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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八


  “中日新约”终于定议了,计正约三条,附约十二条。前后不满一个月,照会议日期来说,算是顺利的。

  最后一次会议,奕劻自然要出席,签字及毕,摄影留念。第二天,袁世凯在北洋公所设宴为小村饯行,敬陪末座的曹汝霖,恰好坐在作主人的袁世凯旁边,自然而然地成了主客之间的舌人。他那一口流利的日本话,以及要言不烦的措词,大为小村所注意,因此,席散以后特别向主人要求,希望跟曹汝霖谈谈。

  袁世凯当然表示同意,而且特意将他专用的会客室让出来,供他们单独谈话,真正是单独,并无第三者在座。

  “这次我抱有绝大希望而来,所以会议上竭力让步。”小村说道:“那知是失望了。”

  所谓“让步”是比较而言,较之马关条约,这一次的“中日新约”在日本算是很客气的,但仍得了便宜,总是事实。曹汝霖不愿与他争辩这一点,只问:“请问贵大臣,此来所抱的绝大希望是什么?”

  “我原以为袁宫保必有远大的见识、眼光,在会议之后,想跟他进一步讨论两国如何联盟,那知道袁宫保过于保守,会议席上,只在文字枝节上讲究,斤斤计较,徒费光阴而已。”

  “两国联盟?”曹汝霖问道:“自然是对付俄国?”

  “是的!”小村的表情是凝重之中有忧色,“俄国的野心甚大,我在朴次茅斯议和时,已经看出来了。俄国将来定会卷土重来,如果贵我两国,不早为之备,一定同受其害。倘能彼此联合,整军经武,力图自强,两国或可免受其害。”

  “既然如此,贵大臣何不向袁宫保直接提出这一番意思?”

  “袁宫保不从大处着眼,联盟之意,此时不宜表示,免得反而引起他的猜疑。”

  “那么,”曹汝霖问:“贵大臣的意思,是不是希望我能够转达?”

  “是的!有机会请你转达,倘或袁宫保有意讨论,我可以专程前来。”

  “好!我一定设法转达。不过,”曹汝霖想了一下说:“我听说政府方面对袁宫保亦有疑忌之意,这一层,贵大臣在会议席上,大概也可以看得出来。关于联盟一节,即或袁宫保亦有同感,恐怕一时亦不便向政府进言。这是我个人的私见,提供贵大臣作参考,幸勿为外人道!”

  听得这番话,小村半晌作声不得,最后叹口气说:“我想不到中国政府内部亦有矛盾!”

  等小村辞去以后,袁世凯自然要找曹汝霖询问谈话的内容。曹汝霖将小村的意思,据实相告,只隐去了他自己向小村说的那一段话。

  “唉!”袁世凯叹气的神情,跟小村一样,“我又何能作为?

  只好辜负他的盛意了。”

  “外人的看法不同。”曹汝霖说:“莫说是日本人不明内情,就是京外各地,也谁不以为大人受朝廷尊重信任,言听计从,有一番大的作为?那知事实并非如此。”

  袁世凯默然半晌,才说了句:“大家越是如此,我的处境越难!”

  他一直觉得应该有所表示,到得此时,认为以退为进的手法是非施展不可了。因而回到天津,便秘密关照张一麟替他预备一个“请开去各项差使”的奏折。

  张一麟对袁世凯的待人处世,已有很深的了解,知他此举的用意,所以这个奏折写得冠冕堂皇,但见表功之意,并无固辞之心。袁世凯深为满意,但却迟迟未曾拜发,要挑个最适当的日子。

  几经咨询,接纳了杨士琦的意见,在封印之前一天拜发。因为就表面而论,这个辞差的奏折,到达御前,已在封印之后,如果邀准开去各项兼差,则封印开印,天然就是一个交接的绝好时限。至于谈到实际,辞差也是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反正这个奏折是写给慈禧太后一个人看的,若以为有挽留的必要,发一道慰留的上谕即可。趁封印期间,了掉这重公案,不会有人留意,便不受任何影响。

  等奏折一上,慈禧太后颇感意外,在召见军机时问道:“袁世凯为什么好端端地,忽然要辞差?”

  奕劻是知道这回事的,却故意装作诧异的神情答说“是!奴才亦莫名其妙!”

  “你们倒想想看,总有原因吧?”

  这下是瞿鸿玑答奏:“袁世凯兼的差使很多,因为精力照顾不到,难免有疏忽的地方,言路上啧有烦言,想来袁世凯是为了这个缘故,所以有倦勤的表示。”

  “那也难怪他。”慈禧太后问道:“你们看,应该怎么办?”

  由于有“难怪他”这句话,瞿鸿玑看出慈禧太后的意向,自己也觉得还未到能扳倒袁世凯的时候,便很见机地说:“论到才具,袁世凯自然是好的,有几桩差使也少不了他!合无请旨慰留,或者酌情开去几项差使?”

  “要慰留,就一项差使都不必开。”慈禧太后说,“我并没成见,只觉得‘疑人莫用,用人莫疑’这句话,一点不错。如果酌量开去几项差使,就有疑人的意思在内,大可不必!”

  “是!”瞿鸿玑很勉强地答应着。

  “皇帝有什么话?”

  皇帝能有什么话?照例答一句:“一切请皇太后作主。”

  于是决定慰留。由军机章京拟旨:“袁世凯所奏开去兼差一折,现在时事艰难,正资整顿,该督公忠夙著,仍着统筹兼顾,妥为经理,以副委任。所请应毋庸议。”

  “达拉密”拟的旨稿,照例“呈堂”核定,瞿鸿玑将最后一句改为“毋庸固辞”。原来“所请应毋庸议”是表示辞差之事,根本不必谈起,此时一改,意思颇不相同,“固”辞之“固”,意味着辞已不错,只是一时尚无替手,不能不暂维现状。这些语气上的吞吐出入,在早年的慈禧太后是很讲究的,如今正如瞿鸿玑说袁世凯的,“精力照顾不到,难免疏忽”,竟未看出仍有“疑人”的意思在内。

  邸抄刚发,袁世凯在天津就接到了电报,慰留在意中,最后那句话却大出意外,不免错愕。

  及至打听到这句话出于瞿鸿玑所改,袁世凯想到“一叶落而知天下秋”这句成语,知道自己跟此人势不两立了!

  ※ ※ ※

  考察宪政五大臣是十二月中旬到日本的。初适异国,目迷五色,看不出什么地方是实施宪政的功效,又从何考察起?

  唯一的例外,是补绍英的缺的李盛铎,他做过驻日公使,此番旧地重游,一切都还不太陌生,而也唯有他稍知宪政是怎么回事。心想,此事头绪纷繁,如果不先提纲挈领,拣要紧之处下手,只怕漫游全球,三、五年也考察不完。必得找个人来参赞一番,先定个考察的章程出来才好。

  “参赞”现成,五大臣带的随员很多,首席参赞名叫熊希龄,湖南凤凰人氏,与南通状元张謇一榜的翰林。戊戌政变时因为有新党的嫌疑,“交地方官严加管束”,那知湖南巡抚赵尔巽倒颇欣赏他的才气,几次奏保,已当到了候补道。这次随五大员出洋,原有一套应付公事的办法,所以等李盛铎一提到,随即拍胸答说:“我有办法!诸公尽管去观光,逛厌了换地方,反正返抵国门之日,必有交代。”

  “秉三!”李盛铎喊着他的别号说:“你先别大包大揽,倒说我听听看,是何办法?”

  “当今中国精通宪政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梁卓如……”

  卓如是梁启超的别号,李盛铎一听这个名字,急忙乱摇双手:“不行,不行!这个人万万惹不得!”

  “木公!”李盛铎字木斋,所以熊希龄这样叫他,“我当然不会找梁卓如。另外还有一个是我们湖南同乡杨晢子,木公听说过这个人吧了”

  李盛铎知道杨晢子就是杨度,他是王湘绮的得意门生,曾应经济特科,初试高中一等第二名。但以一等第一名梁士诒,为瞿鸿玑误认作梁启超的兄弟,又说他的名字是“梁头康尾”——康有为名祖诒,末字相同,“其人可知”。因此梁士诒不敢再应复试,而杨度亦有“康梁余党”的嫌疑,同样地自己绝了这条进取之路,买舟东渡,成了中国留学生中很出风头的人物。

  “怎么,杨晢子精通宪政?”

  “是的!湘绮自负有王佐之才,他的得意门生,自然也要研究这套帝王之学。晢子是君主立宪派,如果请他做几篇考察报告,一定处处顾到君主的地位与尊严,奏报到朝廷,一定不会出毛病。”

  “那好!准定请他做枪手,请你赶快去找到他,好好跟他谈一谈。”

  “找他容易,不过有两件事,我先要请示木公。第一,考察报告,似乎要定几个题目,如果开流水帐似的,只叙旅途所见所闻,似乎难有结论。再者,有了题目,将来在报章上发表也比较方便。”熊希龄说:“宪政初步,在启迪民智,这些文章将来是一定要布诸国人的,同时这也是诸公万里之行的一个交代。”

  “说得是!”李盛铎连连点头,“一客不烦二主,题目索性也请晢子去定,只要扣住‘考察’这回事就行了。”

  “好!”熊希龄又说:“第二,总要送一份润笔,而且应该从丰。”

  “这好办!我跟泽公来说。你看送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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