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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八

　　“美国是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需要重庆政府协力的地方很多，不能不先示惠。”松井答说：“这一点，谅必早在主席先生洞鉴之中。”

　　“不然！”汪精卫立即提出反驳：“据我们所得到的情报，这件事发动在四月底；英国外相艾登表示，目前同盟国在远东的军事情势不利，如果这时候谈判这个问题，中国将会产生误解。他所顾虑的误解，正就是足下的想法，以为美国、英国有求于中国，故而示惠。由此可见，美国、英国之愿意放弃在华特权，在动机上，是相当纯正的。”

　　松井无言以对；好一会才苦笑着说：“看样子，山本大将的战争如果得手，美，英还不会有这种‘慷慨’的举动！”

　　“我们决不以为日本在中途岛海战失利，带来提早实现美、英放弃在华特权，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汪精卫用了这句外交词令，随又正色说道：“不过，我必须强调，中山先生领导中国革命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废除各国所加诸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现在美、英已经这样做了；日本如果没有明确的表示，结果是证明了一点：中国抗日，完全正确，完全必要！”松井色变，诚惶诚恐地说：“主席先生的卓见，我一定据实报告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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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不须松井提出报告，大东亚省亦会加紧草拟对华新政策；因为各种迹象显示，中美新约将在一九四三——中华民国三十二年的元旦签订。日本既然已经决定跟美国、英国竞争对华的“友谊”，当然应该抢在前面，才算占了上风。

　　在十二月初，安排好了日程；一项定名为“为完成大东亚战争之对华处理根本方针”的提案，将在十二月二十一日召开的御前会议提出。汪精卫则在其前访日，谈判参战的原则问题。但到了十二月中旬，仍未见美国政府对国会采取行动，将中美新约的草案，送请审议。转眼耶诞及新年，美国国会休假；元旦是不可能签约的了。

　　这是为了甚么？是何原因延搁了这件好事？周佛海叮嘱情报部门，用各种方法去探索真相，终于了解了其中的症结，原来英国对九龙租借地不愿放弃；在西藏的特权，更想保留。而且要求国民政府发表声明，九龙不在不平等条约之内。

　　就为了这个原因，美英新约，不能不延期签订。日本人在国际事务上向来小器，因而政府及军部中，有些有发言权人，真如中国俗语所说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以为美、英不会那么大方，延起签订可能永不签订，不妨观望一下，不必亟亟乎让汪政府决定参战日期，换句话说，御前会议中所通过的调整“日华”关系案亦可展缓实施。

　　当然，汪政府对此是不肯放松的，一再交涉，终于决定汪政府在民国三十二年一月十五日正式公告参战。哪知突然传来，美国战时国会，新年假期缩短，而且美国政府已将中美平等新约草案咨送国会，定期一月八日审议。

　　于是，日本政府特派专使飞到南京，安排抢先一步表示“日本对华友谊”，汪政府在一月九日布告对英美宣战，日本则与汪政府发表共同声明，由日本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但是九龙却仍旧在日本所派的香港总督管辖之下，条件并不比美、英来得好。

　　这在汪政府与日本，自然都认为是件必须大加宣传的事；由于这也正是强化汪政权，争取民心的好机会，所以周佛海关照会雄白，协助“上海市长”陈公博，大规模办一场庆祝收回租界的民众大会，希望金雄白亲自担任主席。

　　这是义不容辞的事，但金雄白的心理很矛盾，他对收回租界有两种不同的想法，就国家主权来说，这自然是一个百年来的污点，一旦洗刷，值得快慰；但在中国动乱时期中，租界不仅保全了无数仁人志士与善良内地百姓的生命，也保全了东南膏腴之地，多少年积聚的财富，租界收回以后，将失去这一项人为的保障，得失亦正所难言。因此，他的讲词，始终不知如何措词。

　　但在筹备工作上，他做得很象样，每一个细节都曾用过心思，开会地点是借造了才六七年的戈登路的美琪大戏院；主调演说者请的是：为陈彬龢所激，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悲壮襟怀而“落水”的新任司法行政部长张一鹏，就治外法权问题作一个分析。

　　张一鹏的性情不似苏州人，到司法行政部接事后，第一件事就是雷厉风行整顿的司法界，将贪污的法官置之于法，毫不容情；其次是对日本的无理要求，断然拒绝，有一次上海北四川路的日本宪兵队长去看他，为他的一个在镇江犯罪被捕的“过房囡”说情；张一鹏厉声问道：“你是不是要干涉我们的司法？”他是前清留学日本学法政的，所说的日本话，用的是法官训斥被告的语气；搞得那个日宪狼狈而遁。因此，张一鹏的部长做了还只两三个月，却博得了极高的声望；这天由于有他演讲，号召了不少人，场面相当热闹。

　　演讲的主题既是治外法权，少不得先要谈一谈由鸦片战争带来的不平等条约；但他对英国人的批评不多，弦外之音往往针对着日本，表示不满；结论中说：“希望租界收回以后，不要变成举国再无一片干净土。”意思是以前的租界之外，皆非干净土，而以前的租界为日本人势力所不到；换句话说：有日本人势力的地方，都不会是干净土。涵义虽很曲折，毕竟也有精通中文的日本人能听得出来；因此，在华的日本军人中，渐渐流行一种说法：“重庆是武装抗日：南京是和平抗日。”

　　这多少是事实。来自重庆的地下工作人员，由于租界已不存在，丧失了一个有利的工作环境；使得周佛海的负担又加重了。为此，找了金雄白去商量，希望能找到一笔秘密的财源，接济蒋伯诚、吴绍澍手下的那一班人。

　　“我想到一个办法，”周佛海说：“盛老三的盐公司，很可以插一脚；由你以银行投资为名来出面。你看如何？”

　　这是不容金雄白推辞的一件；因为盛老三之与周佛海化敌为友，就出于金雄白所斡旋，这盛老三是盛宣怀的侄子；盛家这一代大排行，名字中都有一个颐字；盛老三叫盛文颐，北洋政府时期，做过津浦铁路局长。北伐成功以后，一直赋闲；他没有甚么钱，鸦片瘾又大，所以日子过得艰难异常。到得上海沦陷，时来运转；一下子成了上海的大富翁。不过他的钱，每一文都是染了不长进的人的膏血的。

　　原来盛文颐在津浦铁路局长任内，就有汉奸的嫌疑；日本军队要运兵运军火，他非常卖力，因而跟当时日本的驻华武官，现在的侵华大将，如松井、石根等等，颇有交情。以此渊源，取得了一项专卖事业，正就是他“一日不可无”的鸦片。

　　那时的“云土”、“川土”自然不能运来了，不过日本人毒化中国，早有计划，在东北、古北口，以及安徽亳县一带适宜种罂粟的地方，大量种植；南运交给盛文颐专卖，组织了一个公司，名为“宏济善堂”，分堂遍布东南，非以前的维新政府及继承的汪政府所能过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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