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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六


  “是寿药房配的药,大概药的年分久了。”

  “这怎么行!现在派你到同仁堂去配药。”

  “是!”

  不久,奎俊从殿里出来,招招手将杜钟骏领了进去,只见皇帝坐在一张小圆桌前面,桌上摆着一小包一小包的药。

  “杜钟骏,”皇帝问道:“药材是不是四川云贵一带的最好?”

  “不一定,各地有各地的特产。”

  “这‘於术’呢?”

  “浙江省於潜县出的最好,所以叫於术。”

  皇帝点点头,“这张方子是陈秉钧开的,昨天不想吃,今天拿出来看看,觉得还不错,服一剂也不妨,谁知道尽拿些坏药给我吃。”他又问:“茯苓、山药那里最好?”

  “茯苓自然是云南,山药要河南出的才地道。”

  “好!以后你们开方子,都要注明药材的产地!”

  “是!”

  杜钟骏请完脉开方子,心里在琢磨,注明药材产地,是不是要各省督抚进贡呢?果然如此,下药又要斟酌,不必多找麻烦。

  果如所料,第二天就由军机处分电各省,凡有特产药材,立即进贡。此外又由慈禧太后传谕:各省所荐医生六人,分为三班,两月一换。同时发下一张名单:头班张彭年、施焕,第二班陈秉钧,周景焘,三班吕用宾、杜钟骏。

  这比六天一轮的办法要好些。但使杜钟骏困惑的是,何以会排出这么一张名单?他当然是有自信的,而且皇帝亦颇赞赏他的医道。吕用宾是京城里的名医,口碑极好,如果是他们两人排为头班,也许两个月内就能大见效验。谁知将好手排在后面,实不知其意何居?

  当然,这是无法去求得解释的事,而且从这天起,杜钟骏对皇帝的病情也隔膜了,只听说同仁堂到海淀开了分号,因为自从枸杞生虫,皇帝一怒命奎俊亲自到同仁堂配药之后,内务府就曾面奏,说颐和园离同仁堂很远,来回路程非几个钟头不可,配药回来,赶不上吃,不如命同仁堂就近设立分店,最为便当。皇帝准奏,同仁堂便是奉旨设立分号了。

  这样过了有七八天,杜钟骏正闲得没事干时,内务府忽然派人来通知,说继禄有请。赶到那里,才知是派了他一个意想不到的差使。

  “杜大夫,请你来当考官。”继禄笑道:“看考医生的文章。”

  原来皇帝脉案,逐日有人到奏事处去抄了出来,卖给上海各报驻京的访员,发电报回去,刊登在报上。端方正在江南考医生,便以此作为题目,取中二十四卷,特地派专差将此二十四卷送进京来。奏折上说明:如果赏识那一卷,即派此人进京请脉。

  “端制军可真是会做官!不过,法子也太新鲜了一点。皇太后说,她也不知道那一卷好?发交吏部陆尚书看,他也不敢作主,那就只好借重各位的专长了。”

  杜钟骏也觉得端方有点异想天开,不过,他倒很感兴趣,期待着其中或许真有高手,道理说得透彻,用药别有新意,大可供作借镜。所以当即在内务府坐了下来,一卷一卷细细的看。

  按说,同一脉案,用药不致大相径庭。那知不然,二十四卷,起码有十个不同的说法。有的说,应该补肾;有的说,应该用六味地黄丸;有的说,当补命火;有的说,要用金匮肾气丸;又有主张补脾胃的;也有断言,必当气血双补,用参茸之类极珍贵的药。其中有一卷最妙,说皇帝的病,应当阴阳并补,所开的药是十全大补丸。

  “都是悬揣之辞。”杜钟骏率直陈言。“没有一个人搔着痒处。”

  “我想也是!”继禄说道:“皇上的病,连我们经常在内廷行走的人都弄不清楚,何况远在上海,只凭脉案开方子,岂有不是隔靴搔痒的?”

  “正是这话。”杜钟骏问道:“听说皇太后中秋吃坏了肚子,一直拉痢。可有这话?”

  “怎么没有!”

  正说到这里,另一内务府大臣奎俊闯了进来,探问“阅卷”的结果。听了杜钟骏的意见,只是摇头。

  “不用说远在上海,”他说:“就近在咫尺,象头班张彭年、施焕的药,皇上吃了毫无效验……”他忽然顿住,欲言又止,是有话想说而有所顾忌似的。

  “你说吧!”继禄比奎俊更无顾忌,“忌讳什么?”

  于是奎俊将哽在喉头的话吐了出来:“你们在这里请脉,我早就想跟你们说了,皇上的病,不容易治,你们不请脉更好!”

  听得这话,杜钟骏惊疑不定,但不便多问,而且料想追问亦不会有结果,只好当作没听见,接续未完的话题,问到慈禧太后的痢疾。

  “时好时坏,一直在闹肚子。”继禄答说:“不过不愿意大家提这件事而已。”

  “为什么呢?”

  “你想,皇上天天请脉,有脉案发出来,皇太后再病了,岂不影响人心?”

  “这样讳疾总不是办法!”杜钟骏说“老年人最怕这个毛病,而况……”他也欲言又止了。

  “怎么不说下去?”继禄催问。

  “我也是听人说的,不知道靠得住靠不住?说皇太后抽抽这个,是不是?”杜钟骏做了个抽大烟的手势。

  “你指皇太后抽‘福寿膏’?偶尔抽着玩儿,没有瘾。”

  “那还好!”杜钟骏点点头:“不然,烟痢是最麻烦的。”

  “听说陆总宪,就是戒烟之后得了痢疾,治得不得法,送掉了老命!”

  “总宪”是都察院左都御史的别称,从新官制颁布以后,只设都御史一员,由原任左都御史陆宝忠蝉联。

  此人是江苏太仓人,光绪二年丙子恩科的翰林,循分供职,当到左都御史。谨慎清廉,说来是个好官,不幸的是那“一口瘾”害了他。上年厉行烟禁,京中各衙门官员,准许自行陈请,限期戒断。京外大小文武官员,则限定在六个月内戒绝。半年已过,详加考查,王公大臣四人,痼癖如旧,王公两人是睿亲王魁斌、庄亲王载功;大臣两人巧得很,都出在都察院。一个是都御史陆宝忠,一个是副都御史陈名侃。

  于是军机大臣奏明,采取了一个很有力的措施,睿、庄两王所领的各项差使,如都统、前扈大臣、内廷行走等等,尽皆开去,陆宝忠与陈名侃则暂时开缺,一律派员署理,“如能迅速戒断,仍准照旧复职。”否则,两亲王革爵,两大臣革职,决不宽贷。

  有此严旨,陆、陈二人自然奉命唯谨。陈名侃的烟戒得还算顺利,陆宝忠却痛苦万状。其实戒烟的方子无其数,陆宝忠一一觅来服用,总无效验,最后是用涕泗横流,强忍不顾的“熬瘾”之法,方始戒断,而元气却大丧了。

  到得光绪三十四年正月,上奏陈明,戒烟净尽,仍准回任供职。但疾病缠绵,拖到四月底不能不自己奏请开缺,过了不几天,一命呜呼。慈禧太后倒是恻然不忍,特命优恤,谥法也不坏,第一字照例用“文”,第二字是个“慎”字。

  接任陆宝忠遗缺的,正是在他戒烟时奉旨署理的张英麟,慈禧太后对此人的印象极好。原来张英麟是同治四年乙丑,在她手里点的翰林,但上邀慈眷,别自有因。

  他是山东历城人,同治十三年当编修时,与检讨王庆祺一同被选在“弘德殿行走”,贵为帝师。那王庆祺品格不端,罔识大体,经常弄些《肉蒲团》、《灯草和尚》之类的禁书,与仇十洲的“春册”,投穆宗之所好,最后竟带着大婚不久的皇帝,逛下三滥的窑子,以致出了一场“天子出天花”的大祸,绝了清朝自太祖以来,父死子继,一脉相传的嫡统。

  当王庆祺鬼鬼祟祟勾引皇帝时,张英麟看在眼里,大不以为然,但既不便规谏,亦不便说破,唯有洁身远行,兼以免祸,上了个奏折请假归省,在山东老家住到光绪元年,方始进京销假。

  复起之后,张英麟当了十七年的翰林,才以詹事外放为奉天府丞,兼领学政,于是当阁学,转侍郎,特简为顺天学政。庚子那年,两宫西狩,百官星散,唯独张英麟紧守着学政的关防,等待交替。第二年召试行在,一直当他的吏部侍郎。到得改新官制,不分满汉,张英麟因为在关外多年,熟悉旗务,特授为镶黄旗汉军副都统,是清朝开国以来,汉员当旗官的第一人。

  ※ ※ ※

  在张英麟接任之前的半年,已有上谕,设置代替国会的资政院,并派贝子溥伦与武英殿大学士孙家鼐为总裁,会同军机大臣,拟定详细院章,因而陆宝忠奏请改都察院为“国议会”,以立下议院的基础。结果是驳掉了!因为从慈禧太后到张之洞、袁世凯,都没有意思施行两院制的立宪政体。

  在张英麟接任以后,资政院及各省咨议局的章程,皆已拟妥,而朝廷尚有瞻顾,未曾颁布。但立宪的呼声,则已高唱入云,在上海有好些倡导立宪的团体,有一个叫“预备立宪公会”,首脑是南通状元张謇、福建解元郑孝胥等人,电请速开国会,以两年为限。更有个声势赫赫的“政闻社”,是梁启超所组织,也是保皇党的大本营,电请宪政编查馆,在三年内开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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