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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四


  “怎么不熟?他是广东人,一名汉民,字展堂。笔下很来得,我们在东京常有往还的。”

  “好!”袁世凯略一踌躇又说:“我是开了缺的,不在其位,不妨谈谈,三年前有人拿了一份《民报》给我看,其中有一篇文章,我还记得题目叫做《记戊戌庚子死事诸人纪念会中广东某君之演记》,这‘广东某君’据说就是胡衍鸿。其中记戊戌那年的内幕,颇得实情。”

  这一说,严修跟杨度都大感兴趣,因为天下皆知,戊戌政变由袁世凯告密而起,如今由当事人亲口道来,自非道听途说可比,所以都凝神静听。

  “这胡衍鸿,我很佩服他!他说康有为一变再变,自欺欺人,一点不错。康有为前后有‘五个退化’。”

  所谓“五个退化”是胡衍鸿的批评:“康有为初时,说要创一个大教。他见中国用孔子教,几千年人心晦塞,民气奄弱,他说弟子之不肖,未必因为师傅之不良。孔子的教,非不大纯,现时中国却用不着,必得大加改良,兼取一切佛、老、耶、回诸教的精义,融造参合起来,做一新教。平心论之,康有为此时志气真是不可及的。”

  “他自号‘长素’,争长素王,语虽狂妄,志气之高确不可及。”严修问:“‘退化’何说?”

  照胡衍鸿的说法,康有为由监生中了举人,“打动凡心”,不做教主要做政治家,在志气上是退化了一级。不过他讲民主,也讲民族,说过“保中国不保大清”的话,亦未足为非。

  及至由举人中了进士,去民远而去官近,大谈立宪,这立宪自然是君主立宪,无形中变成“保大清”,志气上又退了一级。

  到得上书言事,“屡蒙召见”,康有为论调又一变,“竟反背前日的话,以为实在连议院也可以不必开,宪法也可以不定,有这般的好皇上,但求讲变法够了!”这样,志气上岂非又退一级?

  戊戌改变后,康有为自称奉有衣带诏,“命他起兵勤王,结果变做保皇。”胡衍鸿的词锋很锐利,他说:“勤王、保皇本应该没有分别,然而解释起来却很可笑。勤王是要起兵保驾入清君侧,皇上既然岌岌可危,说着勤王就该马上去做,若是皇上没有危险,也不必去勤他。”

  接着胡衍鸿又说:“保皇却不然,不必兴兵动众,只须集些钱财,不论何时何地,皇上没有危难,我也可以保他,皇上就有危难,我也是这样保他,皇上坐在北京,我坐在这里,天涯地角,两不相谋,也是一样保法。康有为变到这个主义,要算他目前归宿所在,却比起勤王时节,又是第五级退化了!”

  谈到这里,袁世凯停了下来,啜口茶闲闲地问杨度:“晢子,你在东京见过‘康圣人’所奉的‘衣带诏’没有?”

  “多少人想见都见不到。我不信有此一诏!”杨度答说:“康门高弟,亦颇不以此举为然。”

  “康门高弟”自是指梁启超。袁世凯不知道杨度所说的“此举”,包括康有为借“衣带诏”敛财在内,只以为杨度是替梁启超辩白,不以康有为自称奉有衣带诏为然。这一来,话就有点接不下去了。

  到这时,宾主三人才觉得轮声震耳,不由得都转眼外望,风卷黄沙,昏蒙萧瑟,令人有一种郁闷难舒的感觉,不如不看。

  于是不约而同地收拢了视线,仍旧由袁世凯接着杨度的话说:“康有为这‘五个退化’之中,变法一说,倒是无意中搔着了痒处,连张南皮在内,都忍不住动心。翁师傅器量狭一点,不过想致君于尧舜之忱的忠爱之心,是万无可疑的,大概他对康有为的论调,也觉得不失为救时的良策。不过,翁张两公,都是读通了书而不免天真的人,以为王安石的变法不错,错在用非其人,鉴往如今,康有为之言可用,康有为其人不可用!所以,说翁张两公曾荐过康有为,是康梁一党造作出来,自抬身价的活,其实是不会有的事。不过,既赏其言,不免要谈到其人,大行皇帝自然不会了解‘师傅’的苦心,贸然传旨召见康有为,翁师傅总不能说,康某心术不正,不宜召见。只好支吾其词,以致惹得大行皇帝对师傅有了意见。否则,以大行对翁师傅之亲密,当时只要出死力争一争,孝钦显皇后难道就不念两朝帝师的旧情?”

  严修一面听,一面不断点头,听完说道:“宫保此论,精辟之至。说翁师傅曾举荐康有为,我亦不信。翁师傅很想有魄力,实无魄力,就算真的赏识康有为,亦没有胆量去荐他。”

  “再说,”杨度接口:“翁师傅岂不知康有为有野心,就不忌他?”

  “康有为如果得志。自然要爬到翁师傅头上。此人名心甚炽,利心亦不淡,只要看他用‘衣带诏’行骗就可知道。”袁世凯紧接着说:“不但衣带诏无其事,就是所谓‘两奉密诏’亦不尽不实,第一道朱谕是给四京卿的,与康有为无干。而且到底有没有这道朱谕,亦是疑问。”

  谈到这里,是个叩问戊戌政变的好时机,杨度不肯错过机会,且趁势问道:“怎么,不是说谭复生去访官保时,曾经出示朱谕吗?”

  “不是!”袁世凯想了一下说:“这一重公案,我受谤已久,不妨谈一谈当时的真相。”

  据袁世凯说,戊戌年七月底,他奉召进京后,八月初一召见,即有上谕以侍郎候补,专责练兵。八月初三晚上,谭嗣同访袁世凯于海淀旅寓,要求他杀荣禄并派兵包围颐和园。出示的朱谕,乃是墨笔所书,大意是说:“朕锐意变法,诸老臣均不甚顺手,如操之太急,又恐慈圣不悦,饬杨锐等另议良法。”

  于是袁世凯表示,既非朱谕,亦无围颐和园、杀荣禄之说。谭嗣同说:“朱谕在林旭手中,此为杨锐所过录。”袁世凯认为变法宜顺舆情,末可操切。而谭嗣同则颇为激动,以为自古非流血不能变法,须杀尽老朽,方可办事。当夜无结果而散。

  八月初五,再次召见,袁世凯陈奏,变法尤在得人,须老成持重者襄赞主持,并曾推荐张之洞,皇帝颇为动容。

  “两位请想:康有为叫谭嗣同来劝我造反,而且这样子造反,决无成功的可能,只会害死皇上,我能听他的吗?所以一回天津,我就跟荣文忠密谈,荣文忠从座位上站起来说,‘我已奉懿旨进京,这个位子就归你了。’原来杨莘伯早我先到天津,已经跟荣文忠商量好了。我想,照此光景,皇上是已经让康有为害了,无端拿我去蹚了一趟浑水,真是从何说起?事到如今,我只有表明心迹,我说,‘今日之事,皇上的处境很危险。如果皇上有什么,我难逃嫌疑,唯有一死而已!’荣文忠拍拍胸说,‘皇上决计无他。其余臣子,可就保不定了。’这几年颇有人不谅于我,两位请为我设身处地想一想,这件事我除了告诉荣文忠以外,还有第二个办法没有?”

  照他的说法,自然无瑕疵可指摘。不过传说当八月初五召见袁世凯时,皇上曾写给他一道朱谕,这一点他略而不提,即成疑问。只是严杨两人都不便追问下去了。

  “我这次祸起不测,看透了炎凉世态,回到河南,很想在苏门山中,筑室归隐。不过,世味虽淡,到底也有忘不了的事,亦可说是一种极大的安慰,即如两公的高谊,就刻骨铭心,没齿不忘的。”

  “言重,言重!”严修跟杨度不约而同地说。

  “还有南皮,我受了他的大德,不知何以为报。自两宫升遐以来,不过短短五十天工夫,南皮已经伤透心了!我真担心,不知此别还能重见与否?”说着,袁世凯的眼圈发红,真的动了生死离别的哀感。

  杨度却很注意他“伤透了心”这句话,便即问道:“莫非南皮亦大受排挤?”

  “排挤虽不见得,但其言不用,而且处处走绝路的样子,南皮如何不伤心?”袁世凯探手入怀,取出一张纸摊开来,放在桌上,“两位看,有诗为证。”

  诗是一首七绝,题目叫做《读宋史》。“南人不相宋家传,自诩津桥惊杜鹃,辛苦李虞文陆辈,追随寒日到虞渊。”第三句四个姓下面有小字注明名字:李纲、虞允文、文天祥、陆秀夫。

  “好诗!”杨度赞叹着:“由宋太祖贯穿到祥兴帝,还提到南渡,二十八字,一部宋史。南皮真是一大作手,七绝更是唯我独尊。”

  严修却不作声端然肃坐,面色凝重异常,张之洞已经预见到大清朝的气数将终,严修的感觉中,不由得浮起亡国之哀。

  “南人不相,而李虞文陆,皆为南人,辛苦追随,所为何来?”杨度又发议论:“若谓借他人杯酒,浇自家块垒,南皮牢骚满腹,固是就诗论诗的看法,然而与其谓之为牢骚,倒不如说他有深忧,唯恐为文陆。以南皮的生平而言,自然是想做虞允文,无奈处今之势,大清朝欲为南宋而不可得,果然日暮途穷,恐怕亦只能做文天祥、陆秀夫,而实为南皮所万不甘心者!”

  袁世凯只知道虞允文是四川人,曾在采石矶大破金兵,却不知虞允文出将入相二十年,又曾持节开府,置“翘材馆”延四方贤士,平生汲引的人材甚多,恰与张之洞志趣相类。

  严修当然深知,觉得杨度说张之洞不甘为文陆,想做虞允文,颇能道着张之洞的心事,不由得深深点头:“晢子此论极精!”

  杨度自不免得意,又喝了一大口酒,看着严修问道:“范公如果生在宋朝末年,到得日落虞渊,何以自处?”

  虽是假设,严修却很认真,面容庄肃地想了一会答说:“我自知弗能为文陆。能如王伯厚于愿足矣!”

  因为这是“言志”,袁世凯当然也很注意,便即问道:“王伯厚何许人也?”

  “就是做《困学纪闻》的王应麟。”杨度答说。

  “淳祐元年策士集英殿,理宗想拿第七卷拔置第一,问应麟的意见,应麟看了卷子说,‘此卷古谊如龟鉴,忠肝如铁石,臣敢为得士贺。’及至拆弥封,正是文文山。度宗朝王应麟当礼部尚书,上疏不报,辞官回乡,很著了些书。大概死在元成宗的时候。”

  明了了王应麟的生平,也就知道了严修的想法,清朝如亡,他不想做殉节的忠臣,但也不会出山做官,归隐故里,著述为业。以严修的学行看,能如王应麟也正是他的最好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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