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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九

　　行动非常简单容易，只要将呢帽“掉包”，真可说是举手之劳；但下手之前，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要确定日本人会来；因为跟踪期间，曾发现有一次只有黄秋岳一个人，日本人未到。倘或如此，黄秋岳戴回去的，应该是他原来的帽子；帽中无物，倒也罢了；如果夹着甚么东西，一看已不翼而飞，自然知道出了问题，可能立即开溜。

　　其次是必须在黄秋岳先到，而日本人未到之前下手。因为日本人先来，黄秋岳后到，再加上行动人员，挂钩上就会出现三顶同样的呢帽，目标过于显著，引人注目，亦是件很不妥的事。

　　好在那个日本人，也早在监视之下，知道了他的住处；并掌握了其它必要的数据，总在中午十一点半至十二点之间出发，坐一辆黑色别克汽车。所以行动之前，沿路派出“观察员”，用电话传通消息，确实控制了日本人的行动。

　　第一次没有成功，因为黄秋岳一到，日本人接踵而至，没有时间来掉包。第二次差点出问题，帽子已经掉到手了，而日本人中途改变行程，不到国际联谊社；幸亏行动人员还在，赶紧将黄秋岳的帽子又掉了回去。

　　第三次成功了。这天中午黄秋岳先到；行动人员在那日本人的汽车驶近国际联谊社减速将停时，才根据守在门外的同僚的暗号，以极敏捷的手法，换走了黄秋岳的帽子。

　　帽中果然有花样在，帽檐内侧作衬底的一道皮圈中，夹着一张纸，蝇头细字写着好几条中央最新的决定，一条是国民党中常会虽决议授权蒋委员长组织大本营，行使海陆空军的最高统帅权，并统一指挥党政；但蒋委员长为了尊重林主席的地位，决定以军事委员会为抗战最高统帅部；再一条是政府决定向国际联盟提出报告，陈述日军在“七七”、“八一三”开衅的经过，指出日本政府负全责；并要求国际联盟对日本的侵略行动，加以干涉。此外还有军政人员预备调动的情况之类。

　　黄秋岳的笔迹是早就搜集了样本，细加核对；完全相符。黄秋岳的罪行，是确凿无疑的了，但应该如何采取行动，却大有研究的余地。

　　当然，若说要依法逮捕，手到擒来，毫不费事；但如果他们授受双方都不知道帽子已在暗中掉了包；那就不妨再来一次，进一层了解黄秋岳到底知道了多少机密；出卖了多少机密？甚至，下一次不妨调日本人的帽子，看看对方对黄秋岳是何指示；想要些甚么情报？

　　但讨论到最后，还是认为以及早逮捕黄秋岳为妥。因为日本人拿回那顶帽子，一看里面空空如也；很可能会立即跟黄秋岳联络，然后再进一步仔细检查那顶帽子——虽说已经“做旧”，毕竟有许多特征是瞒不过所有人的耳目的。等发觉呢帽已非原物，可以推想到，是怎么回事？于是，黄秋岳畏罪自杀；那一来，有多少情报已落入敌人手中，以及日本方面是用甚么方法能够打入中央政府最机密的部门，便都成谜了。

　　于是呈准最高当局，然后通知行政院，逮捕了黄秋岳；由他的供词中，知道他的儿子亦脱不得干系，一并逮捕。对于封锁江阴水道的消息，他承认泄漏给敌人，自道宁作民族千古罪人；以救长江两岸生灵。意思是二十几条日本兵舰及两千海军陆战队，被封锁在长江中下游，必不肯束手待擒，而作困兽之斗，那时长江两岸的百姓，就会大遭其殃。

　　这话当然不会有人相信，事实上在当时知道他说这话的人，也没有几个。因为整个过程都是极高的秘密；而保持秘密的最大原因，是怕影响民心士气，同时会引起外交上的麻烦——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仍在南京；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本已提出辞呈；七七事变爆发，为了共赴国难，已打消辞意，赶回任所。中日两国外交关系未断，黄秋岳事件如果一公开，等于替日本制造找麻烦的口实，自属不智。

　　由于罪证确凿，军法审判的程序，很快地结束；父子双双伏法。熟悉黄秋岳的人，无不叹惜：“卿本佳人，奈何作贼！”他的诗、他的笔记，文彩义理，都是第一流的。

　　话虽如此，却没有一个人说政府不该判处黄秋岳死刑，唯一的例外是梁鸿志——他做过段祺瑞“执政”时期的秘书长；“九一八”以后，蒋委员长派吴鼎昌迎段南下，借住陈调元在上海的住宅；也就是后来的极斯非而路七十六号为公馆。政府每月致送生活费三万元；段祺瑞用来分享旧部；梁鸿志亦有一份，月得千元。段祺瑞一死，梁鸿志每月的津贴亦就失去了；因而怨及政府，借少年故交黄秋岳之死，做了一首诗寄托牢骚；这首五言诗：“青山我独往，白首君同归；乐天哀天涯，相提并论？大多莫人妙。有人指出，要从”甘露之变“中去参详，”甘露之变“是宰相王涯、我亦衔此悲。王涯位宰相，名盛祸亦随；秘书非达官，何事而诛夷？”

　　何以将黄秋岳与唐文宗的宰相王涯，相提并论？大多莫名其妙。有人指出，要从“甘露之变”中去参详，“甘露之变”是宰相王涯、李训谋诛宦官；诈言在金吾厅后面的石榴树上发现甘露。天降甘露是瑞征，史册记载：天下升起则甘露降。因此，当权的宦官仇士良，引领皇帝，亲临观赏。王涯、李训本埋伏了甲士在那里，打算尽杀宦官；不料事机不密；为仇士良所发觉，半途引驾回宫；说王涯、李训谋反大逆，急召禁兵入宫，王涯、李训皆被杀，并夷家族。梁鸿志的意思是，日本飞机在八月十五轰炸南京，目标在蒋委员长，决非黄秋岳的本意；犹如王涯本无弒帝之意一样。至于“诛夷”的“夷”字，是指黄秋岳的儿子而言；梁鸿志可能不知道，黄秋岳的儿子的一条命，是送在他父亲手里。

　　但须磨知道，黄秋岳父子是由他送入鬼门关的，自不免内疚于心；所以这一次在中国纵贯南北的旅行，到处打听黄家还有甚么人？最后是在北平找到了黄秋岳的弟弟。

　　他对胞兄胞侄的不名誉之死，痛心异常，因此也恨极了日本人；对于须磨的登门造访，拒而不纳。须磨无奈，托人以资助印行黄秋岳的遗作为名，致赠了一笔巨款；亦被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须磨想了却耿耿于怀的这桩心愿，是彻底失败了。

　　但在公务方面，须磨倒颇有收获，找到了一些旧关系，为外务省建立了几条情报路线，其中之一就是缪斌。

　　＊ ＊ ＊

　　当一九四五年二月初，日皇召见重臣，听取了近卫的率直陈奏，认为战事必败，愈早求和愈有利；否则陆军内部的左倾思想抬头，将形成可怕的威胁。近卫并且提出了一张“预备役”将官的名单，认为是收拾残局的理想人选。

　　这张名单的第一名是宇垣一成。当近卫第一次内阁，在一九三八年夏天，为了想结束在中国的战事而改组，接受多田骏与石原莞尔的意见，自台儿庄前线召回板垣征四郎，代替杉山元出任陆相时，宇垣一成亦代广田弘毅而为外相。宇垣的复起，是出于三井财阀“大番头”，近卫内阁的藏相池田成彬所推荐。统制派之得与财政界的结合，即肇因于池田成彬对垣宇一成的看重；这一次池田推荐宇垣出任外相，是打算着用宇垣的军部关系与他在财经方面的影响力，由外交途径来解决中国的战事。如果能够成功，则近卫内阁之后，将是宇垣、池田的联合内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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