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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九二


  【第五部 胭脂井】

  【七二】

  在天津老龙头火车站下了车,袁世凯不回小站的“新建陆军”营地,骑着马直驰金刚桥北洋大臣衙门,求见荣禄。

  荣禄是慈禧太后的亲信,并有个无可究诘而疑云重重的传说。大约二十年前,慈禧太后得了一场大病,御医会诊,束手无策,下诏命各省举荐名医。直隶总督李鸿章举荐前任山东泰武临道无锡人薛福辰,山西巡抚曾国荃举荐现任山西阳曲县知县杭州人汪守正,进京请脉,诊断慈禧太后所患的是“骨蒸”重症,细心处方,渐有起色。特降懿旨:“薛福辰超擢顺天府尹,汪守正升任天津知府。”这一恩遇,既是酬庸,亦为了地迩宫禁,诊治方便。

  照历来的规矩,帝后违和,所有脉案药方,逐日交“内奏事处”,供大臣阅看。有那深谙医道的人,总觉得脉案极其高明,处方并不见得出色,甚至有时候有药不对症的情形。日子一久,才知道慈禧太后所患的是一种不能告人的病:小产血崩,经水淋漓。皇太后小产是天下奇闻,御医相戒,三缄其口,处方下药,亦就无的放矢了。

  薛福辰和汪守正,到底是读书做官的,胸中别有丘壑。病症是看出来了,既然说不得就不说!托名症象相似,由积劳积郁而起的“骨蒸”,却将治小产血崩、经水不净的药,隐藏在治骨蒸的方子中。用“说真方、卖假药”的诀窍,对症下药,果然收功。

  这就又出现了一个疑问,如果说慈禧太后是武则天,谁又是“莲花六郎”?众口耳传,就是这位丰神俊逸、最讲究衣着的荣禄。

  但是,二十年前的荣禄,并未因此加官晋爵,反倒失意了。当时南北两派势如水火,南派领袖沈桂芬与军机大臣大学士宝鋆,合力排挤附于北派领袖李鸿藻的荣禄,找个过错,交部议处,将荣禄山俗称“九门提督”的步军统领,一降而为副将。荣禄很见机,引疾奏请开缺,闭门闲居,到光绪十二年才外放为西安将军。

  这是个闲冷的缺分,倒亏他能守得住,一干八年,直到光绪二十年慈禧太后六旬万寿,进京祝嘏。正好恭王复起,重领军机,深知荣禄干才,保他重回步军统领衙门,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第二年调任兵部尚书。就此扶摇直上,再下一年升协办大学士。这一年——光绪二十四年,在四月二十三,皇帝下诏“定国是”,决意变法维新的第十天,由慈禧太后授意,升荣禄为文渊阁大学士,实授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直隶总督号为“疆臣领袖”。但是,这个缺分的重要,在于兼领北洋大臣,而从光绪初年,李鸿章督直,一意讲求坚甲利兵以来,北洋更掌握了举国主要的兵力,成了真正的“疆臣领袖”。慈禧太后派荣禄出镇北洋,勒兵观变,下的是一着足以制新党死命的狠棋!

  荣禄手下有三员大将。一个叫董福祥,字星五,甘肃固原的回子。同治初年,西北回乱,董福祥亦是其中的头目之一。后来为左宗棠西征最得力的将领刘松山所败,投诚改编,反而在平回乱中建了大功。如今官拜甘肃提督、加尚书衔、赏太子少保。所部称为“甘军”,是一支骁勇善战而风纪很坏的骑兵。

  再一个是聂士成,字功亭,出身淮军,是李鸿章的小同乡。甲午年朝鲜东学党作乱,中日同时发兵援韩,聂士成随提督叶志超率师东渡,以孤军守摩天岭,设伏大败日军,阵斩日将富刚三造,算是淮军的后劲。又通文字,曾匹马巡边,著《东游纪程》,亦算是儒将。所部号为“武毅军”,半仿德国式的操法,实力颇为可观。

  再一个就是袁世凯。甲午中日之战以后,他虽保有浙江温处道的实缺,却不愿赴任,因为道员升监司、升巡抚,起码也得十年的工夫,功名心热的袁世凯,一心只想走一条终南捷径。于是上个条陈,主张练一支新军,以矫绿营的积弊。当国的李鸿藻和荣禄,接纳了他的建议,招募了七千人,就天津以南,土名小站的新农镇上,淮军周盛波的旧垒,屯驻操练,名为“新建陆军”,洋鼓洋号,壁垒一新,深为荣禄所欣赏。

  升任为直隶按察使的袁世凯开始在小站练兵,是光绪二十一年冬天的事,三年下来,卓然有成,因而为康有为所看中了。这年六月间,就派人到小站来活动,袁世凯装傻卖呆,根本不容说客有启齿的机会。这样到了七月里,新政展布,如火如荼,皇帝乾纲大振,新党气焰愈盛。最令朝中大老侧目的是两件事:七月十九,礼部主事王照专折参劾本部堂官怀塔布、许应弢等阻挠他的条陈,不愿代奏,结果礼部满汉尚书、左右侍郎,奉旨一律革职。京中各衙门的长官,称为“堂官”,部里满汉尚书、侍郎共是六员,通称“六堂”,这礼部六堂,尽皆革职,与光绪十年恭王以下的军机大臣,全班被逐,都是有清开国以来,史无前例的事。

  另一件是七月二十上谕:“内阁候补侍读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均赏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一切大政,都由“四京卿”拟议,发号施令,亦由四京卿拟上谕交内阁明发,或交兵部寄递各省。这等于皇帝另外组织了一个政府,原来的军机处,就象雍正七年以后的内阁一样,变成有名无实了。

  于是旧党,实在也就是后党,通过各种途径向在颐和园颐养的慈禧太后进言,非采取决绝的手段不可。而慈禧太后只是冷笑,一无表示。

  到了七月二十六,突然有一道电谕:“命直肃总督荣禄,传知按察使袁世凯来京陛见。”袁世凯是七月二十九到京的。

  这天,八月初五回天津,前后在京逗留了七天。

  “恭喜,恭喜!”荣禄一见面就道贺,“我已经看到八月初一的上谕了。”

  原来八月初一有上谕,嘉许袁世凯“办事勤奋,校练认真”,开缺以侍郎候补,“责成专办练兵事务,所有应办事宜,着随时具奏”。这不但使得袁世凯一跃而在一二品大员之列,并得专折奏事,直达天听。这是所谓“大用”的开始,非寻常升官可比,自然应该道贺。

  可是袁世凯知道,在这道上谕中,荣禄最重视的是“责成专办练兵事务”这句话,如今的兵权在荣禄手里,也就是在慈禧太后手里,而皇帝想假手于他夺太后的兵权,荣禄就必得为太后为他自己保护兵权。这道上谕一发,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后帝母子之间的冲突,已很少有调停的可能,而首当其冲的是自己,也是荣禄!

  局势如一桶火药,而药线在自己手里,一旦点燃,如何爆出一片锦绣前程,而不是炸得粉身碎骨?这个他从午前十一点钟上火车,一直到此刻,五个钟头的考虑而始终不能委决的大疑难,是到了必须作决定的时候了。

  事机急迫,无从考虑,唯一的办法就是用他平时信服实行的八字真言:见风使舵,随机应变。

  心里闪电似的在转着念头,口中还能作礼貌上的酬应,“这都是大帅的栽培。”说着,垂手请了个安,表示道谢。

  “不敢当,不敢当!皇上的特达之知,于我何干?”荣禄问道:“京里的天气怎么样?”

  此时而有这样一句最空泛的寒暄,大出袁世凯的意料。不过略想一想,不难明白,此正是荣禄存着戒心之故。自己不必作何有弦外之音的回答,老老实实回答最好。

  “到的那天下雨,这几天很好。不过早晚已大有秋意了。”

  “嘿,你住在那里?”

  “住在法华寺。”

  由此开始,荣禄接连不断地,只谈些毫不相干的闲话。这种深沉得不可测的态度,使袁世凯大起警惕,如果再这样敷衍下去,荣禄会怎么想?他一定是在心里说:这小子,不知道在打什么主意?居心叵测,再不能信任了。

  这样一想,立即向左右看了一下,趋前两步,轻声说道:“世凯有几句紧要话,密禀大帅。”

  荣禄声色不动,只侧脸挥一挥手,说一句:“都出去!”

  于是装水烟的听差带头,所有的侍从都退出签押房外,站得远远地,袁世凯便即双膝一跪,用痛苦的声音说道:“世凯今天奉命而来,有件事万不敢办,亦不忍办,只有自己请死!”

  荣禄笑了。“什么事?”他问,“让你这么为难?”

  “大帅请看!”

  接过袁世凯袖中所出一纸,荣禄一看是朱谕,不觉一怔,但立即恢复常态,坐在原处细看。朱谕上写的是“荣禄密谋废立弑君,大逆不道!着袁世凯驰往天津,宣读朱谕,将荣禄立即正法。其遗缺即着袁世凯接任。钦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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