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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三

　　“临时和维新两个既成政府的人士，忍受诽谤来促进日华和平，如果一日全部取消，在日本觉得过意不去。”板垣提议：“可否把临时政府改为政务委员会，维新政府改为经济委员会，作为局部处理中日关系事项的机构？”

　　“华北政务委员会”原有这样的组织，汪精卫认为不妨“恢复”；但对“维新政府”改设“经济委员会”却不能同意，因为这是“新中央”的命脉。不过他答应将来会延纳“维新政府人士”，参加“政府”。

　　此外还谈到“国旗”问题等等，事实上是细节，有没有结论，无关宏旨。汪精卫的“希望”未曾获得日本的答复，失望异常；与周佛海、梅思平及影佐商量下来，决定留周佛海在日本继续交涉，他要到北平悄悄走一趟，跟日本人所看中的吴佩孚会一次面，看看有没有藉“合作”来打开困境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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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洋政府的“孚威上将军”吴佩孚，从北伐成功以后，便住在北平“什景花园”，保持着“四照堂点兵”时代的编制，设有空头的“八大处”——参谋、秘书、副官、军法、军需、交通、交际、总务共八处；上上下下照旧称他“大帅”。

　　不过虽有“八大处”，无公可办，未免无聊；为了排遣寂寞与北洋时代有名的亲日派陆宗舆，发起组织“红B字会”，家中各设乩坛，供奉孔子、释迦牟尼、老子、穆罕默德、耶稣，称为“五教神位”，经常请神降坛，指点休咎。这样混到了七七事变，北平沦陷，临时联合政府成立；照日本人的意思，要请两名“最高顾问”，人选一文一武，文的是袁世凯、徐世昌、段祺瑞所赏识的曹汝霖；武的是吴佩孚。

　　吴佩孚向持“三不主义”，不住租界、不出洋、不娶姨太太。因此大家总以为他绝不会就此伪组织的“最高顾问”，哪知不然，他竟接受了聘书。

　　这个“最高顾问”是有给职，不止于只送有名无实的车马费。担任“政委会委员长”的王克敏，定“最高顾问”的月薪为一千元，日本方面认为太少。于是王克敏征询曹汝霖的意见，他表示一千元也罢。问到吴佩孚，他说不够；事实上确是不够，因为他有“八大处”要开销。结果是一样职务，两样待遇，曹汝霖一千元；吴佩孚三千。

　　不久，发表吴佩孚为“开封绥靖主任”。吴佩孚一生事业最发皇的时候，便是在“八方风雨会中州”的河南；日本人的用心是，知道吴佩平常有老骥伏枥之叹，想藉此唤其它的回忆，毅然出山，便可拖他下水。他部下的“八大处”，更希望他“移师”开封，就不必每月只领封在红封袋里，不论官兵，一律大洋五元的军饷了。

　　只是吴佩孚想练兵、带兵，恢复他“百世勋名方过半”的未竟事业，这个念头虽从未断过；而“汉奸”这个头衔，到底难以消受，所以一任部下絮聒，只是充耳不闻。

　　当然，他也不会公然表示不说就；问题亦就在事变既起，河北省主席于学忠每月的接济，已经断绝，要靠“最高顾问”三千元的月薪过日子，态度上硬不起来。

　　就在这僵持的情势中，汪精卫从空而降；一下飞机，便被接到铁狮子胡同一座有名的大第——作为明清两朝国都的北平，宏敞豪华的“大宅门”不知凡几；偏偏短时下榻，就会在这一所能引起汪精卫无穷沧桑之感的巨宅，真是冥冥中不可思议的安排。

　　这所住宅，曾见诸吴梅村的诗篇：“田家铁狮歌”；田家指崇祯田贵妃的父亲田宏遇；铁狮正就是铁狮子胡同命名的由来。田家旧居不知几度易手，入民国后为顾维钧所得。中山先生应段祺瑞之邀北上，北洋政府即以顾宅为行馆；汪精卫当时是中山先生的随员，在这里住过好几个月，中山先生病殁于此；汪精卫代草的遗嘱亦产生于此，但是，遗嘱中谆谆教诲，指示后起者所当全力追求的“自由平等”以及“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精神，在这里不但荡然无存；而且正受到最大的侮辱，因为这里是日本人的“北京城防司令部”；司令是山下奉文少将。

　　一方面由于汪精卫本人的要求，希望此行尽可能保持秘密；另一方面是陆军省特别下令，务必保护汪精卫的安全，因此在天津的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寺内寿一大将，指令山下奉文为汪精卫的临时保护人。山下奉文是日本陆军的“皇道派”；此派反对扩大事变，主张与重庆直接谈和，对于“统制派”打算利用汪精卫作为进一步侵略的工具，岂不以为然；因此，山下奉文以安全为理由，禁止汪精卫外出，用意在限制他的活动。

　　铁狮子胡同与什景花园都在东城，但以山下的禁令，咫尺竟如蓬山。汪精卫无奈，辗转托赵叔雍去看吴佩孚，希望吴佩孚到山下的司令部来见一面。

　　这赵叔雍是江苏常州人，他的父样叫赵凤昌，与张謇是好朋友，赵凤昌又是张之洞幕府中的红人，后来为徐世昌所延揽，到过东三省，足迹与交游俱广，与吴佩孚亦很熟；赵叔雍以年家子的身分去看吴佩孚，是可以无话不谈的。

　　赵凤昌在清末是有名的策士；但赵叔雍笔下虽还不坏，办事却很颟顸，更不善词令，以致于把话说僵了，惹得吴佩孚大为不满。

　　“甚么话！”这是他失意以后才有的口头禅，“中国古礼，行客拜坐客；我吴某人虽卑不足道，也断断没有移樽就教之理。何况是日本人的司令部；我去了叫山下以何礼待我为甚么话！”

　　于是汪精卫再次向山下奉文要求，允许他去什景花园；山下一口拒绝，汪精卫无奈，怏怏南归，到了上海，仍不死心，亲笔写了一封信，派赵叔雍专程北上面投；信中除了仰慕恭维以外，主要的意思是两句话：“非恢复和平，无以消除共祸，外应世界大势；非组织统一有力自由独立之政府，无以奠定和平。”至于希望吴佩孚参加“政府”的意思，却不便冒昧出口；交代赵叔雍，相机试探。

　　鉴于上次任务之未达成，赵叔雍这一回格外小心；呈上书信以后，盛道汪精卫对于吴佩孚的忠义及用兵，倾倒备至，衷心希望有所教益。

　　“日本的情形，我很清楚。”吴佩孚说：“从甲午年大败，一直到九一八事变，都是隐忍因循，长了日本军人的骄气，积渐而有七七事变。平心而论，也不能怪蒋奉化，国运如此，可发一叹。”

　　“是，是。”赵叔雍想了一下，将话题引到合作问题上去：“不过，人定亦可胜天；和平要靠自己去求，否则不会平空而至。汪先生的本意是但求有益于国，任何艰险，皆所不计；不过个人力量有限，要找一位同样具有绝大抱负的伟人，同心协力挽回狂澜。环顾海内，认为只有大帅是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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