营出面,借洋债建造西山至芦沟桥的铁路,专为运煤之用,不想为言路大攻,因而有些畏首畏尾,此时为李鸿章的话所激动,不由得又慨然而言,表示支持。

  然而亦仅是表示支持而已,“铁路之利,局外人见不到,那些议论亦听不得。”话虽如此,他却作不得主,“这件事,我看要奏请圣裁。”

  于是,接下来议第三件,也是这天最后要议的一件大事,筹设银行。李鸿章将克米隆所拟的说帖,作了一个解释:由户部拨银五百万两作为资本,如果一时没有这笔巨款,不妨向汇丰银行举债。接着又列举了许多条银行的好处,善于理财的阎敬铭,倾身绌听,深感兴趣。

  “外国的银行,跟我们中国的银号、钱庄,看起来没有什么两样,都是俗语所说的,在‘铜钱眼里翻跟斗’,其实大不相同,收支出纳,别有法度。所以主事者是否得人,关系成败。”李鸿章说到这里,略停一下,然后挥一挥手加重语气:“我们的银行不办则已,要办,就得要用洋人。拟说帖的克米隆,是上海汇丰银行的总经理,同治十二年接手到现在。汇丰银行本来是赔钱的,经过此人极力整顿,生意蒸蒸日上,现在已成了上海外国银行的领袖,克米隆的声望亦远达东西洋各国。若能得他之助,我敢担保,我们的银行一定办得发达。”

  李鸿章说完,又该醇王表示意见。他看看阎敬铭问:“丹初,你看怎么样?”

  “我赞成。不过,第一,银行是外国人的叫法,我们不必强与相同,仍旧以称‘官银号’为宜。”

  “见得是!”李鸿章赶紧接口,“户部既有‘官钱号’,不妨再设‘官银号’。这个名称改得好,于体制相符。”

  “第二,要办就我们自己办,何必用洋人?”

  “你不用洋人,人家却不相信你户部。”

  这脱口一答,真所谓“语惊四座”。阎敬铭勃然变色,大小眼一齐乱眨,形容丑怪。李鸿章自知失言,赶紧又作解释。

  “这决不是人家看不起我们户部,因为在商言商,最要紧的是主事者的信用。我们的官银号设了起来,要跟各国通汇,譬如说,现在我们在伦敦要付一笔款子,需用甚急,照各国银行通汇的规矩,一个电报去,就会如数照付。如果我们官银号的司理,不为洋人所知,人家如何放心?用克米隆就是要利用他的声望信誉。”

  这一解释,总算能自圆其说,阎敬铭微微颔首,表示领会。醇王本来怕阎李意见不合,将此一桩好事打翻,如今见此光景,才算放心。

  “兹事体大,一时也无法细谈,既然丹初也赞成,那么,这件事就交户部议奏。各位看,这样子办,使得使不得?”

  “这是正办!”世铎答说。

  “事不宜迟。”醇王向阎敬铭说:“丹初,你此刻跟少荃当面约定日子,在户部会议,有了结果,好早早出奏,这件事,最好能趁少荃在京里,就能定局。”

  “是!”阎敬铭向李鸿章讨日子:“爵相,那一天有空?”

  “这是大事,除非召见,我都可以抽出空来。丹初,请你跟崇公商量定了,随时通知我。”

  崇公是指承恩公崇绮。他倒霉了好几年,是阎敬铭敬重他的理学,在慈禧太后面前力保,才在去年十一月当上了户部尚书。

  于是在暮色苍茫中,各自散归府第。李鸿章这天本有七个饭局,因为预知会议会开得很长,所以早就一律辞谢。回到贤良寺途中,心血来潮,就在轿前吩咐材官,拿名帖请阎敬铭到行馆来便酌,又特地叮嘱,请客时要说明,并无他客在座。

  回到贤良寺不久,阎敬铭应约而至。见了面彼此欣然,一个固然有话要说,一个也正有话要问,可以把杯倾谈,极融洽。

  要谈要问的,正就是设立官银号之事。在阎敬铭面前,李鸿章不敢说没有把握的外行话,而是说了许多不足为外人道的理财心得。李鸿章认为发行钞票,可以一扫钱谷税厘方面进多出少,病民肥己的积弊,尤其是当他提到“减平”方面的好处,更显得用钞票有实益。

  划一减平是阎敬铭所倡议。上年十二月,户部奉旨预为筹划军饷,阎敬铭亲自主持会议,殚思竭虑,拟成开源节流之策各十二条。节流的第一策,各省减平,必须划一。嘉庆年间,为平川楚教乱,军需支出浩繁,得设法弥补部库收支不足之数,于是陕西巡抚毕沅始创“减平”之议。减平就是减低银子的成色,表面银数不减,暗中却已减少支出,估计每年各省由减平所节余的银数,约计有七十四万两,规定应解户部。但是行之既久,利未见而弊丛生,就因为减平的标准不一,易干黹混。

  “现在各省支发兵饷,多按减平发给,每两银子,有的扣三分六厘三,有的扣四分九厘三,有的扣四分。上年由你那里议定,一律扣四分,划一是划一了,丹初,你知道不知道,各省是不是实力奉行呢?”李鸿章接着说,“老实奉告,就我直隶各处,亦未见得能够划一。”

  “贵省如此,他省可想而知。其实‘减平’之说,自欺欺人,毫无意思,不过积重难返,骤难革除而已。”

  “是!”李鸿章说,“其实应革的弊病又岂仅减平一项?我记得大疏中还有两句话:‘他如各省之洋银折合纹银,银价折合钱价,亦漫无定章,徒使中饱。’而漫无定章者,无非币制太乱,有银子、有银洋,银子有各种成色,洋钱亦不止墨西哥鹰洋一种,很难有确切不移的定章。丹初,要讲划一,有个根本而容易的办法,就是发钞票!完粮纳税,收一两就是一两,公款出纳,有一两就是一两,请问从那里去蒙混,从那里去中饱?”

  阎敬铭听到这里,拍案称赏。“爵相!”他说,“这件事一定要办成了它!这是千秋的大事业。收粮的‘淋尖’、‘踢斛’一时无法革除,收银子的‘火耗’、‘平余’,从今以后可以一扫而除。快何如之?”

  “丹初!”李鸿章说,“这话你只好摆在心里。”

  “为什么?”

  “革弊必遭人之忌。”李鸿章说,“我们只谈兴利好了!”

  “啊,啊!爵相见事真相!”

  于是,约定后日在户部集议以后,欢然分手。阎敬铭高兴,李鸿章更高兴,既有醇王的全力支持,又有阎敬铭的力赞其成,何况这件事不比造铁路那样,牵涉广泛,看起来此议必可见诸实行了。

  ※ ※ ※

  在阎敬铭也是这样的想法,此议必可见诸实行,要商议的是如何实行?所以第二天一到衙门,先跟兼管钱法堂事务的右侍郎孙家鼐去谈。孙家鼐是咸丰九年的状元,但丝毫没有状元的骄气,平日处世待人,总说“当体圣人中和之旨”,所以听阎敬铭所谈,虽不知这个仿照外国银行设立的“官银号”,应如何着手筹备?却满口称是,毫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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