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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八


  邱天培与郭松龄的心腹高纪毅、刘振东是同学;到了锦州先找高、刘密谈,先取得支持,方始去见郭松龄,提出一个郭、阚互利的合作计划。保全张作相,攻倒吴俊升,让出奉天省。换句话说:奉天张作霖、吉林张作相、黑龙江吴俊升的局面,改为奉天张作霖、吉林张作相、黑龙江阚朝玺。

  郭松龄心想,自己辛苦打出来的天下,让张作相,阚朝玺坐享其成;而且三分有二,这叫甚么合作?当下严词拒绝,表示阚朝玺如愿合力倒张,自所欢迎,不过应该将部队交出来改编;阚朝玺调总司令部服务,待事起以后,另行任用。

  讨价还价,简直南辕北辙,怎么样也接不上头。邱天培觉得仆人最甚的是阚朝玺交出军权,还要调至总司令部;那不是有罪“察看”?

  在等候消息的高纪毅、刘振东;还有一个与邱天培亦是旧好的刘伟,一看邱天培的脸色,便知不妙;及至细问究竟,都觉得郭松龄犯了极大的错误,事关成败,不容缄默,联合兵站处处长张振鹭,向郭松龄进言。

  他们的说法是:“天寒地冻,本军官兵,苦战兼旬,莫如接阚朝玺的条件,以分散敌人兵力,瓦解敌军斗志。因为我方如答应保全张作相地位,他一定退出战斗,坐观成败;阚朝玺进攻黑龙江,吴俊升一定回顾老巢,自相火并。而且,我方既与旧派的阚朝玺、张作相合作,则凡旧军中平时不满,或反对张作霖者,知道我方既可和平共处,必将群起附从,这一来便可不战而入沈阳。至于吉、黑两省,可以作为第二步,等奉天底定,徐徐图之,亦未为晚。”

  这是针对实际困难及利益而提出的分析,无论在战略、战术上来说,尤其是最后的一段话,很强烈地暗示,尽不妨解决了张作霖,再来解决阚朝玺、张作相。本来历史上记载创业,总是用“次第削平群雄”的话;就是张“老帅”得有今日,亦是从段芝贵斗到冯德麟,硬攻软逼,一步一步打成的天下。 哪知郭松龄自信过甚,也是自视过高;心腹之言不纳,而且大唱高调,不但犯了方针上的错误,而且也伤了袍泽的感情。

  他的答复是:“民国以来,战乱相连,造成割据分裂,使国家至今不能统一,实由有督办才有军阀;有军阀才有内战;所以我早就反对督办制度,自己不作督办,也绝对不发表任何人当督办。如果答应阚朝玺的要求,我的主张既不能贯彻。何况吉、黑两省军队,几乎已全部调了出来,后防空虚异常,只要大家努力,早日占领沈阳,吉林、黑龙江可以传檄而定,又何必借重他人?”

  他的前半段话是违心之论,事实上他就是因为没有当上督办,才举兵内犯的;后半段倒是真心话,已成之局,不愿他人来分功。不过,他的计算实在不够周密;尤其是对关东军所能发生的作用,根本没有仔细去算过,是个自取其咎的致命伤。

  关东军此时还没有决定态度,一方面是因为币原外交不主张干涉中国内政;另一面是打算浑水摸鱼。所以等郭松龄一打到锦州,关东军司令白川义则,由旅顺接踵而至,开门见山地要求郭松龄承认日本跟张作霖所订的各种条约;以不干涉郭军行动作为交换条件。

  其实,张作霖如果真的跟日本订了甚么条约,又何愁郭松龄将来不承认为白川义则的要求,根本就是上海人所说的“噱头”。原来“老帅”应付日本人有一套特殊的手法,不论是南满铁路总裁、关东军司令、沈阳特务机关长,或者东京来的官员,提出甚么要求,他总是满口“好,好!”倘或要签署甚么文件,他就会拍桌子跟部下发脾气,“妈拉巴子,也不知道老子不识字?”部下便很婉转地向日本人解释:“老帅不识字,你要他看文件签字,他认为你故意跟他开玩笑。反正说了就算,这里就凭老帅一句话。”

  “老帅”真的不识字?不是;不过识得不多。他不但识字,还会写字;内部命令,以他亲笔“张作霖”三字为凭。只是以不识字来逃避承诺的责任而已。

  当时日本最希望的是,在满蒙新造五条铁路,其中敦化至图们江的敦图路,祈求尤为殷切;因为这条路是吉林至会宁的最后一段,如果接通,长春经大连至大阪的航程,可以利用韩国的清津港转驳,节省三十五小时;而且内陆运输,远比海上来得安全。白川义则打算着郭松龄如愿作这笔交易,首先就要这条路的建筑权; 哪知郭松龄一口拒绝;对于张作霖私人与日本所订的条约,概不承认。

  白川碰了个钉子,拂袖而去。第二天就送来一个照会,郭、张两车不得在南满铁道二十里以内交战,郭松龄置之不理,白川又送来第二个照会,郭军不得通过南满铁路。

  南满铁路自大连至长春,经沈阳由南往北,穿城而过,京奉铁路则为东西方向,两路交叉之处,名为老道口,奉军两次入关,都能通行无阻,何以郭军突遭平视?

  这当然不能不据理力驳,郭松龄除了覆照白川以外,密电驻京的郭大鸣,要他请前任外交总处长王正廷代向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交涉,芳泽表示,倘使奉军败退,通过南满路,郭军跟踪追击,应该不会有问题。有此保证,郭松龄越觉得在军事上有把握了。

  事实上,“有把握”的时机已经消失了,如果郭松龄准备充分,不在锦州停留,一鼓作品设法渡过大凌河,直起沈阳,真可以活捉“老帅”——张作霖已经打算下野了,就因为有白川义则那两个照会,如黑夜荒郊迷路时,突然发现遥灯一点,信心勇气都恢复了。

  这时一班“老弟兄”们,张作相、吴俊升、万福麟、张明九、张景惠、汤玉麟等等,都在沈阳跟“老帅”共患难。当然也有人出主意,请日本人帮忙,必可转危为安,但张作霖好面子,觉得自己“闹家务”,请外人来干预,颜面何存?

  就算打败郭松龄,保住了地位,也是大损威信,以后再没有“说句话就算”的权威。而况日本人必然提出苛刻的交换条件,许既不可,不许则徒然结怨,益发增加处境的困难。

  但是,日本人自己示惠,情形自然不一样。共患难的一班“老弟兄”也觉得,老帅的“这一宝”未必就输,所以当张作霖在一次会议席上表示,能抵抗就抵抗,不能抵抗就放弃奉天,请大家亦作一预备时,吴俊升站起来说话了。

  他是大舌头,口才又不好;加以激动的缘故,越发结结巴巴地说不清楚。好半天才弄明白他的意思,他要自己带兵去打“郭鬼子”,劝“老帅千万不能离开奉天一步,一离开人心就散了。”又说:“那时候东三省的天下,不是郭鬼子的,就是日本鬼子的。”

  最后这句话,却使得张作霖悚然动容。东三省天下如果是“郭鬼子”的,不过自己一时面子难看,总还有卷土重来的机会;倘或日本人乘机得势,那就太不能令人甘心,也太对不起东三省的百姓了。

  因此,他答应吴俊升,绝不离开奉天。但是,吴俊升能调动多少人马;关东军帮忙到如何程度;以及躲着不敢见他面的张学良,能不能策动郭松龄所控制的部队“反倒戈”,或者拉回多少人来?一无把握,每天除了大骂张学良“误交匪类”以外,甚么办法也拿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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