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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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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说：“赣南不行，总也有别的地方出钨吧？” “赣南是钨的主要矿区。此外，广东、广西、湖南也有。” “只要有就行了。请你不要指定地点；只说你所需要的东西，等我来想办法。” “我需要稀有金属；还有桐油。” “桐油不行！”徐采丞说：“陈光甫弄成功的美国借款，指明以桐油抵帐。” “那末——” “大佐，”徐采丞抢着说：“我们现在无法作细部的讨论，当然你需要甚么东西，请你开个单子。” “当然单子一定要开的。” “那末，交易的方式呢？”徐采丞说：“内地缺少日用必需品，如果拿这些物资去交换，我相信对方是愿意作有利考虑的。” “民生必需品很多，你所说的是那几种；也要看我们这里有没有？” “当然要有的才行；譬如纱布。” “这些都可以想办法。总之，以有易无，能够拿这里的民生必需品，交换到战略物资，我负责说一句，这样的生意，一定做得成。”川本极有信心地说。 “目标是这样，话不能明说，说拿民生必需品，交换战略物资，很明显地是吃亏了。” “徐先生，我希望你了解，”川本的神情转变得很严肃了，“中日是兄弟之邦，全面和平，终究要达成的，所以基本上我们并不愿与重庆政府为敌。我们曾透过各种途径向重庆政府接头，希望能与蒋委员长谈和。你总知道‘桐工作’吧？” 徐采丞只知道日本军阀在华的特务机关，分为松、竹、梅三个机关，谁知还有甚么“桐工作”！是不是也有一个“桐机关”，主持者是谁；工作的重心是甚么？ 看他的神气，便知“桐工作”三字是初次听到；川本便说：“桐工作的主持者，是今井武夫大佐；他在前年春天，跟重庆政府的代表，有过多次接触；全面和平的谈判，功败垂成。可是，我们决策方面愿与重庆政府以和平手段解决战局的基本方针，至今未变。交换到的战略物资、决不会用来跟对方作战。这一点，务必请你设法解释明白。” 徐采丞听他的话，一面点头；一面心里好笑。由于他提到今井武夫、以及在香港跟重庆政府代表接触的话，徐采丞方始明白，所谓“桐工作”是怎么一回事？ 【第二十章 金井梧桐】 原来日本侵略中国，一直由少壮派军人在主持；其中最急进的是，关东军系统的板垣征四郎及石原莞尔，九一八事变即为石原所策划而由板垣执行，所以有“石原智略、板垣实行”之称。 七七战起，板垣正任陆相；后来又转任总参谋长。原以为战事在短期内即可结束，哪知中国在蒋委员长的领导之下，决定抗战到底；眼看日军陷入泥淖，亟亟乎希望自拔，因而多方设法求和。 当时板垣手下，有两员大将，一个是影佐祯昭；一个就是今井武夫，在对华求和的路线上，两人的主张积不兼容。 影佐祯昭走的是扶植汪精卫的路线；今井武夫却直截了当地，想跟在重庆的国民政府谈和。当汪政府密锣紧鼓地预备登场时；今井武夫亦派人在香港钻头觅缝找寻重庆的关系。 关系终于找到了，是重庆派在香港一位器具权威的秘密代表。他当然深知最高当局决不移易的决心，与日本决无谈和的可能；但正不妨利用此一机会，打击汪精卫的“组府”；因此打电报回重庆，认为与今井武夫接触，有利无害，除了打击汪精卫以外，还可以从日本开出来的条件中，分析出日本军部的意向。 重庆的复电，批准了他的计划。于是经过细心的安排，由中间人与今井派来的心腹铃木卓尔中佐，取得了联系。这是民国二十八年十一月，日本阿部内阁尚未垮台时的事。 当时铃木表示，初步谈判的代表是今井；日本可以首先提出和平的条件。今井的对手，不必一定要在国民政府中负重要责任的人士；但必须是能够直接跟蒋委员长说得上话的人。这是一个合理的要求，同时也反映了日本军部对谈和是采取了很实际的态度；不愿通过外交的途径，作令人难耐的折冲，而希望领导中国全民抗战的最高领袖，作一个旋乾转坤的决定。 这是妄想！但日本军部有一个观念始终扭不过来，从前清甲午年开始，中日间所有的武装冲突，都是在中国委屈求全的原则下，和平结束的；日本军部认为中国这一次所遭遇到的困难，过于往昔，而他们所开的条件，又较之过去已宽大得多，所以必定能为中国所接受。何况还有汪精卫这张牌可打。 除此以外，还有板垣个人品切期待能结束中国战局的渴望——日本陆军本为极端封建性与地方性的组织，从山县有朋以来，一直以幕府时代的长州阀为主流，所以有“长州陆军”之称；陆军大臣一直由长州系所把持，以后由于人才不济，又重用大分阀的南次郎等人，结成长州、大分集团。 与长州、大分系对立的萨摩、佐贺、土佐三阀的联合势力，由萨摩系的荒木贞夫领导。“二二六”事变，恢复陆军大臣现役制，使得陆军干政，达到内阀不能不俯首听命的地步；因为陆军如果拒绝推荐现役将官出任陆军大臣，内阁即无法组成；或者陆军不满内阁的政策，由陆军大臣提出辞呈，亦立即可倒阁，这一来，陆军的态度，自然而然地决定了日本的外交政策。 但是陆军的态度并不一致，即由于长州，大分系与萨摩、佐贺、土佐系的国防思想不同，前者主张积极侵华，称为“统制派”；后者则积极警戒日本的赤化，保持纯粹的日本精神，称为“皇道派”，这一派除了一意对苏俄以外，反对进兵中国或者其它东南亚地区。 “二二六事变”，皇道派全部垮台；统制派大为得势，因而逐渐形成“七七事变”，演变为大规模的入侵中国。但在“八一三”以后，大藏省首先表示，军费负担极重；其它阁员亦深感不安。因而统制派中，对于中国战局，分裂为“扩大派”与“不扩大派”。扩大派以陆相杉山元为首，其它巨头包括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朝鲜总督南次郎、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等，大致皆为陆军省方面的要员。 不扩大派集中在参谋本部。策动“九一八事变”的两要角，板坦征四郎与石原莞尔，根本就反对在中国发动事变；这因为板垣与石原，对中国的了解，毕竟比较深刻的缘故。 还有一件事非常不利于板垣的是，昭和天皇对板垣的印象很坏，在“帷幄上奏”时，常常给他软钉子碰；而平治内阁垮台，提出总辞时，昭和更面责陆相板垣不合作。因此，当阿部受命继平治组阁，面降敕命所作的训辞、竟一反常例，直接指定陆相的人选。 从“二二六”事件以来，昭和在历任首相受命之顷，照例有三点指示：第一、尊重宪法；第二、对国际联盟不得过分引起无谓的摩擦；第三、对财政、经济方面，力求稳定。这一次对阿部的训辞，除去这照例的三条以外，另有很具体的三条：第一、对英、美必须协调；第二、指定陆军大臣，无论“三长官”如何决定，在梅津美治郎及畑俊六等两人中，选定一人；第三，内务与司法，有关国内治安，人选须特别注意。 原来陆军大臣现役制，本是明治时代确定的；到了大正十二年山本权兵卫内阁，才扩大为预备役的将官，亦可担任；等于许可非军人出任陆军大臣，为一种倾向于民主政治的有力表现，所以是极可珍贵的改革。虽然，从山本权兵卫以后，从未出现过预备役的陆军大臣，但陆军大臣的选择，首相自保有全权。及至“二二六”事变以后，陆军大臣现役制复活；陆军大臣即非内阁现役“三长官”推荐不可。所谓现役“三长官”是陆军大臣、教育总监、参谋总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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