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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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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船票还没有。” “不要紧!” 她把“胡佛总统号”上派来的水手头目找来;关照他将刘德铭送上船。 此人也姓刘,宁波人;老刘为人很热心,也很小心,将刘德铭引入一间小屋,取出一套制服,让他易装;同时关照了许多船上的规矩。 “刘先生,船要后天下午才开;今天你到了船上,仍旧要穿制服,冒充船上的人。请你少走动,处处当心;船长是德国移民,做事一板一眼,不大好讲话。” “这——”刘德铭问:“我在船上住那里?” “今天、明天,要请你委屈一下,跟我们一起挤一挤,到了后天中午就舒服了。” “怎么呢?” “后天中午上客,刘先生自然住进头等舱了。”老刘答说:“船票到时候会送到。” “噢!”刘德铭心想安排如此周到,实在令人感动,当即谢道:“宗兄,承你费心,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 “笑话,笑话!人家美国人都帮我们的忙;我们自己人难道不帮自己。喔,还有句话,刘先生,你在船上要少说话。” “‘开口洋盘闭口相。’我懂。” 于是刘德铭混在水手之中,由黄埔滩码头,上了“胡佛总统号”。老刘将他安排在一间堆置杂物的小房间中;这一天因为太累了,吃完老刘替他弄来的一大块T字牛排,倒头便睡。 第二天一早期身,盥洗刚毕,老刘匆匆跑来说道:“刘先生,明天要上客了;船长今天检查,各处都要走到。请你当心!” “我索性一天不出房门。”刘德铭提出一个要求:“不过,宗兄,你要替我弄几份报,弄几本小说书来,我好消磨辰光。” “有,有!我马上替你去拿。” 老刘拿来七八份大小报;三本小说,一本是鲁迅翻译的《死魂灵》;一本是《老残游记》;一本书名叫做《银梨花下》。《死魂灵》文字涩拗,看不下去;只有那本《银梨花下 》,是“奇书欣赏会”印发给会员的黄色小说。看《死魂灵》看得昏昏欲睡的刘德铭,精神大振。在老刘送午餐来时,要求他再弄来几本类似《银梨花下》的书来。 就靠了这几本书,刘德铭混过了一天;入夜“解禁”,可以到甲板上去走走,向南眺望,灯火璀璨,何止万家?最触目的,自然是国际饭店二十四层楼上的霓虹灯;这使得刘德铭记起过去那些日子,纸醉金迷的生活,不免恋恋。心里在想,有机会还是要到上海来做地下工作,一面出生入死;一面声色犬马,这种双重刺激的生活,实在很够味道。 “刘先生,”老刘寻了来跟他说:“今天晚上你可以睡得舒服了。我领你去。” 领到头等舱,就不能再出来了;直到第二天中午开始上客时,刘德铭才正式成为旅客,先到酒吧喝桔子水看报;然后上甲板,凭栏看码头上形形色色的旅客;有一对年轻洋人,不知是夫妇还是情侣,相拥而吻,一值舍不得分开,刘德铭好奇,特意看手表为他们计算时间。 就在这时候,有辆汽车开到,停在这对洋人面前;车门启处,下来的是徐采丞。寂处了三天两夜的刘德铭,颇有他乡遇故的喜悦;正想招呼时,看到车上又下来一个瘦长男子。约莫三十多岁,似曾相识,急切间却记不起姓名。 直到看他紧抱着一个起包,由扶梯一步一步上来;才蓦然记起,顿时心头一震!这不是高宗武?他心里在想,怎么会是徐采丞送他上船;莫非奉了汪精卫之命,去拖杜月笙落水? 不会的!他随即否定了自己的想法;杜月笙怎么会做汉奸?汪精卫也不是能欣赏杜月笙的人。那末,徐采丞跟高宗武何以会在一起?这件事就大堪注目了。 于是他去找到老刘,悄悄问道:“旅客名单你看得到,看不到?” “刘先生,你为甚么问这个?” 刘德铭的意思是,要请老刘在旅客名单上查一查高宗武住在那间房。这件事老刘可以办得到;但是没有结果,旅客名单上,根本就没有高宗武的名字。 这就更神秘了!刘德铭心里在想,一定是用的化名。因为如此,越发激起了他的好奇心;经常在甲板、走廊、酒吧、餐厅,还有图书室、弹子房等等旅客的公共场所搜索;而高宗武深藏不出,始终不曾遇到。 * * * 民国二十九年一月八日,汪精卫在上海愚园路一千一百三十六弄的住宅中。召开“扩大干部会议”,内定为“部长”、“次长”的“要员”、挤满了楼下的大客厅,一个个都是“如丧考妣”的脸色。 原来出走的不仅是高宗武,还有陶希圣。令人担心的是他们出走的时间,正在“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谈判完成,十二月三十一日双方签字之后。这个“要纲”的谈判,高宗武早就被摒拒在外;而陶希圣是始终参预的,哪知他推托着不肯签字,最后竟是溜之大吉,这就更不能令人放心了。 这两人的远走高飞,自然为汪精卫带来了极大的问题;而问题的焦点是:他们究竟带走了一些甚么?如果是“要纲”的草案,还不太要紧,因为可以辩说:那是日本人提出来的条件,根本未曾接受。倘是签了字的复印件,就变成不打自招的卖国供状。照这样去分析,对陶希圣的关心,即更甚于对高宗武。因为大家相信,高宗武是无法接触到“要纲”的签字本的。 “都是罗君强!”陈璧君拍案戟指,狠狠地骂罗君强,“陶希圣是让你逼走的!” 罗君强的面色苍白;周佛海亦是一脸的尴尬,因为罗君强跟他的关系太深了。他们是同乡,也是世交;罗君强在上海大夏大学未曾毕业,就跟着周佛海做事;一度当过浙江海宁县县长,任内有件喜事,二度续弦,新夫人也姓罗,不是外人,是他的族姑。 好色如命的罗君强,随政府撤退到汉口时,是在当行政院的秘书,国难当头,竟跟一个姓孔的交际花打得火热;当道震怒,下令撤职查办。亏得陈布雷替他求情,始得无事。其时周佛海已到的上海;罗君强挟着新欢,间关来从,作了周佛海的亲信。他为人很霸道,替周佛海得罪了好些人;照陈璧君所收到的“小报告”中说:陶希圣与罗君强为了争办一张报,大片龃龉;罗君强居然写了一封信,痛骂陶希圣。所以说陶希圣是被他气走的。 这当然是陈璧君的揣测之词;汪精卫便劝道:“你也不必责备君强。现在要紧的是,是要研究这一不幸事件所可能发生的后果。” 意见很多,也很纷起,有的主张从速疏通;有的主张采取辩护的行动;有的主张沉着观变。在一场无结果中,有一个共同的看法是,组织新政府已成骑虎难下之势,只有贯彻到底。 * * * 担心的事终于出现了。 一月二十深夜,陈公博从香港打来了一个电报,是隐语;但可以猜得出“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将在第二天见报。 第二天汪精卫要上船去青岛,所以早早就睡了,接到电报只有先拿给陈璧君看,她把它压了下来;直到早餐桌上才拿给汪精卫看。 汪精卫的脸色很难看,好久才说了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地狱也不该你一个跳。”陈璧君愤愤地说:“公博这样的交情,不肯来共患难,太说不过去了。” “人各有志,不能相强。”汪精卫摇摇头,没有再说下去。 陈璧君沉默了一会方又开口:“我想到香港去一趟,把公博劝了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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