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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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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公博是在民国十二年春天，由日本到纽约的，随即进哥伦比亚大学的文学院。他本来是专攻哲学的；进修却改了研究经济，而研究经济的目的，实在是研究政治。因为陈公博在研究伦理学及各国政治史以后，有了一个确信不疑的结论：除了责任没有道德；除了经济没有政治。 研究经济当然要研究马克思主义。陈公博在道经芝加哥时，定购了马克思的全部著作，包括他与恩格斯合着的书在内。经过三年的钻研，马克思的主张，在讲责任、讲道德的陈公博心目中，几乎没有分文价值了。 首先他发现，马克思所说中产阶级消灭的理论，是绝对欠正确的。照马克思的说法，社会革命有几个阶段，最初是资本主义消灭了封建；然后是资本主义消灭了中产阶级；这时社会上就只剩下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壁垒，最后是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但美国的实际情形，及统计数字告诉他，马克思的 《共产党宣言》出世后，中产阶级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增加到了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十二。其它所谓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形，大致亦是如此。原来马克思没有想到，科学技术，会飞跃进展；技术工人的工资，超过若干自由职业者的收入，这班工人自然逐渐变成中产阶级。马克思所引为革命群众基础的产业工人，有谁愿意由中产阶级，变成无产阶级？ 第二个发现的是唯物辩证法的不合逻辑。陈公博是哲学系出身，很容易地将唯物论辩证法的“娘家”找了出来；大家都知道马克思的辩证法，源于他的老师黑格尔的学说，其实这个辩证法是由希腊形而上学的学者芝诺所发明。 黑格尔的辩证，一切进步都由于矛盾；由矛盾才会产生真理。因此辩证法有正、反、合三个面；正、反的矛盾，产生真理便是合；但马上又有一个反面出现，形成矛盾而产生另一个合。这样相反相生，永无休止；所以共产党不断制造矛盾，不断展开要斗争。但马克思推断到了“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再有无产阶级的反面；矛盾没有了，斗争也停止了！这不是不合“正、反、合”相反相生，永无休止的逻辑？陈公博认为，共产宣言不过是对工人的煽动宣传，决不是真理，所谓“科学的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不科学的。 第三个发现的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只是平面的、浮浅的观察。他认为一个工厂的盈余，都是厂主剥削工人而来的。在一个小小的纯以劳力为主的工厂，这个理论还有点相似；但施之于大企业，则马克思的理论，完全失去了根据。譬如烟酒专卖，剩余价值很多；能说所有的盈余，都是由工人日常工作而来的吗？当然不是！诸如国家赋予的独占权、技术、增加生产、减低成本的企业管理方法、广告等等，都是产生剩余价值的因素。岂能一笔抹煞？ 不过陈公博亦有困惑，这些道理是极浅近的：何以马克思会看不透，发出如此论调？及至深入研究，方始恍然；马克思流亡在英国写《资本论》时，正当产业革命初期，确有这些剩余价值的现象，以致他据为定论。 《资本论》就算有价值，也是一时的；纯经济的学识，不管是亚当斯密的《原富》，或者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不会四海皆准，古今不变。陈公博认为适合中国国情的富强之道，只有民生主义。 “我与公博同感；不研究共产主义，不知民生主义之可爱。”周佛海说：“我在京都研究了河上肇博士的著作以后，对共产党的一切，就渐渐疏远了。在黄埔军校成立后，我应戴季陶先生电邀，回到广州，参加国民革命。当时第三国际的代表是鲍罗廷，我跟他大辩论过几次；我告诉他——” 周佛海告诉鲍罗廷说：共产党的任务是社会革命；国民党的任务是国民革命，中国所需要的是后者，不是前者。因为中国现在要以整个民众的力量，打倒封建军阀；要以整个民族的力量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在当前并不需要农民对地主，与无产阶级对资本阶级的斗争。那样会将力量抵消，适足以予敌以可乘之机，使得外患内忧，更加严重。共产党如果真想跟国民党合作，应该放弃阶级斗争的工作，全力来参加国民革命。 鲍罗廷自然不会同意这一看法。在经过几次激辩后，周佛海发觉第三国际仍是以苏俄为本位；完全没有顾到中国人的愿望。因此，周佛海正式提出退出共产党的通知。 周恩来得知这个消息，深夜去敲周家的大门，将周佛海从梦中唤醒，苦苦相劝。可是一直磨到天亮，周佛海依然无动于衷，周恩来只得怅然而去。 “我自问对国民党是有贡献的，不过我也必须坦白地说，这一份贡献并不能抵消我在组织中国共产党上造的孽。”周佛海又说：“最教我耿耿不安的是，煽动了许多纯洁青年，把他们送到西伯利亚去开会；其中有三十多人，后来到了莫斯科，进东方大学中国班，经过瞿秋白的翻译，学习马克思理论；虽然也有迷途知返的，但大多数在以后成了中共最坚强、最有力的干部，像在‘白区’工作的刘少奇就是。想不到那年我不过化了一个月不到的工夫，在长沙、武昌、安庆、芜湖、南京跑了一圈；会留下这么深的祸根。我很惭愧地公开这一段经过，是表示我的忏悔，我对不住国家，尤其对不住我的家乡湖南。老实说，今天我追随汪先生从事和平运动，主要的一个目的，是在反共。希望司徒博士到了重庆，为我解释我的心境。” 对于周佛海的悲苦激昂的神情，司徒雷登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当即接受了他的要求；同时定下了下一次晤面的日期：二月二十四日。 ＊ ＊ ＊ 汪精卫的话很漂亮，只要有利于全面和平，他怎么样都可以。周佛海向司徒雷登重申了十二天以前的承诺以后，也提出了他个人的意见和立场。 “请你在竭见蒋先生的时候说：南京的‘中央政府’，势必组织，但决不为东京与重庆之间讲和的障碍，同时请你劝蒋先生，不要因为日本遭遇困难而轻敌；也不要根据个人恩怨来决定大计。” “好！”司徒雷登也很郑重地回答：“我一定把你的话带到。” “请问周先生，”傅径波问道：“新的‘中央政府’大概在甚么时候成立？” “下个月。” “这么快？”傅泾波讶异地问。 “是的。筹备工作进行得很顺利。” 周佛海的两句回答，语气简单有力，听上去充满了信心；事实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组府”的工作，问题重重，其中日本怕刺激国民政府，关闭了和谈之门，不愿过于明显地表示支持，是最基本的症结。影佐祯昭在国内所受的压力甚重；他倒是讲“道义”的，始终支持汪精卫与周佛海，无奈以他的地位，发言的力量有限，因此，周佛海必须另外寻日本方面的关系，但效用有限。 另一方面，中日直接谈判停战的消息，在上海及香港方面，甚嚣尘上；以致有好些人，原定参加“新中央”的，亦不免迟疑观望。汪系人物中，比较冷静的，看出形势不妙，向周佛海作了警告。 “现在的情形是，前台已经在‘打通’了，不知道多少人在等着看这台戏；可是后台的角色还没有齐，有的来过又走了；有的虽然来了，在那里抽烟、喝茶闲聊天，不肯扮戏，如果角儿再不出场，观众一走散，这台戏根本就唱不成；那时怎么下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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