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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二〇


  “生气是免不了的,可不是闲气!”荣禄指着电文说:“凭‘探闻各国有调兵干预之说”这一句,就不能不代奏。”

  “‘探闻’之说,不一定靠得住。”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好!这么说,就准定代奏。可是,咱们得有话啊?”

  “当然。”荣禄沉吟了一会说,“这件事当然不宜宣扬,也不便批复。不过光是留中也不行,那些人还会闹。现在得想个法子,让他们、让洋人知道,皇上还是照旧当皇上。人心一定,自然就没有什么可以闹的!”

  “说得是!我倒想到一个题目,皇上明年三旬寿辰,本来不宜举动,现在倒似乎以有所举动为宜了。”

  “题目是好题目,文章很难做。轻了,不足以发生作用,重了,太后未必乐意,端王也会跟咱们结怨家。这得好好商量。”

  于是置酒消寒,秘密斟酌停当,第二天一早上朝,荣禄特意不到军机处,也不邀其他总理大臣,由庆王递牌子,抢头一起见着了慈禧太后。

  两宫同御,平时不大容易说话,而这天的话却正要当着后帝在一起的时候说。庆王将电文抄件呈上御案以后,不等慈禧太后开口,抢先说道:“上海的绅商士民,全是误会。宫中上慈下孝,立大阿哥的本意,在上谕中亦已经说得很明白。南边路远,难免有些道听途说的传闻,不过这个电报的本意是怕洋人调兵干预,并没有其他情节。奴才两个觉得不理他们最好。”

  “不理,”慈禧太后问道:“不闹得更厉害了吗?”

  “只要皇上照常侍奉皇太后视朝,大家知道误听了谣言,当然不会再闹。要再闹,就是别有用心,莫非朝廷真的拿他们没奈何了?”

  这话说得很中肯,慈禧太后对民气的“沸腾”,不足为虑,可是,“洋人呢?”她问:“不说要调兵来吗?”

  听得这一说,庆王和荣禄都格外加了几分小心。他们俩昨天反复推敲的结果,便是决定引慈禧太后发此一问,然后抓住这个题目,一步一步去发挥。

  “他们也不过听闻而已。道听途说,也信不了那么多!”

  庆王越是不在乎,慈禧太后越关心,因为过去几次外患,都因为起初掉以轻心,方始酿成巨祸,“‘微风起于蘋末’,”她说了一句成语作引子,接下来用告诫的语气说:“若说洋人从他们国内调兵来,那是胡说,包里归堆才两三天的工夫,要调兵也没有那么快,那班人更不能那么快就有消息。也许是南边的洋兵往北调,这可是万万不能大意的事!”

  “这……,”庆王答说:“得问荣禄,奴才对军务不在行,不敢妄奏。”

  “那么,荣禄你看呢?”

  “奴才正留意着呢!”荣禄答说:“上海倒是有几条外国兵船往北开。不过,游弋操练,也是常有的事。奴才只看它船多不多,是不是几国合齐了来?如果不是,就不要紧!”

  “到底是不是呢?先不弄清楚,等看明白情势不妙,那时再想办法可就晚了。”

  “是!”荣禄故意沉吟了一下,“不过,回老佛爷的话,预先想法子也很难。洋人拿立大阿哥就是皇上要退位作借口,咱们又不能给人画把刀,说皇上一定不会退位。若是有个法子,让洋人知道,深宫上慈下孝,谁也挑拨离间不了,也许倒死了心了。可是,这也不能明说,一落痕迹,反为不妙!”

  “不落痕迹呢?可有什么法子?”

  “是!”

  在这荣禄有意沉默之际,庆王突然开口:“奴才倒有个法子!皇太后慈恩,那天交代,皇上明年三旬万寿,应举庆典。听说军机处怕事无前例,容易引起误会,奏请暂缓颁旨。如今正不妨仍旧颁懿旨,想来皇上孝顺,一定谦辞。这么一道懿旨,一道上谕,先后明发,不就看出来上慈下孝了吗?”

  “是吗?”慈禧不以为然,“这么做法,一望而知想遮人耳目。”

  “那,那就真个举行庆典。”

  “不!”一直不曾开口的皇帝,似乎忍不住了,“皇太后有这个恩典,我也不敢当,不必举行一切典礼,连升殿的礼仪也可以免。”

  “典礼可免,开恩科似不宜免。”荣禄急转直下地说:“奴才斗胆请旨,明年皇上三旬万寿,特开庆榜。庆典虽不举行,‘花衣’仍旧要穿。”

  对于荣禄所提出来的这个结论,慈禧太后入耳便知道其中的作用。皇帝的整生日,如果要举行庆典,当然就少不了开恩科,尤其此时而行此举,名为“嘉惠士林”,实在是收买民心,安抚清议的上策。

  不过,新君登基,照例亦须加开恩科。如果皇帝三旬寿辰,其他庆典皆废,独开庆榜,亦容易为人误会,是一种明为祝嘏,暗实贺新的移花接木手法。若有一道庆寿穿花衣的上谕,便可消除了这一层可能会发生的误会。

  所谓“花衣”是蟒袍补服,国有大庆,前三后四穿七大蟒袍,名为“花衣期”。在此期内,照例不准奏报凶闻,如大员病故、请旨正法之类。慈禧太后心想,这一庆贺的举动,惠而不费,而有此一诏,至少可以让天下臣民知道,在明年六月二十六皇帝生日之前,决不会被废。这一来起码有半年的耳根清静,到下半年看情形再说,是可进可退很稳当的做法。因而欣然同意,决定在十二月二十八、二十九两天,交代军机照办。

  二十八那天,是钦奉懿旨:“皇帝三旬万寿,应行典礼,着各该衙门查例具奏。”到了二十九那天,皇帝亲口指示:“明年三旬寿辰,一切典礼都不必举行。”当然也就不必查例了。刚毅心想,话是两个人说,意思是慈禧太后一个人的,既有前一天的懿旨,何以又假皇帝之口,出尔反尔?正在琢磨之时,慈禧太后开口了。

  “皇帝明年三十岁整生日,不愿铺张。不过恩科仍旧要开。庚子本来有正科乡试,改到后年举行。辛丑正科会试,改到壬寅年举行。”

  “是!”领枢的礼王世铎答应着。

  “还有!皇帝明年生日前后,仍旧穿花衣七天。”

  “是!”

  “还有,各省督抚、将军,明年不准奏请进京祝寿。”慈禧太后又说:“这四道旨意,都算是皇帝的上谕。”

  等退了下来,刚毅将倚为心腹的赵舒翘邀到僻处,悄悄说道:“事情好奇怪啊!太后一桩一桩交代,连正科改恩科、恩科往后推,都想得周周全全,这是胸有成竹啊!谁给出的主意呢?”

  “是的,必是先有人替太后筹划妥当了。我还听说,上海电报局总办有个电报给庆王,请为代奏,皇上千万不可退位。此事千真万确!”

  “那,怎么不拿电报出来大家看呢?你去问,”刚毅推一推赵舒翘,“你兼着总署的差使,这样的大事,老庆怎么可以不告诉同官?”

  “好!我去请教庆王。”

  一去扑个空,庆王到端王府商量紧要公事去了。

  ※ ※ ※

  这天端王宴客。陪客都比主客煊赫,而且早都到了,在书房中闲聊。话题集中在主客——卸任山东巡抚毓贤与他在山东的作为上面。

  毓贤字佐臣,是个汉军旗人,籍隶内务府正黄旗。监生出身,捐了个知府到山东候补,署理过曹州府。曹州民风强悍,一向多盗,而毓贤即以“会捉强盗”出名。府衙照墙下十二架“站笼”,几乎没有空的时候。可是曹州百姓知道,在站笼中奄奄一息的“强盗”,十之八九是安分良民。无奈上宪都以为毓贤是清官,也是能员,象这样的官儿,平时总不免狠些。所以尽管怨声载道,而毓贤却是由署理而实授、升臬台、署藩司,官符如火,十年之间,做到署理江宁将军。

  甲午战争以后,民教相仇,愈演愈烈,尤其是山东,“教案”闹得最凶。事实上杀“教民”的亦可以说是教民,正邪不同而已。河北、山东一带,白莲教亘千余年而不绝,大致治世则隐,乱世则显。乾隆三十九年,山东寿张教民王伦,以治病练拳号召徒党起事,由此演变为“三省教匪之役”,自嘉庆元年大举会剿,至九年九月班师,而余党仍在,到嘉庆十八年复有喋血宫门的“林清之变”,山东、河南都有响应,虽然只两个月的工夫,就已平压下去,可是邪教始终在贪官酷吏横行之处,暗暗传布,俟机而发。凡是信“西教”的,因为门户之见,权利之争,更如水火不相容,所以白莲教余党最多的地方,亦就是“教案”迭起,最难调停的地方。

  白莲教的支派极多,有一小股名为“大刀会”,光绪二十三年十月里,在山东杀了两个德国传教士。德国提出交涉,要求将山东巡抚李秉衡革职。继任的就是毓贤。谁知毓贤的袒护,更甚于李秉衡,于是而有山东平原朱红灯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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