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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七一


  “说什么?”慈禧太后问:“说我不该在颐和园装电灯,西苑不该修铁路?”

  “西苑修铁路,他们倒不敢管,天津到通州的铁路,都说不该修。”李莲英说,“有句话,怕老佛爷听了生气,奴才不敢说。”

  “不要紧,你说好了!”

  “说这场火是,是天怒。”

  慈禧太后明白,这是半句话,原来那句话,必是由人怨激起天怒,太和门之灾,是天意示警。这句话听来当然刺耳,可是也无须生气。

  “还有呢?”

  “还有……,”李莲英觉得有句话瞒不得,“说是这两年花费太多了。”

  慈禧太后默然。平心静气地想一想,修三海、修颐和园、大婚,再加上兴办海军,花费是忒多了一些,如今重修太和门,又得几十万银子,看来非得收敛不可了。

  不过,可怪的是李莲英居然也这样说,虽是转述他人的话,却不妨看作他自己亦有此想法。这倒不能不问一问:“你说呢?是不是多了一点儿?”

  李莲英原是一种试探。两大工程,加上总司大婚传办事件这个差使,他也“搂”得很不少了。盈满之惧,时刻萦心,此时特地要试探慈禧太后的意思,果然有收敛之想,也是惜福之道。只不防她有此反问,倒觉得难以回答。

  这时候不容他犹豫,更不能惹恼慈禧太后,唯有先作违心之论,“其实也不能算多。”他说,“只为几件大事搁在一起办,就显得花的钱多了。”

  这两句话在慈禧太后觉得很实在,“说得不错。”她毫不考虑地表示,“先缓一缓吧!等缓过气来再说。”

  “是!”李莲英答道:“老佛爷圣明。”

  “你说给立山,看颐和园未完的工程,有什么可以暂缓的?让他写个说帖来我看。”慈禧太后又问:“皇帝呢?你听他说了什么没有?”

  皇帝只说过一句话。“早就知道要出事!”此外便只是两副面孔,在慈禧太后面前,勉强装出豁达的神情,背转身立刻就是阴沉抑郁的脸色,而且不断地吁气,仿佛撑胸塞腹,有数不清、理不完的积郁似的。

  那另一副面孔,慈禧太后看不到,而李莲英是看得到的。可是,他不敢告诉慈禧太后,并且还严厉告诫他所管得到的太监,包括“二总管”崔玉贵在内,不准到“老佛爷”面前搬弄口舌,否则重责不饶。因为他看得很清楚,宫中从“东佛爷”暴崩以后,便是“西佛爷”唯我独尊的局面。维持这个局面最要紧的一件事,便是安静。倘或无事生非,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搞得鸡犬不宁,那不仅是极傻之事,简直就是不可饶恕的罪过。

  就因为他是持着这样的想法,所以也跟荣寿公主一样,无形中处处卫护着皇帝,这时当然不肯说实话。但如说皇帝一无表示,慈禧太后也未必会信。皇帝亲政在即,每天批阅章奏,要拿出办法来禀命而行,然则对当前这一连串拂逆,岂能默无一言?

  李莲英只有拣能说的说。能说的是国家政事,不能说的是慈禧太后的为了她自己享乐的一切作为,秉持此一宗旨,他这样答说:“万岁爷仿佛对修天津到通州的铁路,不以为然。”

  “喔,”慈禧太后很注意地,“他怎么说?”

  “奴才也不十分清楚。看意思是觉得北洋衙门管的事儿太多。”

  “修铁路是七爷上的折子。”

  慈禧太后这话的意思,一下子不容易明白。李莲英听到“七爷”跟“万岁爷”连在一起的事,总是特别小心,想了一下答道:“万岁爷只听老佛爷的话,七爷上折子,也得看他说得对不对?说得不对,万岁爷不一样儿的驳回吗?”

  慈禧太后不即答言,脸上却是欣慰的神情,好半天,才点点头说:“他能这么想,心里总算明白。往后有他的好处。”

  ※ ※ ※

  慈禧太后意料中的事,果然发生了。言路上接二连三有折子,山西道监察御史屠仁守、户科给事中洪良品,都有极其率直的奏谏。此外翰林与上书院的师傅,亦都说了话,而且除津通铁路以外,也隐隐然提到兴修颐和园的不足为训。这些折子先由皇帝阅看,看一个,赞一个,然而在慈禧太后面前,他却噤若寒蝉,什么话也不敢说。

  慈禧太后也知众怒难犯。好在心里已早有打算,召见军机,接连颁了两道懿旨,一道是就太和门灾,有所晓谕,她承认这是天意示警,应该“寅畏天威”,而在深宫修省以外,也勉励“大小臣工,精白一心”。

  另一道懿旨,是根据立山的说帖,决定颐和园的工程,缩减范围,除了正路及佛殿以外,其余的一切,全部停工。当然,正路及佛殿这两个主要部分的工程,究有多大的范围,并未明言。

  这两道上谕,是慈禧太后为自己稳一稳脚步,却不能弥补清议对醇王和李鸿章的不满。只是抗章搏击,也还有分寸,不过看起来对事不对人,其实是既对事亦对人,因而醇王的精神又坏了。

  皇帝也觉得修津通铁路一事,不能只是将原折交议,迹近拖延,所以悄悄向翁同龢问计。

  “师傅,”他说,“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如今该有个决断,自然是以公意为断。可是公意又在那里?老百姓的话,从那里去听?”

  “民间疾苦,不易上闻。”翁同龢答道,“臣亦只是听闻而已。”

  “你听到些什么?”

  “传言津通百姓,呈诉通永道衙门者,不下二三百起,该管衙门不理。向总督衙门申诉,因为是奏定办理的案子,不肯据情入告。据说百姓都含泪而去。”

  “岂有此理!只怕李鸿章也不知道这些情形,是他下面的人瞒着他。不然,李鸿章也不能置之不理。”

  皇帝太天真了,竟当李鸿章是汤斌、于成龙之流的好督抚。翁同龢不便直言,然而也不能附和,唯有保持沉默。

  “怎么?”皇帝醒悟了,“李鸿章是知道的?”

  “李鸿章不是懒于理政的人。”

  这句话就尽在不言中,皇帝黯然摇头,然后又问:“你知道不知道,百姓的诉状中是怎么说?”

  “无非庐舍坟墓,迁徙为难。子孙见祖父的朽骨,岂有不伤心之理?就算公家给价,其心亦必不甘。”翁同龢又说:“有人引用圣祖仁皇帝的上谕……”

  一提到康熙,皇帝赶紧起身,翁同龢自然站起得更快,“那时的上谕怎么说?”皇帝问。

  “容臣检来呈阅。”

  检来一本《十朝圣谕》,翻开康熙一朝,有关河工的谕旨,其中有一条是:“所立标竿多有在坟上者,若依所立标竿开河,不独坏民田庐,甚至毁民坟冢。朕惟恐一夫不获其所,时存己饥己溺之心,何忍发此无数枯骨?”

  “圣祖之为圣,仁皇帝之为仁,即此可知!”翁同龢忽然激动了,“转眼就是归政大典,皇上履端肇始,而盈廷多风议之辞,近郊有怨咨之口,诚恐有累圣德,更恐埋没皇太后多少年操持的苦心,实在不妥。”

  “师傅,”皇帝立即接口,“你何不也上一个折子?”

  翁同龢这下才发觉“言多必失”,惹出麻烦来了。可是此时此地,不容他退缩,只能答应:“是!臣想跟毓庆宫行走诸臣,联衔上奏。”

  “好!你快办去吧。”

  翁同龢下了书房,立刻草拟奏稿。以他的见识、文采,象这样的奏折,原可一挥而就,结果费了一个下午才能脱稿,因为顾虑太多,不能不仔细推敲。

  当天便将毓庆宫行走的另外两位大臣请了来,一个是兵部侍郎,也是状元出身的孙家鼐;另外一个是吏部侍郎松溎,他是正蓝旗人,进士出身,但教皇帝读“清文”,在毓庆宫的身分就差了,只是所谓“谙达”。向来师傅们有什么公折,谙达是不列衔的,翁同龢为了壮声势,所以将他亦算上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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