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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六


  “怎么?”那桐问道:“柯逊庵的折子上怎么说?”

  “说他‘军中酗酒,强沃属员,以到醉不能兴!’”

  “那也是汪瑞闿的主意。”铁良接口说道:“若非如此先发制人,岑云阶很可能参汪瑞闿一本,那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不过,”铁良提出疑问:“柯逊庵此举对他自己来说,得失已颇难言!”

  原来当时是照通例,以下劾上,皆令被劾者“明白回奏”。岑春煊当时在回奏时,自是尽情反击,柯逢时因而落职,所以铁良有那样的质疑,只是他不知道奕劻与袁世凯,对柯逢时已因此而另眼相看。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其间的得失,在座的人自然都不愿意跟他谈。这个有关岑春煊的话题,到此便算结束了。

  ※ ※ ※

  会议开始有争执了,所争的是几条铁路。

  依照中俄密约,双方设立华俄道胜银行,建筑一条铁路,自俄国的赤塔向东南伸展经哈尔滨至海参崴,实现了俄国前皇亚历山大三世要求以最短的路程,连接滨海省与俄国中部交通的愿望。

  这条铁路全长二千八百里,俄国称之为“中东铁路”,中国则或名“东省铁路”,或名“东清铁路”。到了光绪二十三年,德国与俄国勾结,利用中俄密约,布置了一个类似地痞欺侮乡愚的骗局。先由德国以曹州教案为借口,强占胶州湾,而俄国公使则向李鸿章暗示,基于条约互助之义,愿为代索胶州湾。李鸿章此时虽到过“通都大邑”,而且也会打几句“痞子腔”,但毕竟还是“乡愚”,不知这年初秋,德皇威廉二世与俄皇尼古拉二世相晤,已有成议。明明是一个吊死鬼的圈套,而漆黑懵懂的李鸿章,看出去是一面圆圆的气窗,窗外一片清光,忍不住探头出去透气,就此上了圈套。

  当时是翁同龢当政。书生昧于世事,而理路是清楚的,加以有张荫桓相助,看出李鸿章要上大当,所以一面奏皇帝饬庆王奕劻告李鸿章求助于俄,同时急电驻俄公使,用极委婉的措词向俄国政府说:“中国不愿俄国因而与德国失欢,请俄国暂时不必派海军来华”;一面由张荫桓及荫昌向德国交涉,亦即是情商,不占胶州,另作补报。

  中德会议不下十次之多,德国始终不肯让步,而俄国则以急人之急的侠义姿态,出兵到了旅顺、大连。此来是为“助拳”,当然要求地主供应一切。由于李鸿章的坚持,特派负镇守山海关之责的宋庆,供应俄国海军一切“应用物件”,并拨二百万银子修筑旅顺炮台。不久,声明“暂泊”的俄国,竟开口要求租借旅大。李鸿章知道中了圈套,但想摆脱,已办不到了。

  结果丢了胶州湾,也丢了旅顺、大连!英国与日本已有结盟的意向,见此光景,为了抵制俄、德,更为了本身的利益,英国趁火打劫,要求租借尚在日本占领之下的威海卫,而以承认闽海地区为日本的势力范围,作为交换。三国干辽之一的法国岂甘落后?要求租借广州湾。意大利来凑热闹,要求租借三门湾。一时列强瓜分之说,竟有见诸事实之势。

  事急,总理大臣全体集会,帝师翁同龢慷慨陈言,主张开放各口岸,许各国屯船之处,然后定一“大和会之约”,不占中国之地,不侵中国之权,而中国则不坏各国商务。

  这样,庶几开心见诚,一洗各国之疑。这虽是书生之见,却与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所主张的“门户开放政策”,不谋而合。但所有的总理大臣,包括翁同龢恃之为左右手的张荫桓在内,无不保持沉默,据说张荫桓此时已等于出卖了翁同龢,与李鸿章一起接受俄国代表贿赂的期约,如果帮助俄国实现了租借旅大的要求,可以各得五十万两银子的酬劳。

  于是光绪二十四年春天,继二月初四李鸿章、翁同龢与德国公使海靖,订立“胶州湾租借合约”,允德国租借九十九年,建筑胶济铁路,开采铁路两旁三十里内矿产之后,三月初六复由李鸿章、张荫桓与俄国署理公使巴布罗夫订立了“旅顺、大连租借条约”,以二十五年为期,并允俄国建南满铁路。

  第二天——三月初七,德皇电贺俄皇取得旅顺、大连,而恭亲王奕劻自此病情转剧,终于不起,薨于四月初十。四月二十三,下诏更新国是,变法自强;又四天,手拟定国是诏的翁同龢被黜;八月初五袁世凯告密,第二天慈禧太后临朝训政,发生了“戊戌政变”。这个“地痞欺侮乡愚”的骗局,害惨了皇帝与翁同龢,而中圈套的李鸿章与见利忘义的张荫桓亦没有落得好下场,变成害人而又害己。

  ※ ※ ※

  南满铁路正式名称叫做“东省铁路南满洲支路”,是由哈尔滨开始,向南直通旅顺,纵贯吉林、奉天,苏俄的势力,因此而能到达渤海。及至朴次茅斯和约成立,俄国将从长春至旅顺这一段,约有一千五百里,割让给日本。这一段铁路历经名城沃土,日本视作击败俄国最大的一项战利品,认为其中有许多生发,所以在会议中提出要求:“为了确保既得利益起见,中国不能再建与南满铁路平行的铁路。”

  袁世凯想了一下,提出相对的条件:“如果中国不能造跟南满平行的铁路,日本亦应如此。否则,一样有损利益。而且所谓‘平行’,亦应该有个限度,相去十里是平行,相去百里亦是平行,不可一概而论。”

  “满洲地方辽阔,人烟稀少,经营一条铁路不容易,所以即使隔得很远,一样也有妨害。”小村紧接着说:“至于日本亦不造平行线,可以同意。不过,与南满连接的铁路,即是南满支线,将来看地方发达的情形,可以添造。”

  “不!”袁世凯立即反驳:“日本继承的权利,限于长春以南的南满铁路,并不包括任何支路。如果逾此范围,是另一件事,不能并为一谈。我再提醒贵大臣,当年中国许与俄国的,只是东清铁路,没有包括其他支路。”

  小村语塞,便由日本的另一名全权内田康哉接口说道:“添造铁路,为了开发地方,交通便利,地方就会繁荣,这是与中国有利的事。”

  “如果是为了开发地方交通,彼此应该同意,但不能与南满铁路混在一起来谈。”

  “照这样说!”小村紧钉着问一句:“贵大臣是同意添造的了?”

  “如果为了开发地方,中国亦可随时斟酌情形,添造铁路。”

  “不然!在南满范围内添造铁路,总是妨害南满铁路的利益,有与南满竞争之嫌,中国自不应随时添造。”

  听翻译将这段话译了过来,袁世凯认为小村的一句话,有漏洞可钻,所以很快地问:“彼此同意,总可以了吧?”

  小村认为这句话很难回答,与接座的内田小声商议之后,方始答说:“如果日本同意,中国可以添造,但不能与南满铁路平行。”

  这在交涉上是一大收获,日本已承认中国在南满铁路范围之内,建造支路的权利,虽须日本同意,但至少有了要求权。倘或日本拒绝,相对地,日本想添造支路,中国亦可拒绝。所以小村的答复,等于是为他提供了一项牵制的工具,自然是失策。

  正当小村在悔恨不迭之际,名居参议而有发言权的唐绍仪,忽然画蛇添足的说:“造铁路,有关中国主权,日本方面如不得中国同意,不能随时添造。”

  “自然要同贵国商量,日本决不至象当年俄国对待贵国的情形,贵国不必顾虑。”

  这时唐绍仪已发觉自己的话有语病。本来照袁世凯与小村的折冲来说,权利是同等的,谁都可以在南满的范围内添造铁路,唯一的条件是征得对方同意。而照他所说,仿佛南满添造支线是日本的权利,不过须征得中国的同意。但是唐绍仪虽已发觉失言,却拙于弥补,倘或见机,只要复述小村的话,敲打转脚,成为定论,依旧不损权利。而他只是重复声明,造路不经中国许可,总是碍及主权。语气中越发明显,添造南满支路,只是日本人的事,与中国无关。

  小村想不到遇见这样一个对手,大喜过望,立即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法,大声说道:“我只着重在南满铁路利益有关这一点上。所以如有与南满铁路利益有冲突的任何支线,中国不应该添造。”

  就这一句话,推翻了原来的承诺,而唐绍仪懵懵懂懂,只觉得话不大对劲,却说不出个究竟。默尔而息,遂成定案。

  交涉由此落了下风,因为日本方面已看出底蕴。瞿鸿玑并不懂国际公法,利害出入,不甚了了;袁世凯虽然机警且肯用心,但究竟不能如李鸿章当年办交涉那样,动辄视对手为后辈,以气势得人,话说错了,亦可设法收回或弥补;随员中倒有些留学生懂交涉的要领,无奈中国官场尊卑的观念甚深,人微必言轻,发生不了作用。

  能发生作用的,只有一个曾国藩第一批选送留美幼童之一的唐绍仪,他是袁世凯办洋务的“大将”,官拜外务部侍郎,声名甚盛,谁知是浪得虚名,无须忌惮。

  就因为这一转念,小村与内田的态度变得强硬了,第二天接议安奉铁路,小村提出了“改造的要求”。

  原来日本陆军自朝鲜渡鸭绿江增援,在奉天、吉林境内造了好几条轻便铁路,其中最重要一条是,由朝鲜义州对岸的安东,到奉天省域的安奉铁路。日本事先已经扬言,希望继续经营这条铁路,此是与中国主权有关的事,怕遭到强烈反对,迟迟未发,此刻悍然不顾地提出来了,名为“改造”,当然包含“改造”完成,继续管理经营的意思在内。

  因此,袁世凯这样答说:“这条铁路是筑来军用的,军事完了,就应撤掉,何必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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