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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〇

　　那时有好些人受过“北平李丽”的惠；而受惠最深的，却是梅兰芳，他曾“降尊纡贵”，陪“北平李丽”唱过戏，就因为这一重粉墨因缘，“北平李丽”在矢崎面前极力称颂，梅兰芳亦成了矢崎公馆中的座上客。但是，矢崎无法逼他再出现在舞台上；这便是“北平李丽”的卫护之功——梅兰芳特意留起一撇小胡子；梨园行蓄此与“剁网巾”，皆是不再唱戏的决绝表示。倘非“北平李丽”不能任他“蓄髭明志”。

　　再有一个便是影后胡蝶；据说是日本军方曾特别下令保护。她亦经常出现在矢崎的公馆中，终于获得通行上的方便，悄悄潜返内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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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颜惠庆坐船以外，其余香港大酒店中的高级俘虏，都坐日本所派的专机，飞抵上海。平时正是“江南三月，草长莺飞”的时候。

　　这些名流到达上海的消息，已在日本军部控制之下的报纸，是不准登载的；但在私底下——汪政府的要员及上海的“上流社会”中，却很引起了一番热闹；访客陆续登门，细叙契阔、悲欢杂陈。一阵接风压惊的应酬过后，情绪慢慢平静，便有许多正事要谈了。

　　其中最重要的是三个人，亦都是银行家，一个金城银行的董事长周作民；一个是交通银行总经理唐寿民；还有一个是久任银行公会秘书长的林康侯。周、唐二人是周佛海的旧交，与周作民的关系，更为密切，当然无话不可谈。

　　“太平洋战争一起，首蒙迫害的就是我们东南财赋之区；军需供应，尤其是粮食，日本人搜括得很厉害，自己划定了一个‘军米区’。民以食为天，如果一旦民食供应不上，不知会成为甚么局面？”周佛海问说，“作民兄，你有甚么好办法？”

　　“在这种一面倒，又是军事大帽子往下压的情况之下，能想出办法来，已经很好了；那里还谈得到好办法；我看，唯一的办法是：与其你来做，不如我自己来做？自己做，总还有腾挪闪避，甚至暗中掣肘的余地。不过，”周作民特别强调，“不管怎么做，总要先取得重庆的谅解。”

　　“那是一定的。”周佛海点点头说：“你的原则很好；我让他们去拟好了办法，再跟你来请教。”

　　周佛海召集专家，拟定了一个“全国商业统制委员会”的组织规程；下面又分米粮、纱布、日用品等等专业委员会。所谓“统制”，对日本人的说法是配给之意；以有限的物资，作最经济的分配。日本方面不但表示同意，而且要求尽快成立；因为对“统制”二字，各有会心，在他们看，可以利用这个委员会有效达成搜刮的目的，何乐不为。

　　依照组织规程的精神，此一统制会是商界自动自发的组织，因此，负责人便须从商界中去找。上海从杜月笙、虞洽卿、王晓籁等人一走，崛起了另一批闻人，其中年高德劭，以闻兰亭为首。

　　他是江苏常州人，这年高寿已七十有三，但精神矍铄；清癯的身材，撇一部银髯，真有仙风道骨之概。他的本行是纱布，民国十年以前，便已崭露头角，担任华商纱布交易所的理事长；又是上海最大的一家交易所，虞洽卿所办的证券物品交易所的常务事理。一生敬业乐群，赋性淡泊，但对社会福利事业，颇为热心，所以物望甚高。只是以前有杜月笙、虞洽卿在，声光不免被掩而已。

　　周佛海根据上海商界巨子的反应，决定请闻兰亭出山。他是茹素念佛的，周佛海特地精治了一席素筵，而且请了好些有名的“居士”作陪，提出要求，用“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句话作个敦劝的总讲；闻兰亭慨诺不辞，不过他有个附带条件，要请两个人帮他的忙，至少也得是两个之中的一个。

　　一个就是刚由香港回上海的林康侯。他是上海本地人，进过学，即是一名秀才，前清末年，做过南洋公学小学部的校长，以后又参加《上海时报》，做过主笔。平时各省都在提倡自办铁路，林康侯与当时一班立宪派的名流，创办苏州铁路，又跟“梁财神”——梁士诒组织新华储蓄银行，自此弃儒习贾，在交通金融事业上，有过一番作为。

　　民国十七年开始，林康侯一直担任上海银行公会的秘书长，金融巨子，无一不熟，而且做事任劳任怨，不矜不伐。有此两项长处，闻兰亭觉得他是最理想的助手。

　　再一个是大陆银行的叶扶霄，与闻兰亭的交情极好；但交情是交情，做人是做人，叶扶霄不愿蹚浑水。所以最后是林康侯经不住各方劝驾，觉得盛情难却，做了“商统会”的秘书长。

　　秘书长有了，便须物色所属的五个专业委员会的负责人；其中最主要的，当然是米粮统制委员会。闻兰亭与林康侯，不约而同地都看中了一个人。

　　此人叫袁履登，籍隶浙江宁波，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第一届的毕业生，除了创办宁绍轮船公司、宁绍保险公司以外，一直担任公职，并有两个头衔，一个是纳税华人会的理事，彷佛民意代表；一个是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华籍董事，对于公共租界的设施，是有发言权的。这两个公职，造成了他在上海滩上的特殊地位。加以为人和平敦厚，乐于助人，所以声望很高。

　　及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公共租界，工部局当然要改组，英美籍的董事，一律送入集中营；原来的日籍董事冈崎，成为总董；袁履登也水涨船高，被推为副总董，但权力却反不如前，因为工部局的董事会已经有名无实，难得开会，就开会亦只是听冈崎一个人大放厥词，根本无他人置喙的余地。

　　袁履登之出任米粮统制委员会主任委员，自须先谋之于冈崎；同时提出条件，必须按起配给“户口米”。冈崎表示，这个条件他也同意，然而无法作主，要取得“登部队”的许诺。

　　冈崎又提出一个要求，想请袁履注销任保甲委员会主任委员，彻底清查上海的户口。这件事与食米配给有密切关系；袁履登是无法推辞的。不过，趁此机会，却可以提出一个条件，不得再有封锁的情事发生。

　　原来当日军刚入租界时，常有我们的地下工作人员；或者只是激于义愤的爱国情绪，每每伏击“皇军”及汉奸，只要某一地区发生暗杀事件，预先安设好的警铃一响，日本宪兵立即出动，用麻绳圈出事地点四周，成为局部封锁地区。真所谓“画地为牢”，在“牢”中的住户商品，不准有人外出；路人则在原地停止，听候检查“良民证”。无辜被捕的不知凡几；幸而通过检查的，也并不能立刻恢复自由；对锁自几小时至几星期不定，甚至“真凶”既获，犹不解除封锁。这是从纳粹那里学来的残酷的惩罚手段；目的是要使得爱国志士，想到一出了事，便会连累无辜、同胞，饱受失却行动自由，以及生活必需品无从补给的痛苦，因而踟蹰罢手。

　　袁履登所提出的两个条件，日本军方自非允许不可；因为他们亦已看出来，中国人适应环境的本事最大，任何高压手段，只有引其中国人更多的痛恨，更坚持不屈，恰好与他们希望软化中国人的目标，背道而驰。倒不如略为宽大处理，反可以省却许多麻烦。

　　平时的袁履登亦已古稀之年，因此与闻兰亭、林康侯，为人合称为“三老”。这“三老”几乎每天都会见面；因为不是被请去证婚、就是被邀剪彩，每人每天至少有五六个应酬，筵席上一定会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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