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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五


  “你请说。”

  刘子川点点头,拍了两下手,等驹井入内;他用韩语跟她交谈,两人商量了好一会工夫,驹井方始退出。

  “今天可以试她一试。回头她到了旅馆,你跟她说,有一个机会,可以让她立刻坐外国的货船,先到欧洲,再转上海。马上就得走,看她的反应如何?”

  金雄白想了一下问说:“是不是连回家——”

  “当然不能回家。”刘子川截断他的话说。

  “如果她提出这样的要求呢?”

  “你说,不必回家了。她有甚么话,可以留下来,我会替她转;至于她的家族,当然也由我来照应。”

  “嗯、嗯!”金雄白领悟了,“这是试她的决心。”

  “不止如此!试验她是不是跟那方面有无法割断的关系。”

  “我懂了。”金雄白又问:“如果她说要打电话呢?”

  “那还用说,自然要想法子阻拦。”

  谈到只待金雄白一言而决时,他却煞费踌躇了!说得正确些,还不是左右为难,委决不下,而是根本不想这样去试荣子。

  “实在是件煞风景的事!”他苦笑着说。

  看他有打退堂鼓的模样了。刘子川一笑说道:“算了,算了。原是说说笑话的。”

  怎么会说笑话?明明他跟驹井大费斟酌的,都安排好了。如果自己真是就此作罢,他跟敖占春对他的看法,一定会生觉轻视,如此大事,出以轻率不负责的态度,还能交得到一个有用的朋友吗?

  意会到此,他觉得应该把话说明白,“何以谓之煞风景呢?”他自问自答:“试验出来不是这么回事,把她在我心目中的美好印象,粉碎无余,情所难堪。不过,这究竟还是一时感情上的事,倘或试验出来,果然如此,这个风景就煞得太大了。”

  “喔,”刘子川问说:“雄白兄,请你说明一点儿;说实话,我觉得你的话很费解。”

  “你想,倘或是真的,她就此上了船,远去欧洲,再转上海,这一去跟她的母亲是生离,也跟死别相去无几,因为不知道甚么时候才能见面。”金雄白息了口气又说:“在她,既已以身许国,移孝作忠,自应硬得下这个心来;但谁无父母,我们替她们母女设想,今天下午荣子高高兴兴出门, 哪知一去就不回头了!一个人得病而死,病中还可以交代交代后事,如今一句话没有,说不见人,就不见人,简直跟横死一样。不说局中人情何以堪;就是我们局外人,亦会恻然黯然,耿耿于怀。”

  说到一半,刘子川已经动容;敖占春更是不断深深点头,等说完,接口答道:“雄白兄真是性情中人。不过,这也注定了你决不能干这一行。这样吧,我相信雄白兄的眼光是不会错的;关于荣子的事,于公于私,都要争取她,不妨从长计议。”

  “从长计议、从长计议。”

  刘子川连声附和,“好在只要试试她的本心,我想总有办法好想。”

  “我认为,子川兄,你不妨跟她作一次深谈。”

  “是的。我看情形。”

  他不肯作愿意“深谈”的承诺,证明他跟敖占春的看法是有距离的;仍旧不太相信荣子。这使得金雄白的心又热了,急于想找一个能够证明荣子爱国的方法出来。

  “我倒有个办法,”敖占春说:“你不妨跟她说,愿意把她送到上海;她的家属,由子川兄替她照料;不过日本人方面所发的通行证,要她自己想办法。看她怎么说?”

  金雄白同意这个办法,算是获得了结论。饭罢仍回旅馆,首先去看黄敬斋向他表示歉意;然后就在阳台上喝咖啡闲谈,等荣子来了,再作出游之计。

  “令友来过了?”金雄白问。

  “来过了。”黄敬斋说:“他是我们‘廉大使’的秘书;在这里才一年,听了‘康德皇帝’的许多笑话。”

  所谓“廉大使”,是汪政府派在“满洲国”的“大使”,名叫廉隅。溥仪视之为“自己人”,常常召见;但每次都有“御用挂”吉冈安直陪着,所以不能说甚么私话;有一天召见时,吉冈安直有事离开了片刻,溥仪总算找到机会说了一句私话。

  “你们知道那句私话是甚么?谁要猜到了,我请客。”

  “既然如此,就不必猜了。”刘子川说:“请你自己说吧!”

  “他跟廉隅说:‘日本的纸烟坏透了,简直不能抽。廉大使,你能不能替我弄一箱大炮台来?’”

  “果然是怎么样都猜不到的一句私话!”刘子川问:“后来呢?”

  “自然照办不误。南京用‘外交邮袋’送来一箱大炮台;作为‘政府’的礼物,日本人也不好说甚么?”

  “这,我可就不大明白了。”金雄白问敖占春,“何以不请你们驻南京的‘大使’代办?”

  “不行!”敖占春答说:“从南京寄来的东西,一样也要检查;违禁岂不管寄给谁,都得没收。宫里要的外国货,只有一样例外,那就是药。”

  “日本药不是也很好吗?”金雄白问。

  “他不大相信日本药。”敖占春答说:“由于庄士敦的关系,溥仪是很西洋化的;对英国货更有好感。”

  “日本人倒不提抗议,为甚么相信西洋药,不相信日本药?”

  “这有个道理,成药不能乱服,不然无病反而致病;日本人故意这样纵容他,自是居心叵测。”

  “你的意思是,巴不得他自己乱服成药,弄出致命的病来?”

  “对了,让他慢性自杀。”刘子川证实了敖占春的话,“他最怕死;疑心病最重,所以左右有医药常识的人,明知不妥当,也不敢劝他;也不能说那一种药不好。有一次,他嫡亲的一个小侄子,无意中说错了一句话,挨了他一顿好打——”

  原来溥仪有痔疮,须用坐药;他的一个小侄子从未见过,觉得很稀奇;无意中说了一句:“倒很像一颗子弹。”这下触犯了溥仪的忌讳;他的忌讳是由疑心病而来的,认为这种说法就是在咒他“吃子弹”。于是授意其它晚辈,给了这个小侄子一顿板子。

  溥仪的侄子很多,除他的胞弟溥杰、溥任的儿子,以及他的胞叔载洵、载涛的孙子,以及道光一系长房曾孙贝子溥伦的儿子毓崇;小恭王溥伟的儿子毓詹,亦都在长春。

  “他那些侄子,实在都不愿意跟他;身为‘王子’没有荣华富贵可享,受罪倒有份。”刘子川说:“他那些侄子,大概都在二十岁左右,可是一个个都在‘修道’,每天要‘入定’;结了婚不准回家;还有的在床头挂一张‘白骨图’,一天到晚,捏诀念咒,活见鬼!”

  “这真是闻所未闻了!”金雄白诧异,“又何致于如此?”

  “那都是因为‘康德皇帝’内心空虚,又怕死,每天问卜算卦,看那些怪力乱神的书入了迷,所以教他的侄子也跟着他修道。他自己每天都要‘打坐’,那时不准有一点声音。可是人听话,禽兽可不懂人言;有一支大白鹤,高气兴来就要叫一下子。鹤唳空庭,那声音之高而且锐,可想而知;每每把这位‘皇上’吓得跳了气来;于是他‘传旨’:如果鹤叫一声,管鹤的听差就得罚一毛钱。果然,鹤就不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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