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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七

　　再一个刺激，就是与中国谋和的问题，板垣的处处掣肘，已使他受够了气；但仍愿听任陆军的摆布是因为他自觉在“第三次声明”中，提出“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与当年跟蒋作宾所谈成的结论没有甚么两样。在中国失去了那么一大片土地以后，仍旧按当年的结论来谈和，是相当“宽大”的条件；预期着蒋委员长会接受。至少，除了汪精卫之外，中国还有好些军政要人会起而响应。

　　哪知汪精卫的“艳电”发表以后，立即被开除了党籍；而且已经谈妥会跟汪精卫一起行动的龙云，亦竟变了卦。近卫的希望落空，亦是幻想的破灭，本已深感痛苦；加以元老、重臣的诘责，更觉难堪。

　　为甚么第三次声明发表以后，重庆的反应大出意料？当他检讨这个问题时；有人告诉他：这完全是因为中国政府不相信日本军部；认为“近卫声明”只是军部阴谋的一部分之故。近卫再从头一项一项去研究，终于恍然大悟，中国的看法没有错；他自己在不知不觉中受了陆军的愚弄，妄想利用他的声明，作为瓦解中国民心士气的工具。“近卫声明”真的变成军部阴谋的一部分了。

　　就在这双重刺激之下，近卫决心辞职，一方面是隐然表示对陆军的抗议；一方面准备去研究如何造成“国民组织”，作为他第二次组阁的基础。

　　【第三部　第十章　进退维谷】

　　这时在河内寄居朱培德夫人家的汪精卫大感狼狈，“艳电”刚刚发表，谈和的对手已“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就表面看，很可能是日本军部根本不赞成近卫的“第三次声明”，因而逼他下台。倘或事实果真如此，适足以证明重庆的一般看法不错，日本军阀那里有解决中日问题的诚意？近卫声明不过是他们分化中国领导阶层的阴谋而已。

　　于是汪精卫急于想找由台湾转道至河内的影佐祯昭；但影佐已经不在河内——因为国内发生政变，影佐赶回东京去了。

　　这一来，汪精卫不能不重新考虑出处了。不久之前，陈公博由昆明赶到河内，曾力劝汪精卫不要离开河内，不要跟日本人接触；汪精卫预备承诺一半，暂住河内，现在看来，连这一半的承诺，都已无法维持。他必须立即作一个退步，便由曾仲鸣出面，分别向德、英、法三国提出入境签证的申请。

　　汪精卫如果愿到欧洲，正是政府所希望的，外交部早已替他预备了护照；财政部亦替他预备了旅费，但以汪精卫被通缉在案，决无主动向一名通缉犯致送护照、旅费的道理。至少要汪精卫自己有些表示才能从国家最高利益上去考虑网开一面。因此，当外交部自德驻日大使馆获得汪精卫想到欧洲的情报以后，蒋委员长决定派中央执行委员谷正鼎带着护照与旅费，到河内去看汪精卫，转达蒋委员长的意思：对汪不忍弃之不顾，劝他到欧洲去逛一逛，仍旧回来为国家服务。

　　去了十几天，一无结果。汪精卫对中央开除他的党籍这一点，怒不可遏，发了许多牢骚。他说：中央应该先讨论他的和平主张。果真大家的意见，都认为应该抗战到底，他当然也会尊重中央的决议。倘或仍旧独行其是，才谈得到违反纪律。现在的情形，犹如未经审判，遽尔判决，无论如何是不能令人心服的。

　　同时他对他那一系的“同志”，深表不满，说他们不了解他的苦心和主张；不追随他一起奋斗，谷正鼎对这一点自然有所辩解，他说汪精卫与日本谈和的具体内容，只有极少数的人知；这极少数的人讳莫如深，大家又何从去了解他的苦心与主张？至于“追随”也者，只有不答；因为即使是用“人各有志，不能相强”这种最缓和的说法，只会伤感情，此行的任务，根本就没有希望达成。谷正鼎唯有苦口气心，极力用珍惜他个人在党国的历史与地位这些话去打动他，但汪精卫已怀有极深的成见，对谷正鼎的话，根本就听不进去。

　　谈到游欧的话，汪精卫表示不容第三者干涉。既然中央已经开除他的党籍，他便有充分的自由，爱到那里就到那里，不劳他人关心。

　　当然，谷正鼎也跟曾仲鸣谈过好几次；曾仲鸣很坦率地说：“士为知己者死”。对于汪精卫，他唯有无条件服从。不过语其中隐约透露，这一次的与日本人合作，完全是陈璧君的坚持。而汪精卫之唯其命是从，是大家早就知道的；谷正鼎唯有叹口气，黯然而归。

　　平时政府已有情报，汪精卫尚未死心，要等到日本方面澄清态度。但继近卫组阁的平沼骐一郎，是有名的国粹主义者，一向倾向德国；他上台的主要工作，便是解决日德意军事同盟的问题。对于“日华事变”以及“近卫声明”，并不太热心；一切听任军部处理。

　　军部的阴谋，在汪精卫脱出重庆，发表艳电，便已初步成功。一看汪精卫自陷绝地，上了圈套，正想冷他一冷，以便易于控制；恰好有近卫内阁总辞这个政变，正好藉以为借口，将汪精卫干搁起来。这一搁，搞得汪精卫上不巴天，下不着地，进退失据，痛苦万分。除了紧催影佐祯昭，要求日本政府采取明确积极的措施以外，别无他法。

　　影佐听命于军部，当然不可能有甚么个人的主张；只劝汪精卫稍安毋躁。这样度日如年地过了个把月，汪精卫决定派高宗武到日本去作严重的交涉。

　　所谓“严重的交涉”，就是要从日本人那里得到一个确实的答复，日、汪合作谋求和平，到底采取甚么方式？

　　事实上，日本方面，亦有同样的疑问。因为汪精卫的话很漂亮，他跟影佐祯昭说：他不离开重庆，无法发表公然主张和平的“艳电”。至于“和平运动计划，是准备以国民党员为中心，组织一个和平团体，用言论来指摘重庆抗日理论的错误；宣扬和平是救中国、救东亚的唯一方法。逐步地扩大和平阵营。企图使重庆转变方向。”他这些论调，是否是由衷之言？不得而知。不过汪系的两大将，顾孟余与陈公博，都在香港，陈公博以醇酒妇人寄托内心的苦闷；顾孟余自始不闻不问，但据说暗中坚决反对汪精卫的言论，在香港、重庆还有这样一个传闻：艳电是林柏生与梅思平擅自发表的。顾孟余将林柏生找了去，严词诘质；说到激动之处，出手打了他一个嘴巴。照此看来，汪精卫即会想有进一步的行动，亦必然有所顾忌。

　　可是，陈璧君的行踪却很可疑，频频于河内香港之间，表面上彷佛是为了来向陈公博劝驾；骨子里跟周佛海、梅思平接触频繁，而林、梅二人都是热衷于实际行动的。

　　介乎行动与非行动之间的高宗武，态度亦很微妙；最初他只是同意影佐祯昭的一个与板垣完全相反的看法，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应该避免演变为“反蒋行动”；到后来慢慢有迹象发现，“高宗武路线”的中心不是汪精卫，想由汪过渡，最后促成由蒋委员长出面来主持和平。

　　因为有如此纷起的意见在，日本军部越发觉得等待是比较最聪明的办法；所以高宗武在日本、在香港、在上海，与已正式组成“梅机关”，负责对华中特务活动的影佐祯昭，虽一直在交涉，却始终并无确切的答复。

　　平时谷正鼎奉令第二次作河内之行，送去了汪精卫及随行人员的护照；汪精卫表示决定赴欧洲。但陈璧君与周佛海、梅思平所作的活动，不知他是真的不知道还是故意“放烟幕”，总之重庆方面所得的情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已决定支持汪精卫组织“新中央”，将由兴亚院自掠夺的“盐余”款中，按月发出巨额费用，作为活动费用。

　　于是，汪精卫身蹈危机，只要走错一步，便有粉身碎骨之厄——制裁汪精卫的项目小组人员，已经部署停当；如果谷正鼎在三月二十日离去以前，汪精卫有履行他的诺言的诚意表现，自然无事。但汪精卫没有！于是三月二十一日深夜，河内高郎街的血案发生了。事后传说：汪精卫的钱都以曾仲鸣的名义，存入法国银行；被刺以后，他还签好了提款的支票，方始送医，以致失血过多而死。当然此事的真相已无可究诘。

　　东京方面，在第二天就接到了河内总领事的详细报告，当天就召开“五相会议”，决定派影佐祯昭将汪精卫转移至“安全地点”。影佐又推荐了一个助手犬养健；他是犬养毅的儿子，也是高宗武的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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