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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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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教子,一方面还要报仇。樊燮走门路,告到骆秉章的上司,湖广总督官文那里,又派人进京,在都察院递呈鸣冤。官文为此案出奏,有一句很厉害的话,叫做“一官两印”,意思是说有两个人在做湖南巡抚。名器不可假人,而况是封疆大吏;这件事便很严重了。 其时郭嵩焘是南书房翰林,他跟左宗棠的胞兄左宗植是儿女亲家,与左宗棠当然很熟,深知他才气过人,便跟同为南书房的翰林潘祖荫说:“左季高如果不在湖南,一定保不住;东南大局,不复可问。我跟他同乡,又是姻亲,不便进言,老兄何妨上个折子。” 潘祖荫听他的话,果然上了个折子,铺叙他的功绩以后,作了个结论:“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咸丰一看,为之动容,当即传旨问曾国藩,左宗棠是仍旧在湖南好呢?还是调到曾国藩大营中,以便尽其所长。曾国藩回奏,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于是奉旨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 左宗棠因祸得福,多亏得潘祖荫、郭嵩焘,但他对潘、郭的态度,大不相同。左宗棠除了“三节两寿”必送一份极厚的礼金以外,知道潘祖荫好收藏金石碑版,当陕甘总督时,凡是关中有新出土的碑,初拓本一定专差继送潘祖荫,有时甚至连原碑都送到潘家。 郭嵩焘是在洪杨平后,奉旨出任广东巡抚,两广总督名瑞麟,与巡抚同驻广州;“督抚同城”,常不和睦,瑞麟贪而无能,但为内务府出身,有事可直接诉诸两宫太后,靠山很硬,所以郭嵩焘深受其掣肘之苦而无可如何。 哪知处境本已很难的郭嵩焘,万想不到多年好友,且曾加以援手的左宗棠会跟他为难,为了协饷,除致函指责以外,且四次上奏折,指摘郭嵩焘,措施如何不然。郭、左失和的原因,有种种传说,流传最盛的一个说法是,当郭嵩焘放广东巡抚时,湘阴文庙忽产灵芝;郭嵩焘的胞弟郭昆焘写信给老兄,以为是他开府的吉兆。左宗棠得知其事,大为不悦,说“文庙产灵芝,如果是吉兆,亦当应在我封爵一事上面,与郭家何干?”由此生了意见。 其实,湘阴文庙产灵芝,是常有之事,左宗棠亦不致小气到连这种事都要争。真正的原因是,洪杨军兴以后,带兵大员,就地筹饷,真所谓“有土斯有财”。李鸿章最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始终霸住江苏,尤其是上海这个地盘不放;左宗棠却只得浙江一省,每苦不足,看出广东是大有生发之地,所以狠狠心不顾盛谊友情,一再攻讦郭嵩焘。最后终于如愿以偿,由他的大将蒋益澧接了郭嵩焘的手。不过蒋益澧的广东巡抚,干不多久就被调走了。 郭嵩焘因此郁郁不得志。光绪建元,起用在籍大员,他跟曾国荃同被征召至京,曾国荃放了陕西巡抚,因为不愿与陕甘总督左宗棠共事,改任河东河道总督;郭嵩焘则奉派为福建按察史;这在当过巡抚的人来说,是很委屈的,不过他还是接了事。不久,诏命开缺,以侍郎候补,充任出使英国钦差大臣。 其时云南发生英国公使翻译马嘉理,赴滇缅边境迎接来自印度的探险家,不意为官兵所戕,因而引起很严重的交涉。英国公使威妥玛表示,郭嵩焘出使英国,如果在国书上表明中国认错字样,可即赴任,否则应候云南案结后再赴英国。总署诸大臣都认为中国不能认错,郭嵩焘亦就不能出国;奉旨署理兵部侍郎,并在总署行走。 郭嵩焘对办洋务,一面主张公平合理,认为非此不足以折服洋人。他认为马嘉理被戕一案,云南巡抚岑毓英不能说没有责任,当案发以后,意存掩护,又不查明杀害情由,据实奏报,一味诿罪于深山中的野人。而朝中士大夫又因为官兵所杀的是洋人,群起袒护岑毓英,以至于英国更觉不平,态度亦日趋强硬。这件纠纷固结不解,全由不讲公平、不讲事理之故,因而奉命入总署之日,便单衔上奏,请旨“将岑毓英先后酿成事端之处,交部严加议处,以为恃虚骄之气,而不务沉心观理、考察详情,以贻累国家者戒。” 郭嵩焘平时讲洋务,本已为守旧的“卫道君子”所不满;如今居然参劾杀洋的岑毓英,在他们看,显然是私通外国,因而引起了公愤,连他平素往来密切的朋友、门生,对他亦很不谅解,湖南则有许多人不认他是同乡。此外京师有人做了一副对联骂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到得第二年七月底,中英订立烟台条约,“滇案”解决;郭嵩焘可以启程赴英国了,当时称为“放洋”;而“放洋”以前又发生了一件很不愉快的事。 有个广东人叫刘锡鸿,原任刑部员外郎;此人是郭嵩焘在广东的旧识,谈起洋务来,颇为投机。此时希望跟郭嵩焘一起放洋。但谈洋务是一回事,办洋务又是一回事,郭嵩焘认为刘锡鸿脾气太刚、好意气用事,而办洋务是“水磨工夫”,颇不相宜。哪知刘锡鸿不死心,托出郭嵩焘的一个好友朱孙诒来关说。朱孙诒向郭嵩焘说:“你批评他不宜办洋务的话,我都跟他说了,他亦很有自知之明,表示一切不问,你只当带一个可以谈谈,以解异国寂寞的朋友好了。” 听得这样说,郭嵩焘可怜刘锡鸿穷困不得意,便上奏保他充任参赞。刘锡鸿是个司员,而且只是六品的员外郎,论资格只能当参赞。 不过上谕下来,竟是“刑部员外郎刘锡鸿着即开缺。以五品京堂候补,并加三品衔,充出使英国副使。”这种例子,殊为少见;其中有个内幕,军机大臣李鸿藻对郭嵩焘的态度,有些怀疑,怕他出使后,处处帮英国人讲话,因而提拔刘锡鸿,以副使的身分去箝制正使。 这刘锡鸿是个不明事理的人,以为李鸿藻派他去当“打手”,所以谢恩以后,便去看郭嵩焘,责问他为何不保他当副使而当参赞?说他不够朋友,另外还有很难听的话,等于是骂了郭嵩焘一顿。 郭嵩寿气得半死,总是遇到这种恩将仇报的人,只好自怨命中注定。后来刘锡鸿果然处处跟他为难,而且大吵大闹,不顾体统,郭嵩焘写信给李鸿章,形容共事为“鬼嗥于室,狐啸于梁”,公使馆的上下不安,可想而知。 其时刘锡鸿已调充驻德公使,可以单衔上奏,彼此互劾,而由于刘锡鸿有李鸿藻撑腰,占了上风。李鸿藻的门下,赫赫有名的“翰林四谏”之一张佩纶,上奏“请撤回驻英使臣。”郭嵩焘大为泄气,一再求去,终于在光绪五年七月改派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接替郭嵩焘,不过刘锡鸿亦同时垮台,改派郭嵩焘所欣赏的李凤苞使德。这是李鸿章力争的结果。 郭嵩焘在英国博得极好的声望,所以于郭之去,多表惋惜。郭嵩焘原配早死,继室下堂,只带了个姓梁的姨太太赵英,照她的身分是不能觐见维多利亚女王的,竟亦破例特许。但在英国如此,回国后郭嵩焘自知李鸿藻这班人不会放过他,而且已六十二岁,因而决意引退,一到上海即称病,不回京复命,而请开缺,终得如愿以偿,回湖南后住在长沙。身虽在野,并不消极,关于时政,特别是洋务方面,常跟李鸿章,曾国荃书信往来,细作讨论。日子过得也还闲适。 这一年──光绪七年,郭嵩焘年初年尾有两件比较快意之事,一件是二月间,调回国充任通政使司参议的刘锡鸿,因为李鸿章敲掉了他的“洋饭碗”记恨在心,奏劾李鸿章跋扈不臣,俨然帝制。李鸿章正在红的时候,刘锡鸿自不量力,出以此举,自然是自讨没趣,上谕斥责其“信口诬蔑,交部议处。”结果竟落得个革职的处分。 再一件就是左宗棠来拜访。排扬阔极,顶马、跟马、高脚牌,前呼后拥一顶绿呢大轿,内中坐的是头戴宝石顶、双眼花翎,身穿四开禊袍黄马褂,鼻架一副大墨晶镜的东阁大学士恪靖侯。首府长沙知府及首县长沙县,早就在郭嵩焘家附近,清道等候;湖南省的藩、两司、修补道等等,亦来站班。可是郭家双扉紧闭,拒而不纳,左宗棠只好在大门口下轿,由戴红顶子的“材官”上门投帖。 “不敢当,不敢当!”郭家门上到左宗棠面前,打千说道:“请大人回驾。” 左宗棠早已料到有此一着,一点都不生气,和颜悦色地答说:“你跟你家老爷去回,说我是来看五十年的故人;便衣不恭敬,所以穿了官服来的。” 门上一进去,久无消息;首县看“爵相”下不了台,硬闯进去跟郭嵩焘打躬作揖,说是如果不见,全城文武亦都僵在那里了。请他体恤下情。总算说动了郭嵩焘,开正门迎接,不过他自己只是站在大厅上等候。 “老哥!”左宗棠见面便说:“宗棠无状,特来请罪。”接着,拂一拂马蹄袖,捞起四开禊袍下摆,跪了下去。“不敢,不敢!”郭嵩焘也只好下跪答礼。 随从官员,将主客二人都搀扶了起来,左宗棠便自责当年的不是;也不解释是为了军饷,“有土斯有财”的缘故,只连声:“是我该死,是我荒唐。” 左宗棠一向健谈,谈西征、谈边防、谈京里的新闻;又从曾国藩谈起往事,一直到中午都没有告辞的意思,郭嵩焘也不便像督抚会客那样“端茶碗送客”,便只好留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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