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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八


  “原该如此。不过,如今既有这么许多毛病,只怕枝枝节节地改也改不好。七爷,你看,是不是打个电报给他们,那两条新船先缓一缓,等事情水落石出了以后再说?”

  “这,”醇王转脸,低声问道:“少荃你看呢?”

  李鸿章想说:“两条新船已经跟人家订了建造合同,付过定洋。如果缓造,要赔补人家的损失,太不合算。”这几句话已到口边,发觉不妥,就不肯出口了。

  “皇太后圣明,理当遵谕办理。”

  “那就这样办了。”醇王答说,“臣回头就发电。”

  “李凤苞这个人,”慈禧太后看着李鸿章问,“他是什么出身?”

  “他是江苏崇明的生员……”

  李鸿章奏报李凤苞的简历:此人精于历算测绘之学,为以前的江苏巡抚丁日昌所赏识,替他捐了个道员,派在江南制造局当差。曾主办吴淞炮台,绘制地球全图,还译过许多声光化电之书,在洋务方面颇有劳绩。

  光绪元年丁日昌当福建巡抚,兼充船政大臣,特地调李凤苞为船政局总考工。以后遣派水师学生留学,由李凤苞充任监督,带领出洋。

  光绪四年继刘锡鸿为驻德国使臣,以迄于今。

  “李凤苞对造船,原是内行,而且在外洋多年,洞悉洋人本性。不过,臣与他本无渊源,只觉得他很干练,操守亦还可信。而况他是朝廷驻德的使臣,这几年既然向德国订造铁甲船,臣自然委托他经理。”

  这是李鸿章为自己开脱责任。慈禧太后懂他的意思,点头说道:“原不与你相干。将来等船到了,有没有象王咏霓所说的那些情弊,当然要切切实实查一查。你也不必回护他。”

  最后这句话颇见分量。李鸿章诚惶诚恐地答道:“臣不敢!”

  “七爷!”慈禧太后遂即吩咐:“你就传话给军机拟旨吧!你一个,李鸿章一个,”她想了一下又说:“再派奕劻。就是你们三个,会同去查。”

  这重公案,到此算是有了处理的办法。虽然面子上不甚好看,但还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因为醇王与奕劻都可以讲得通。倘或交都察院或者兵部,甚至刑部查办,要想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就不容易了。

  “李鸿章!”慈禧太后谈到一件耿耿于怀的事,“蚕池口的天主教堂,那么高!西苑的动静,都在洋人眼里了。实在不大妥当。六月里,神机营找过一个英国人,他上了一个条陈,说有法子让他们迁走。这件事别人办不了,你得好好费心。”

  李鸿章在天津就听说过此事,料知责无旁贷,也约略思量过应付之道,此时自然毫不迟疑地应承:“皇太后请放心!臣尽力去办,办妥为止。”

  这个答复简捷痛快,慈禧太后深为满意,转脸对醇王说道:“你就把那个条陈交给李鸿章吧!”

  ※ ※ ※

  等李鸿章回到贤良寺,总理衙门已将条陈送到。上条陈的英国人叫敦约翰,十年前曾由英国公使威妥玛介绍,与李鸿章见过一面。在他的印象中,此人谨慎能干,颇可信赖。因此,李鸿章对他的条陈,相当重视,急着要看。

  原本是英文,由北洋衙门的洋务委员伍廷芳,连夜赶译成中文。接着便将敦约翰约了来,当面商谈。

  “你为北堂所上的条陈,我已经看到了。今天要跟你细细请教。”

  等伍廷芳译述了李鸿章的话,敦约翰答道:“神机营有个姓恩的道员,是我的朋友,他来跟我说:北堂建在内城,邻近宫殿,大不相宜,能不能把这个教堂拆掉?我告诉他说,拆教堂这件事,亵渎宗教,是极大的忌讳,切不可鲁莽。他请我想办法,我考虑了好久,认为只有一个办法或者可行,就是在京城里,另外找一处大小相称的地方,照北堂原来的规模,新造一所教堂,作为交换。恩道员就请我写一个书面文件,拿走了。”

  “原来如此!”李鸿章问道:“北堂现在由谁主持?”

  “是意大利人,名叫德理雅布,我也认识的。”

  “属于那个教会?”

  “属于法国的教会。”

  “拆北堂一事,跟德理雅布交涉,行不行?”

  “不行,不行!”敦约翰连连摇手:“以前的主持叫都乐布理斯,秉性和平,有勇有谋,跟他商量,或者可以成功。现在的这个德理雅布,是去年都乐布理斯去世以后,由宣化府调来的。此人胆小,没有主见,跟他商量,一定大为张皇,反而误事。”

  “那么,”李鸿章问:“跟法国公使商量呢?”

  “更加不可以。法国一定会从中作梗,无济于事。”敦约翰说,“这件事如果希望成功,只有派人到巴黎,与北堂所属教会的会长商量,得到他的许可,法国公使就不会再阻挠了。”

  敦约翰在条陈中,曾经自告奋勇,所以李鸿章问他:“如果请你去,你是英国人,怎么能办得通?”

  “我虽是英国人,但是我信奉天主教,以教友的资格,代表中国去交涉。”

  “如果请你代办,你这个交涉,预备怎么一个办法?”

  “第一,”敦约翰说,“要请中国政府给我一份委任书,作为凭证;第二,我到了巴黎,先要联络几位有声望的人士,请求他们协助;第三,见了法国天主教会的会长,我预备这样说……”

  敦约翰的说词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一向受到优待保护。如上年中法失和,兵戎相见,而法国教士受中国政府保护,照常传教,并未驱逐出境。这种格外体恤的恩惠,不可忘记。

  北堂的建制过高,下窥宫廷,依照中国的习惯,是一件不能容忍的事。现在中国政府愿意另外拨给一方基地,并负担建筑新堂的费用,这是情理两得之举。如果接受中国政府的要求,中国政府还可以特颁上谕:凡在中国传教的外国人,只要安分守己,不犯法纪者,各省督抚一律保护,不准欺侮。

  “我想,”敦约翰说,“大致照这样的说法,应该可以征得同意。然后,我再转到罗马去见教皇,事无不成。现在唯一的顾虑是,法国天主教会会长,虽然同情中国的要求,但怕他不敢作主,要跟法国政府去报告。那一来就麻烦了。”

  “是啊!倘或如此,你又有什么应付的办法?”

  “或者可以请英国驻法公使出面斡旋,不然就请德璀琳协助,由他跟北堂主持、法国公使去关说。这只有见机行事,到那时候,我会从巴黎直接跟德璀琳密电商议。”

  德璀琳是德国人,现在是中国的客卿,担任天津海关税务司的职务。李鸿章知道敦约翰跟他有很深的交情,认为办法相当切实,决定接纳。

  “敦约翰先生,”李鸿章问道:“如果请你代办,往还要多少日子?”

  “总得五六个月。”

  “费用呢?”

  “旅费估计要五千银元。”

  李鸿章点点头表示同意。灵机一动,随又问道:“我中国遇有天主教传教案件,向来是跟法国交涉。如果你能见到教皇以及教廷外务部,那么日后如有传教案件,不经过法国,直接跟教廷打交道,可以不可以?”

  “怎么不可以?中国果真有这样的意思,教廷一定非常欢迎。”敦约翰说,“近来我听各地天主教士说,中国待教士相当厚道。可是传教案件,一经法国公使总理衙门交涉,往往节外生枝,插入其他事故,多方勒索,使得中国政府误会天主教士难以相处,这决不是教廷的本意。如果中国能派一位公使,常驻教廷,教廷亦派代表常驻中国,有事直接商谈,无须法国代为经手。”

  “这样做法,恐怕法国政府会不高兴。”李鸿章问,“你以为如何?”

  敦约翰又说,信天主教的中国百姓,所以要倚恃法国出面来保护,是因为中国政府视之为化外之民。如果朝廷有一通剀切的上谕,不得歧视教民,那么中国百姓受中国政府保护,乃是天经地义,何劳法国出面来替他们主张利益?至于教案有教廷代表可以交涉,法国更不能无端干预。所以只要中国自己有正当的态度,适宜的措施,实在不必顾虑法国政府的爱憎好恶。

  这番话在李鸿章听来不免暗叫一声“惭愧”,同时作了决定,乘此时机,委托敦约翰向教廷接洽建交之事。

  “你所要的盘川五千银元,可以照拨。不过给罗马教皇的信,只能隐括大意,不便说得太明白。“李鸿章又很郑重的叮嘱:“这一次托你去办这件事,务须秘密,千万不能张扬。请你随时小心,相机行事,不要辜负委任。如果事情办成功,我们当然另有酬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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